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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系列传记-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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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住得近了,二人之间走动更多。一天,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陈毅是个耿性子人,当下十分生气,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是“西安事变”时才听说张伯驹这个人的。当时,他在张学良的官邸见到了一幅字体很怪的条幅,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
  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
  见人不正,虽贵不敬;
  得不为喜,去不为恨;
  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
  周恩来很欣赏这段话,于是,张学良便把张伯驹的为人细细向周恩来讲了,并把这幅字转赠给了周恩来。以后,周恩来戎马倥偬,这幅字同许多东西一道都遗失了,可张伯驹这个名字他却记了下来。后来,他又听傅作义、何香凝、茅盾等人谈起过他,印象就更深了。此番听陈毅这么一说,周恩来想了想说:“事情虽然不大,可影响不好。康生同志也许忘了,不记得有这回事了,我们想个办法提醒他一下。”
  陈毅有些不服气,说道:“他这是老毛病了,见了好东西不肯撒手,开头说得好听,借。借借就不还了。”
  周恩来微微一笑道:“我让颖超和小曹谈一下,慢慢来。否则,对张先生也不好。康生同志是聪明人,一点就透的。”
  邓颖超找到了曹轶欧,谈话是十分委婉的。
  “小曹,听说康生同志借了几幅不错的明清山水画,不知还了没有?恩来说,想借来看看呢。他那个人,别看忙,也喜欢看画,真的,看一幅好画,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呢!”
  曹轶欧一怔,马上说:“哦,那几幅画,刚刚还了。总理喜欢,我想办法再借来。”
  邓颖超摇摇手:“既然还了,就不麻烦了。以后若借到什么好的字画,告诉我一下。”
  当晚,康生便让人把那几幅画儿送到了张伯驹家。见了画,张伯驹好生惭愧,以为是错怪了人。对陈毅一说,陈毅听说画已经送回,心中暗觉好笑。见到总理时,便把这件事说了。大家都知道康生一向的为人,也便没再说什么,这件事就算放下了。
  便是连周恩来、陈毅也没想到的是康生对这件事竟然耿耿于怀!
  曹轶欧把邓大姐的话对康生一说,康生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张伯驹这般小气,不识时务,委实是他所没想到的。这几年,光是地方上送的古玩字画、碑帖砚墨,也有几百件呢。有些人想送,他还未必收呢!张伯驹算个什么人,国民党的遗老。解放初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没拉他去“打靶”,已经便宜他了。如今神气活现起来,以为这天下还是国民党的,真正让人切齿。前番让他出山搞现代戏,太高抬他了,他居然不干。为几张破画,居然告到了总理那儿去,实在是太过分了!表面上,他让人把画送了回去,心底里,却牢牢地记下了这笔帐。
  有帐就不怕算,等着吧!
  这些,张伯驹一点儿也不知道。
  虽说张伯驹婉言拒绝了参加现代戏的创作一事,但他内心里,对中国传统的京剧艺术还是极为偏爱的。1942至1943年间,高庆奎、言菊朋、余叔岩接连去世,令张伯驹极为悲悼,所以,好多年中,他不听戏,不去戏园子,怕触动伤心事。高、言、余三位同庚,均生于1890年,又几乎是同死,死时均不过五十岁出头,怎不让人难过。忆起依稀往事,每每怆然泪下。解放后,四宇宁和,万象峥嵘,人的精神好了,加上有了几分岁数,从前的爱好又浓了起来。北京的票友、戏迷最多,不相识的人,也常常可以在京戏中找到共同的语言,像张伯驹这样的老戏迷,自然不甘闲呆。他不懂现代戏,但对传统的保留剧目如《让徐州》、《卧龙吊孝》、《李陵碑》、《哭秦庭》、《逍遥津》等几十个剧目,还是耳熟能详的,高兴时便哼上一段。天桥戏院只要有演出,他除非有特别的事,肯定是场场必到的。北京的一批著名京剧演员,如长于“方巾丑”的萧长华,演旦角的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程砚秋,文武善能的谭富英,演净角的袭盛戎,演老生的马连良,他都熟得很。若去上海,无论如何也要看一场周信芳的《四进士》或是《徐策跑城》。这一年,文化部搞传统剧目的整理等项工作,征求他的意见,他欣然地参加了,任顾问。虽忙,却乐此不疲,为传统保留剧目的整理工作出了许多点子,被授予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名誉理事。康生见到名单上有张伯驹,心底的火更盛了。
  因为这等于是在对着干了。
  而张伯驹,却以为这是在为革命做贡献,年届六旬,他反倒更觉年轻了。
  七
  文化部开了整整一下午会。
  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大家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购买公债。
  晚饭后,在部机关的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些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晚上的会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因为下午部里已经开过全体大会,部长茅盾做了动员报告。购买公债的意义,就不必再重复了。今天晚上的任务,是抓落实。在许多时候,数量也反映了态度。
  解放后,中央各部都吸收了一些民主人士担任各种职务。从经济状况来说,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解放初,实行供给制,从部长到科员,都是挣分。1950年,实行包干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自1955年,供给制和包干制才改为工资制,大家的手中多少有了一点钱。工资制才实行一年多,钱很有限,所以,要搞好这次买公债的工作,也不那么简单。
  小会是座谈式的,没有什么程序,大家随便议论。文化部文人居多,古来便是“穷文富武”,便是旧时出名的文人,也没有几个是真正有钱的。靠“爬格子”挣稿费,终是有限的几个钱。而那些工业部、商业部之类,留用人员的经济基础则好多了。
  先是部长茅盾带头。他的稿费多一些,在文化部算是“大财主”了,一上来,先自报买五千元的公债,接下来是夏衍副部长,自报了四千。郑振铎的经济基础好一点,又是党外人士,头一定是要带的,报了八千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
  沈部长笑笑说:“没关系,大家量力而行,条件好的就多报一点儿。支援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人有责。今天在座的,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扭脸看看夏衍和郑振铎:“包括我们几个,也算是知名人士吧?”说完他又把目光在会场上扫了一圈,继续说道:“自古‘人怕出名’,为什么呢?因为时时处处有人在看着你。名人的‘名’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社会。所以说,当了一个名人,便不仅仅属于你那个家庭,而是属于社会了。全国的文化工作者干千万万,最出名的今晚差不多都在这儿了。希望大家都能带个好头,别让人家在后面戳脊梁骨。”
  会场又是一阵静寂。
  郑振铎的目光落在了张伯驹的身上。
  今晚在座的几十个人中,他是公认最有钱的人了。关于他倾家荡产买古字画的事,还很少有人知道。
  “丛碧先生,你来讲几句巴。”郑振铎笑着说。?
  张伯驹如坐针毡,让郑振铎这么一叫,更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憋了好一会儿,他才吃力地说:“我……一定带头,一定。回去,我和内人商量一下,争取……买多一点儿。”
  会又开了半个多小时,散了。后来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张伯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有口难言。谁相信他会没有钱呢?
  当年的“四大公子”,哪个不是家财巨富、挥金如土?若在以往,十万八万,绝不在话下。可如今,让他凑一千块钱出来,也是太难了。而且,又能找谁去借呢?从前,凭他的一个名字,随便到哪个银行、钱庄,都可以借几万块钱,可如今,谁会借给他呢?
  终不能只报一千元吧?
  而这一千元,已经是在“瘦驴屙硬屎”了。能不能凑够,还难说呢。
  话说回来,堂堂张伯驹,买公债只报一千块钱,还不会让人笑掉下巴!大家会怎么看,又会怎么说呢?
  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此番,才生平第一次尝到了“阮囊羞涩”的滋味。
  散会了,大家三三五五地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走。张伯驹双腿发沉,脑子发木,也往外走,心里乱糟糟的,真的,这又不是硬朝你要,而是买公债,和在银行里存款差不多,到时候既还本,又付利息,个人是一点儿也不吃亏的。最难的,是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
  郑振铎跟在他身侧,关切地问:“丛碧兄,你怎么了,不舒服?”
  “没……没什么。”张伯驹闷闷地答道。
  他说不出口,因为一言难尽。
  “有什么顾虑么?”郑振铎关切地问:“商业部有位民主人士,担心买多了,政府会没收。其实,根本不会。买得越多,越表明你爱国。这方面,当然也因人而异。周扬部长不是才买了两千块钱么他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没有钱的。”
  张伯驹回到家,便一头扎进书房里,一个人愣愣地出神。能想到的主意都想遍了,也想不出个办法来。家中,除了那些字画外,真是别无长物了。桌椅板凳,就是卖,又能值几个钱?
  可是,卖字画……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早就抱定了一个宗旨:无论怎样,也不卖字画的。这话,他对亲戚、朋友,对慧素,都讲过许多次。
  况且,解放前夕,他已经留下遗嘱,把包括《平复贴》、《游春图》在内的最珍贵的二十件古董字画给了慧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便已是属于慧素的东西了。既然已经给了慧素,又怎么往回要呢?这就像他送给妻子一件首饰一件衣服一样,送出去以后怎么能再要回来呢?
  当然,他没死,财产依旧属二人共有。可这个大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复杂,还有前两房夫人在世。慧素年轻,把东西卖了,慧素将来怎么生活呢?自己已是半截子入土的老人了,可慧素还年轻,才四十岁出头,孩子又小。将来,她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若在以往,他可以不去顾忌这些。有房子,有地,租出去,一年总可以收到万儿八千块的租息。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自己住的小院子了。以前大手大脚惯了,现在只靠那么一点儿工资——加起来只有二百多块钱,月月花光。将来自己死了,她们怎么办呢?
  再有,女儿已经大了要给她今后的婚事考虑了。没一份像样的嫁妆,在他们这么样的一个家里是很丢人的……
  他要强了一辈子,如今老了老了,却要丢人现眼了呢!
  慧素见他闷闷不乐,知道一定是有了什么解不开的心事。她已经有好多年没见他这种样子了。他这个人心宽,一般的事,从来不会皱眉头。
  “吃饭了?”她小声地问。
  “唔。”他随意应了一句。
  她在桌角放了一杯绿茶,一只手搭到了他的肩上。
  他心中一阵酥暖。
  人一老,便更觉得妻的可贵了。这么多年了,她总能理解他,总能帮助他。可自己,却总给她添事。
  不知为什么,他感到深深的内疚,似乎做了什么错事。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么?”妻子的声音分外柔和,充满了关心。
  “没……没有。能有什么呢?”他勉强地一笑,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他自己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
  “老傅今天下午来了,说是谭先生故去了,死的时候很孤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噢!”张伯驹若有所思,应了一声。
  谭得侃也算是个精明人呢。对古董字画,称得上是个真正的行家。若是不那么贪心,何至于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上次谭得侃从这里走后,不久,他便听说了,谭得侃被划成了漏网的地主。在新社会,地主是很让人憎的。谭得侃在上海那些房子的事,张伯驹也向陈毅问过了,其中的情况比谭得侃讲得还复杂。陈毅告诉他:那是一批官僚买办的资产,中间的内容很肮脏,政府已按规定全部没收了。
  也许,这就叫“鸡飞蛋打”吧?
  人世间,有没有“命运”这种东西呢?如果有,一定和人的品质相联系。能说谭先生是一时糊涂、走火入魔么?他本来是可以很有发展的,他的收藏之丰富,是罕见的。然而,从一开头,他的心术便不正,为的是钱,是待价而沽……
  这么多年,他也算是阅尽沧桑了。光他认识的人名字写出来,也够挺厚的一本书了。老谋深算的大帅张作霖,英雄一世,盖棺却仍无法定论;力主封建的大文豪辜鸿铭,反对白话文,却提倡纳妾。还有张勋的辫子军,袁世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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