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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时，陈毅知道刘伯承还是除了工作学习不爱文娱活动的老习惯，就想方设法让他休息。常常劝刘伯承说：“你眼睛不好，年纪也大了，不要这么拼命，出去玩玩可以延续生命，为党多干些年。”经常邀他到江南名城作短期旅游，苏州、无锡、镇江都去玩过。刘伯承笑着对秘书说：“陈老总是钓鱼的，每次来钓我都上钩，把我钓走，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
军事学院重大活动，陈毅也参加。1951年夏天，刘伯承领导军院在安徽凤阳县临淮关，组织了一次江河进攻战斗实兵演习，陈毅和他一起审定了演习作战方案，并参加了演习的全过程。
到了1958年5月至7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克服思想和工作中缺点的“反教条主义”，搞成了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刘伯承元帅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领导的南京军事学院，被说成自成立以来就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邓小平同志在刘伯承同志逝世后，写过一篇《悼伯承》的文章。其中提到：“为造就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伯承呕心沥血，在仅剩一只左眼、视力也严重减退的情况下，还拿着放大镜，将上万字的外国军事译著和大量的自编教材加以校订和审定。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也曾说过：“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但在1958年那次林彪跳得最积极的军委扩大会上，却要正在外地生病的刘伯承赴京出席会议听取意见，接受批评。刘伯承不得不到北京住进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他在来京的火车上一夜未能成眠，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主席曾关注地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查，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今年已8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而和刘伯承感情深厚，对党内斗争有丰富经验的陈毅，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中，却敢于“开顶风船”，他亲自到北京医院看望刘伯承，极力安慰战友，要他宽心治病，不要把自己搞垮了。刘伯承谈到一定要虚心接受批评，还要写检查。陈毅对这次会议的开法本来就有意见，看到到刘伯承都这个样子了还要写检查，更来火，说道：“你写啥子检查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在有人想趁此时机，对刘帅落井下石的境况下，老战友道出如此深情的肺腑之言，多么令人感动啊！
但严于责己的刘伯承，还是坚持要出席大会发言作检查。
7月10日这天，怀仁堂会场的气氛十分严肃沉重，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一千多双眼睛注视着主席台。当刘伯承元帅由两人搀扶着，刚刚出现在主席台深处时，全场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持续达半分钟之久，这不像是将要听一个“有错误”的人作检讨，倒像是欢迎胜利归来的英雄。许多人一面鼓掌一面淌着滚滚热泪。这动人的场面，表达了在场的将军们，对戎马数十年，舍生忘死，为党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奋战疆场的刘伯承元帅的无限敬爱与崇敬，也是对这次会议错误倾向的无言抗议。在主席台上的陈毅，更为老战友如此深受同志们的敬爱而激动欣慰。
当意志坚强的刘伯承，发出与他虚弱的身体毫不相称的宏亮声音宣读发言稿时，人们早已谅解了一切，发言结束时，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欢送敬爱的刘伯承元帅离开会场。许多年后，当人们谈到此番情景时，仍感慨不已。
刘伯承想拉住战友热情的双手
十年动乱期间，陈毅受到许多折磨，他仍然一如既往，坚强地挺住，不停地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斗争。刘伯承后来已双目失明，陈毅对战友的健康很关心、惋惜，但看到四周险恶的环境，有时反而安慰老战友说：“你这样也好，眼不见心不烦！”这听起来似戏谑的话多么沉痛啊！
1969年，林彪以“战略疏散”为名，将在京的朱德、董必武、陈云、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统统赶离北京。陈毅被下放到石家庄一个工厂里锻炼，厂里条件有限，陈毅经常腹痛查不出病因。后经总理批准回京治病时病痛加剧，送进301医院当阑尾炎开刀，打开腹腔后，才发现是直肠癌，而且已经转移。治疗过程中又受到林彪集团干扰，延误，致使为中国革命奋斗终生的陈毅元帅，终于在1972年11月4日离开了人世。
他的最后一次战斗，是在林彪出逃摔死后，中央召集的一次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那次会上，陈毅义愤填膺地对林彪在红军初创时期的真实面目，作了全面的揭发，将多年来被篡改的党史、军史作了权威的更正。为了保存这一珍贵史料，会后请陈毅校定讲话记录。陈毅病重无法阅稿，竟用了一个上午重新口述录音，长时间讲话，几乎耗尽了他的体力，谈完后，一股鲜血从鼻腔流出，这是英雄陈毅，竭尽生命之力所做的最后一次冲击，自此卧床不起，直到逝世。他临终前，给亲人留下的最后遗言是：“……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重病在身、双脚浮肿，久已不出门的毛泽东主席，决然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并且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比陈毅大9岁的刘伯承，没有想到战友竟先自己而去。
刘帅已双目失明，他一定要去向陈毅的遗体告别。开到灵堂外的汽车刚刚停下，刘伯承一出车门，就老泪纵横，大声呼唤：“陈老总，你在哪里，陈老总你在哪里？”
由两个人搀扶着，他颤巍巍地向前走，两手伸向前面，就像往常一样想要去拉陈毅热情的双手。
可是静静地仰卧着的陈毅，已再也听不见战友的声音，再也不能用爽朗的笑声来迎接亲密的战友了。
刘伯承来到陈毅遗体旁，流着眼泪，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几次抚摸陈毅的身体，向几十年来，在雷鸣电闪，枪林弹雨中，同生共死，知心、知己的战友，作最后的道别。从他那双已失明的眼睛中，流淌着的痛苦的眼泪，代替了深沉的千言万语。
在场的陈帅的亲人、战友、部属，为这从未见过的动人场面，流泪、饮泣，有的人忍不住放声恸哭起来。
这悲壮的最后一幕，展现了比山高、比海深的两位中国元帅的生死情谊，它必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灵中。
陈毅系列传记——“九大”前夕张春桥迫害陈毅的丑剧
“九大”前夕张春桥迫害陈毅的丑剧
盛海伦
1968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
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
但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他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要迫害老同志，特别要迫害陈毅，张春桥十分起劲，他一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作了布置。他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
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徐景贤直接抓。
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重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中摘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张春桥重点要迫害陈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陈毅在上海的干部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张春桥要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
有一天，张春桥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内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以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落下了眼泪。张春桥看了以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各区县局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四百人，连宴会厅旁边的走廊都挤满了人。张春桥亲自出马，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他的老底：陈毅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地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市长过去批示过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条“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所谓尖端材料。
经过一个多月的搜集，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纪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分，条条都是诬陷诽谤。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审定，徐景贤把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纲上得更高。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除了搜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搜集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人的材料。这批材料，共计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1969年3月初，王洪文和徐景贤接到通知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王洪文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和上海代表团都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