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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未落，在旁速记的一个外交部的造反派倏地起立分辩：“陈老总，关于对×××同志的看法，我们和你有分歧！”
“你算了吧！”陈毅不容分说地猛一挥手，“我对他比你们了解，他是华东的干部，这个人历史上就投机！”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他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讲，语气中不无责备的意味：
对于干部的缺点错误，可以揭发，可以批评，但反对乱斗，反对胡来。你们在座的这么多干部子弟，你们的爸爸妈妈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现在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你们不心疼哪？！在座的还有工农子弟，你们的爸爸妈妈为工农大众辛辛苦苦打天下，现在他们无辜地被冤枉，受委屈，你们也无动于衷罗？！……
陈毅还讲了历史，讲他在红军初创时期曾经反对过毛主席，曾一度使毛主席离开了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但实践证明毛主席是正确的，比自己高明，便心悦诚服地向毛主席作检讨，陪礼道歉，仍旧把毛主席请回前委领导岗位。还讲了中央苏区打AB团时捕风捉影、刑讯逼供的惨痛教训，冤死了很多人。他自己也被怀疑为AB团长，只能向人家低头，不敢抬头，走路都得靠着边边走，差一点杀了头。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毛主席很快回信支持他，不但使他幸免于难，还向他委以重任，把当时的军费和自己的手稿托他保管。他要大家牢记这些历史教训，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
接着，他心情沉重地说：
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伯恩斯坦、考茨基来修正他，有列宁、斯大林，就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来修正他，我们有毛主席，就没有人来修正他呀？……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需要很长时间。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
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倒是你们还年轻，要学会受委屈，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题。你们现在就那样凶，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如果掌权，那还得了？要出人命的呀！
不是要向毛主席学习吗？毛主席就最能受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10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陈毅滔滔不绝地一气讲了七个小时。
散会时，已是2月17日凌晨4时许。留学生们似乎都有一种沉重的使命感，当他们离开中南海时，一个个神色庄重而严肃。
在长达七个小时的接见中，神经最紧张的要数警卫秘书宫恒征。他随时准备给陈毅某种暗示，提醒他别因说“过头话”而惹来麻烦，直到接见结束才松了一口气。他不得不承认，一开始就小视了这些留学生，以为他们肯定“左”得出奇，不知会找多少麻烦。其实这些留学生是很守规矩的。他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接见。学生们显然被陈老总的讲话深深打动，气氛融洽，神情专注，整整七个小时没有一个人随便走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留学生代表们对陈毅的讲话，除个别人外，反响很好。乔晓阳说，听了陈老总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前些日子百思不解的事，此时豁然开朗。“文化大革命”会错吗？他以前想也不敢想。现在懂得了要学会用脑筋想问题，要不断提高分析判断能力。他觉得自己更加贴近陈老总了。他从陈老总的傲然正气，看到了党的希望，国家的希望。
通过接见增进了两代人之间的了解，加深了感情。出于爱护和保护陈毅的需要，留学生代表们相约不把陈毅讲话的内容向不可靠的人泄露。这些讲话的尖锐程度，随便摘取几段都可以成为致人于死地的子弹，是林彪、“四人帮”迫害者一辈革命家所求之不得的。但林彪、“四人帮”罗列的所谓“二月逆流”的“罪证”中，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不仅如此，现在流行的几种“文革史”、“文革资料”中，也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事实说明，这些归国留学生代表们严守秘密的努力是有效的，也有力地说明了人心的向背。
陈毅讲了许多老干部想讲而没有讲的话，受到老干部的真心欢迎。有的留学生把陈毅的谈话向一些老干部悄悄作了转述。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原来失去生活勇气的，听了陈毅的讲话后重新振作起来，看见了希望之光。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关怀陆小曼
陈毅关怀陆小曼
胡先锐
陆小曼（1903—1965）是徐志摩的遗孀，不但光彩照人，品貌超群，而且能歌善舞，书画俱精。胡适夸赞她：到北京不见小曼，等于没到北京。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飞机在济南遇难，他和陆小曼没有子嗣。解放后陆小曼单身一人十分孤寂，蛰居上海斗室，过着由奢入俭的未亡人贫困生活。
1950年秋，上海市举办第一届书画展，街道居委会鼓励陆小曼送几幅作品去试试，竟被选中两幅。开幕之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夫人张茜应邀参观，陈毅在陆小曼作品前驻足凝视良久，连称好画。再一看作者是陆小曼，他对陪同人员说：“此人当年有‘南有唐瑛、北有陆小曼’之称。”随后又告诉张茜：“过去我在上海中法大学读书时，多次听徐志摩老师讲课，依辈分而论，这陆小曼还是我师母呢！”
事隔不久，陆小曼被吸收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并领到一张华东医院免费就诊卡。1956年上海画院成立，陆小曼被该院聘为画师。她的工资由参事室发放，使她晚年生活无虞。1965年陆小曼病逝，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陈毅关怀陆小曼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新闻媒介传到海外，成为美谈。胡适感慨地说：“有人说共产党无人情味，我不敢苟同，陈毅这人，人情味就很浓。”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与赖月明的战地姻缘
陈毅与赖月明的战地姻缘
刘水耕
北京，1988年9月25日下午。
久卧病榻，已经丧失正常说话能力的前全国妇联主席蔡畅，接见了一位阔别数十年的老朋友。
“大姐……”这位来自赣南的农村妇女趋近床前，哽咽起来。
蔡畅挣扎着伸出双手，颤抖着，颤抖着。布满青筋、骨节突露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位与蔡畅相对而泣的她，就是陈毅早年的妻子——赖月明。
1989年初春，我们来到赣南拜访了这位74岁高龄的老人——当年的石城县委妇女部长赖月明。
此时，从外表看，她已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昔日战火硝烟在她脸上刻镂的皱褶，蒙上了一层泥土尘埃。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她恬静地笑着，徐徐地把我们带入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
和陈毅第一次见面
1914年旧历7月，我出生在兴国白石村，乳名赖三娇。
我父亲赖来义是个私塾先生，靠教书勉强维持家庭生活。14岁那年，父亲把我卖给杰村圩一户姓谢的做童养媳。
第二年春天，红军开进了杰村圩。在村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红军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区妇女改善委员会。我终于脱离谢家，报名参加了区妇女改善委员会，后来担任改善委员会主任，那年我刚满17岁，更名赖月明。
我无忧无虑，没日没夜地泡在工作里。1932年4月，少共中央来通知，送我去瑞金师范学习培训。后又将我分配到少共江西省委。当时，少共省委驻扎在宁都北门的一条小街上。书记张绩之找我谈话，要我在少共省委儿童局工作。
不久，粤北南雄水口大捷，中央红军主力要垮了“围剿”的粤敌20个团。配合主力作战的江西红军回到宁都作短暂的休整。少共省委马上组织人员进行慰问演出。
文艺队演出了不少节目，最后，由我与少共省委宣传部长李美群压尾，对唱兴国山歌，
我这个人没有哪般过人之处，对歌儿却天生有副好噪子。起初，不敢抬头，也不敢放大嗓门。唱了几个，听得下边掌声呼啦啦山响，我的胆子便壮了，扬起胸壳，脸孔红扑扑地发烧，台下前排的观众中有个宽脸膛的首长几次站起来，边拍掌边瞅着我，待掌声稀落，他便扭头扯着四川口音朝战士们喊：“喂，同志哥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嘛？！——”
战士们齐刷刷地直脖子叫：“好——”
“要得要得！再来一个——”那位首长蛮爽快地冲我招手。他身边的张绩之一个劲儿打手势。
我得了鼓励，十分高兴，一首接一首兴致勃勃地唱下去。
那晚，演出直到下半夜才停止，下了台，我问张绩之，那个逗趣儿喊话的首长是谁。
张书记说那是陈毅司令员呀。
我吓了一跳，吐着舌头暗暗庆幸，好家伙！好在未得罪这尊黑面菩萨。
这就是我和陈毅的第一次见面。
蔡畅作媒
第二日我便与陈毅直接交道了。
那是早饭过后，我和李美群拿着自制的板子拼拢两张饭桌打台球，过了一会，外面走进一伙人，当头的就是陈毅总指挥。
李美群叫了声陈司令员。陈毅便走了过来，在我身边抱着臂儿看了会，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膀：“打得不错嘛，你这个小鬼头，怎么不理我呀？哈，我晓得了，江西老biao不好惹，江西嘛，山多水多田螺多，田螺妹子也多，山歌更多！……”
“四川佬，你什么意思？我是田螺妹子，你是什么？！”我停了球，瞪着眼跟他赌气。
陈毅一愣接着嘴一咧哈哈笑了。他要过李美群的板子说：“小鬼头，莫发火嘛！来来，我们两个对对！目标——发球！——”
“哼！”我翘起嘴唇，啪的就是一个球过去。
陈毅连忙把球对过来，打了二盘，我都输了，我红着脸：“啪”地撂下板子，打着兴国土语说道：“不打啦，打这种鸭蛋儿算不得本事。”
一伙人都笑了。陈毅还捏着板儿愣在那儿，张绩之笑着过去把他拽人自己的办公室。
我和李美群躲到一边跳绳子玩，在窗下能听到屋子里的说话声。
张绩之笑着说：“陈指挥，你看看，这个赖月明不错么，你孤单单一个郎子，要不要我去说说，招个嫂子暖暖脚好不好？……”
“我说同志哥，岔了岔了，革命没有成功，打什么老婆的主意…”陈毅这么道。
“哎，不能这般说。说说我吧，也是革命里头找着个屋里人，我眼看就要做爸爸了，还不是一样的干革命！”张绩之反驳道。
“老张的话对，陈司令员，我看你的确该考虑考虑婚姻大事了。”这是少共省委组织部长钟浩培的声音。
“哈哈！我说同志哥们你们可是推老牛下坎，是不是嘴馋想打我的地主？既然有这个意思，那好，你们去跟那个小鬼头说说……”
我气得跺脚，嘴里“呸”地一声。李美群掩嘴偷偷笑着，拿手在脸上比划着羞我。我来了性子，抓起地上一块土坯，“砰—”往窗户里扔去。
我又气又急，扭头便跑，冲进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门，一头倒在床上，嘴里叽哩咕噜地骂了一阵，躲了好一阵子。“扑嗤”一声，我笑了起来，心想人家只不过是取乐子罢了，生这个闲气又何苦？
不曾想，说客真的寻上门来了。
打头的是张绩之，后是钟浩培等人，他们轮番向我进攻。我真有些气疯了，叉着腰大叫：“莫捏着弯弯捣鬼啦，我不会嫁给他的。他是总指挥，我是个小鬼，平民百姓一个，嫁个当大官的，只有作婢为奴的份。……”
“月明，你个死脑壳，土里土气！总指挥看上了你，你就允了吧。我们可晓得哩，总指挥是个知冷知热的郎君，要是我，嫁着这么一个，心肝哥哥，还不知是哪辈子修下的福份呢。”李美群逮个空子，搂着我的肩头，贴着我的耳根劝导我。
这样一来，我好端端的心绪被搅乱，昏昏颠颠寻思开了：也许，大伙儿的话是有道理的，树大分杈女大出嫁，陈总指挥那聪明的人瞧上了我，把话挑明了，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他呢？
真正使我改变态度，并且应允与陈毅结婚的，是省委书记李富春和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蔡畅来作媒。那时，我打心眼里敬重蔡畅大姐；大姐也很关心我，每逢开会她总喜欢拉我坐她身边。我非常钦佩大姐懂得那么多革命道理，所以，蔡畅大姐的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蔡畅大姐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