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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又道：“所以，思想改造问题，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大问题，不可小看。搞现代戏，也就是为了促进人们的思想改造。对那些不愿意走的人，羞羞答答的人，就要在后面推他一把。”
“我是说，对现代戏，我一点也不懂，恐怕……”
“这没什么，会推碾子就会推磨。旧瓶装新酒，旧瓶还是要的嘛。自古以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所以，我们的步子就要大一点儿，口号就要响一点儿，决心也要坚定一点儿。为什么要批判《武训传》？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抓意识形态。如果思想仍停留在从前，就会被历史所抛弃！”
张伯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康生挥了挥手道：“好吧，这个事，你自己再想一想。考虑好了，再答复我。”他的声音低了一低，关切地说：“张先生，大家都是读书人，我这也是为了你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别人抢着干，我还不一定相信呢。”
说着，他走到了大书架前，拿起一函线装的清版《宋元学案》，随意翻了翻，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说：“听人讲，你收藏了不少古画，可以看一看么？”
张伯驹谦词道：“多少有一点，不过大都不在这里。”
“哦，没关系，随便看一看也好。我这个人，革命几十年，对古书古画，却一直有所偏爱，也爱瞎写几笔。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好好切磋一下呢。”康生兴致勃勃地说。方才那些关于“传统”之类的议论，一下子全丢到一边去了。
张伯驹让慧素从里间小书房中取了七八幅字画来。这都是北平解放前夕买的，基本上是明清两朝画家的作品。
张伯驹把画一幅一幅地全挂了起来。
康生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凑近一幅明代画家戴进（字文进，号静庵）的山水画卷，眯着眼睛看了起来。他看得认真、仔细，甚至有点儿挑剔。
“这……是真迹么？”
“是的。”康生点点头，又看第二幅。
这一幅是明代画家吴伟（字士英、次翁，号鲁夫）的《江夏秋居图）。吴伟于明弘治年间被皇帝赐“画状元”之印，名动一时，笔触恣肆而秀劲，山水画的意境很独到。康生看了，不住点头。
再下一幅是清代画家黎简（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的山水画，画风又是一脉，苍润而淡远，康生看得如醉如痴。
接下来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虚谷的山水画，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连声赞了起来。张伯驹站在一边，心下甚是打疑。他不明白，这位康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几件东西，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内人伴竹（曹轶欧的笔名）也喜欢写写画画的，让她也欣赏欣赏。”
张伯驹自无不允，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慧素去找了个布兜，张伯驹则把画一一取下来，卷好，放进布袋里。最后，康生又握着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方才的话，请你再考虑考虑。记住，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送走康生，张伯驹只觉心中很乱。他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康生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说出来的话，似乎不无道理。可是，那些画，难道便不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了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对呢？
此外，对现代戏，他真是一窍不通，连这个名词，也是第一次听说。突然让他去搞现代戏，还要让他去牵头，这不是开玩笑么？
他所说的“机会”，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得其解。
三天后，他措词谨慎地给康生写了一封信，表明他“实在难以胜任”，请康生同志“另择高明”。
然而，一晃两个月，康生那儿再没了一点儿消息。
五
本打算春节一过，就去看从香港重金购回的《伯远帖》的。因为齐白石一直忙，身体又不大好，不能一块儿去。所以，拖到年底，才算办好了看《伯远帖》的手续。手续是由文化部报到中央批的，可见对这件文物的重视。虽然拖了这么久，但张伯驹反倒有一种宽慰的感觉。
古时候，那些王府的千金小姐，也是难得一见的。太轻易了，反倒会失了身份呢！这比喻虽不甚恰当，从道理上说，却是差不多的。想当初《伯远帖》流落街头，被人一次次翻卖，成了一件有价的商品，简直是一种亵渎呢。后来，在张伯驹手上，又呆了整整八个月。八个月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把《伯远帖》细细地看上好一阵，对上面的一笔一划，都印象极深。可以说，已经深深地刻到了脑子里。便是上面的渍点，也印象深深。今天，他又站到了《伯远帖》前。“是它！”他在心中狂唤。
他强作镇定，凝视着《伯远帖》。《伯远帖》放在一个玻璃罩里，平素罩上蒙着不透光的布套，以免紫外线的照射而损坏画面。张伯驹他们进去时，布套才取下来。一块儿去的，还有一位《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背着一架照像机。但是，那里不许拍照，以防对画有破坏作用。这些，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百感交集。
国民政府时代，他曾几次上书，
大声疾呼，要政府出面，把流落于民间的珍贵文物尽数收购下来，以存国粹。后来，也曾自行成立了保存国故委员会，可直到最后，甚至得不到一纸政府的委任。为了和美国老板交谊，政府甚至劝他把《平复帖》拿出来，送给美国人。解放后，正是百端待举，到处都在用钱之时，国家却不惜重金，将此画从香港购回。天渊之别，只一比较，又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在这一件东西上，反映出来的内容却实在太多了。
《伯远帖》静静地躺在绒布的衬底上，显得华贵而精美。书右，是两款乾隆皇帝的亲题，写道：
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dang此幅，兰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
御识
又一款题曰：
乾隆丙寅春月，获王dang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额，日三希堂。
御笔又识
书左，是一幅吴昌硕的题字，并有一幅小画，老树半石，别有雅趣。
同去的河北束鹿画家赵望云道：“张伯老，都云你收藏巨富，这一件又在你手中留过，为什么你没把它买下来？”
张伯驹不知从何说起。
千头万绪，又怎么能一下子说得清。
赵望云小张伯驹近十岁，是王樾的学生，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石鲁、黄胃、方济众等后起之秀，都师承于他。他久在西北，这边的事不大清楚，这时，正好王樾过来了，说道：“那时候，他也差不多是个‘无产者’了，买不起呢。”
蓦地，张伯驹又想起了卫福海将《伯远帖》拿走时的情景。可惜，卫福海已于去年底去世。否则，让他一同来看一看，怕是会有更多的感叹呢。
于潜移默化之中，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更深了一步。
回到家，他特别兴奋。慧素因为有病在床，未能一同去看。张伯驹把参观的情形细细地向慧素说了，慧素也是感触万千。当晚。张伯驹夜不能寐，披衣而起，却见外面月色正好。时钟悠悠地敲了十二下，恰是午夜。
他铺纸振笔，写了起来：
钟敲夜半窥长沟，平生愿，几曾休。琴棋书画，难系天下忧。便是杜鹃尽啼血，心不老，鬓先秋。一帖《伯远》千虑收。看中流，放兰舟。风发意气，百舸竞上游。抖擞精神狂歌去，新中华，万民讴。
他觉得写的很不理想，太浅，也太杂乱。他的心太冲动，像年轻人呢。
第二天上午，他接到两封信。第一封是陈毅寄来的，照例是最近写的几首诗，请他指正。陈毅的诗词有一种大将风度，不拘成格，用字大胆，貌似浅显，其义却深，很为张伯驹所喜爱。说起来，当初他与陈毅认识，也是命中有缘呢。
全国解放后，张伯驹与慧素前往苏州扫墓，回来时，应一些朋友之邀，在上海小居。一天，旧友丰子恺、靳以、魏金枝一同邀他出席上海文化界同仁的一个聚餐会，他去了。席间，见到了南社创始人之一、老词人柳亚子。趣味相投，二人不免谈起诗词来。听说柳亚子同陈仲弘先生相熟，张伯驹很想一见，便托柳亚子将自己的一本诗词集转呈仲弘先生。文人以文会友，古来便是一件雅事，本来没什么。这几年，他不断地见到一些陈仲弘的诗作，有几首，甚至他都能背出来了，可谓心仪已久。他发觉，在陈仲弘的诗词中，有一种他最缺少的豪迈之气。比起来，陈仲弘的东西是豪放派，若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之悲壮，若苏东坡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深邃，若岳武穆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雄壮，而他的东西，则每每总有一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是“小桥流水人家”的遁世之感。他几次想写一些奔放的东西出来，总不能如愿，苦恼了好久。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对陈仲弘的诗文特别欣赏。
有这样几句，他最为叹绝：
“后死英雄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此去泉台集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严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
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
“三峡束长江，欲令江流改。
方知破夔门，东流成大海！“
淋漓酣畅，恣肆痛快。
文如其人。可以想见，作此诗词的人，一定是卓荤不凡之人。
后来，他才知道陈仲弘竟然就是共产党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原来的新四军军长陈毅。
他愕然，失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
“人家一个共产党的大将，会理睬你一个不足挂齿的国民党遗老么？”他在心中暗说。
想不到的是，聚餐会后不久，陈毅便给他来了信，信中对他的诗词大加赞赏，并指出尤其对哪几首最为喜欢。显见，陈毅已把那本诗词仔细看过了。信中，还给张伯驹寄来几首他的近作，并邀他有时间到家中一坐。张伯驹犹豫再三，终于去了，在陈毅家吃了一餐饭，并谈到很晚。从此，便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二十年的友谊。
第二封信是康生寄来的。信封很大，用的是牛皮纸的公文口袋。打开来，是一封便函，很短，仅寥寥几句话，无非是问候一下，并说那几幅借去的画，夫人和朋友见了都很喜欢之类。信尾，是一行小字：
昨，心血来潮，书章单一幅，尚觉满意，寄上。
张伯驹打开了那幅字。
字是用的二乘四的整张宣纸，中间，分两行写了十六个字：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署款为：“康生左手”。
一侧，别有一行行书，写道：
值康生同志参加中央会议归来，兴酣而草。
署款为“伴竹”。
慧素走进书房，把这幅字看了看道：“这也是草书么？”
张伯驹点点头道：“对，早期的草书，是隶书的草写，由草隶发展而成的一种字体。字字不连写，流行于两汉时期，史游的《急就章》便用的这种字体，所以叫‘章草’。应当说，这一幅写得不错。”
慧素道：“怪不得口气那么大，果然有点本事。这一幅，要不要裱起来？”
“先放着吧！”张伯驹淡淡地说。
不知为什么，他不愿同这种人打交道。一想起他，心中便有一种闷闷的感觉。
他不愿意勉强自己。
六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得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形势空前高涨。
几年的工夫，张伯驹更有了一种“新中国的主人翁”的感觉。
热爱从来离不开参与。在文化部，他干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提意见，提建议。有时，便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也拿到桌面上来，供具体办事的人参考。他的见解独特，从不人云亦云、旅进旅退。文化部负责文物的整理与收集、鉴定工作，这上面，张伯驹也付出大量的心血。康生的那个现代戏创作小组一直没搞起来，以后就无声无息了。借走的那几幅古画，也再没了下文。从内心深处说，他不愿意同那些爱教训人的人在一起，更不愿意听那些口是心非的夸夸其谈。康生不再找他，他也乐得少一点应酬。几件明清的古画，虽说算不了什么，可他总觉不那么对滋味。若是康生痛痛快快地开口说：“我喜欢，想要”，他不会皱一下眉头。这般以借代取，未免缺了一点儿君子的风度。
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住得近了，二人之间走动更多。一天，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陈毅是个耿性子人，当下十分生气，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是“西安事变”时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