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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方指导对我们建队的整个过程的评价是客观的，提的建议对我们确实很有帮助。他肯定了主流，对队里存在的问题也能够指出。这样的老教练有时候看问题确实狠准。
龚学平在总结时说，申花队在机制的转换上，在俱乐部的运转等方面对全国影响很大，但是申花队的风波也很多。原先根宝把这个队的打法进行了改变，我们开始也没有看好，预计也不一定好。现在看来根宝还是对的。因此你们在战略上要坚持。另外战术上要有变化。体制转变后，工作一定要抓紧。董事会和主教练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被队员钻空子。在引进外国球员上，一定要高标准。
会议开了近2个小时，陈良宇副书记因有其他会耽搁了，在我们快结束时他才赶到。他对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说：“首先，上海足球一定要上去，决心要大。足球的发展与经济发展要相适应。足球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搞好了对城市精神文明的建设会起鼓舞和振兴作用。上海市委对你们没有订指标，但希望每场比赛必须要有压倒别人的气势。第二点，抢逼围要坚持。第二阶段抢逼围丢了，打强队不容易了，有时打弱队也困难了。下一场对四川全兴队，全兴队积13分，排名第一，肯定很困难。根宝你有轻敌思想，要想把运动成绩搞上去，必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分耕耘一分成绩。成绩要上去，关键在实力。第三点，要立规矩，队里不允许特殊队员存在，个人必须服从整体。如果有队员不把队里的利益放在眼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队员。我们的这种做法，恰恰是为挽救队员。此外，规矩不要变，发奖金也是如此。平就是平的钱，赢就是赢的钱，各级关系要理顺，没有我的面子没关系，但要有上海的面子，要让球迷满意。上海足球要上去，首先申花要上去。申花是上海足球改革的突破口。”
这个会议开得很及时，对我们星期日打四川全兴队在精神上起到了鼓舞和激励的作用。
我们主场对四川全兴队的比赛，确实打出了较高的水平，又体现出抢逼围的气势。最后2比1赢了，排名从第三又回到了第一。
这场比赛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场面。比赛进行到一半时，在沪工作的四川球迷和坐包机来看球的四川球迷与上海的球迷发生了冲突，双方把座椅拆下来掷向对方，打得比我们场上还要激烈。尤其是上海的一些不文明的球迷骂四川民工是“盲流”，引起两地球迷严重对立。事后上海主场受到了中国足协的处分，也给我们下半年打客场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一年申花队注定是风雨飘摇，起伏不定。打全兴队刚顺手，跑到客场对延边队却又是输了个1比2。名次回到了第二。
第二循环比赛是从7月24日开始的。我们主场首战沈阳队，0比0。尽管我们机会很多，但是没有进球，打平让我们非常遗憾，领导、球迷和俱乐部都不满意。但是谁也不会想到，我们后一场客场到北京，居然是1比5，输得惨不忍睹，名次也跌到第四。北京的报纸说，“上海申花队输得让人不敢相信。60天前，气贯长虹、笑傲群雄的那支申花队，好像已经成了昨天的神话。从状元到老四，申花到底怎么了？”
这是申花建队以来输得最惨的一场比赛。
6。提前三天到北京，却1比5惨败
我们是7月30日中午到北京的。为打好这场比赛，我们提前三天到达北京。为什么要提前三天去呢？我考虑北京这几天一直是高温天气，为了让球员们能够早一点适应环境。到北京后，我们下损在绿洲饭店。这个绿洲饭店实际上是招待所，三四个人一个房间，房间里没有卫生间，用的是公共厕所，洗澡要上二楼，脸盆毛巾只能放在床底下。条件与我们现在是没法相比的。
我们吃饭也不方便，每天要坐10分钟车从旅馆到先农坛体育场，在国安队食堂吃。好在食堂的师傅们对我们很关照（1991年我在国奥队的时候，把主场对朝鲜队的比赛选在先农坛，我们关系很好），伙食对我们南方球员还凑合，但是对三个外援便是受罪了。他们吃不惯那些北方菜，肉片烩茄子，青椒炒肉片等等。
记得那场比赛是在下午进行。太阳狠毒，好像能把人烤焦了。队伍午睡起来后，我就感到有点不对劲，队员们一个个萎靡不振，蔫头蔫脑的。
比赛前我提了三点要求：一，要战胜高温（我们过去见太阳就软，万宝路杯赛时我就批评过刘军太阳下跑不动，20分钟我就把他换了下来）；二是必须把高峰和曹限东这两个重点人物盯死；三，我们现在是四四二，队形要保持好，中卫后卫尤其要防身后球。
虽然是这样布置的，但真打起比赛来，问题一下子都出来了。队员们在高温下一点状态也没有，一个个迷迷糊糊，好像在梦游一样。队员虽然也都努力去抢了，但全不在点子上，防守屡屡出现漏洞。开场不到5分钟，国安队传了一个身后球，谢峰下底后轻松将球打进。接着，高峰又连进了两球。
我们的四四二又出现后卫漏人情况，再加上北京队打得快，我们的中场争夺很不力，被对方完全控制了。他们传接球非常顺利，高峰、谢峰便更有威胁，最后，我们接连丢了5个球。显然，窖场被我们抢得没有方向后，国安队对我们进行了很细致的研究，他们的打法很有针对性，传接球速度快，尽可能地以长传转移来破解我们的抢逼围。而我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变化，对高温天气下抢逼围可能遇到的困难考虑得也不够充分，因此，输球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输得实在多了点。这是我们自参加联赛以来输得最惨的一场比赛。幸好是客场比赛，观众还没有骂我。不像我现在，即便到了客场，球迷也要骂我，让我“下课”。不过，在中国足协领导的眼皮子底下输了这场球，面子上有点说不过去。想当初，我可是雄心勃勃回上海的，一年不到再回来，结果又这番模样，实在有点丢人现眼。
好在赛后没有立即返回上海，要去太原迎战八一队，这让我们躲过了一劫。
申花队处境非常困难。就在这时，桑廷良又提出要去教练员训练班学习。晚上他给郁知非打电话请示。由于这场比赛是全国转播，郁知非心情很不好，他在上海的压力非常大。郁知非对桑廷良在这种时候请假好像不太满意。言外之意好像是，队伍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你走合适吗？
我给郁知非打了电话，对他说，小桑的学习是以前已经定好的，让他去吧。再说这是国家体委组织的高级教练训练班，牵涉到他的上岗证，不能因为现在情况不好就不让他去了。郁知非听了我的意见，同意桑廷良去了。当晚，桑廷良便连夜去报到了。这时，我们的班子就剩下我与顾兆年、张德发三个人了。尽管我的家在北京，但我没有心思回去，回去后我怎样面对妻儿呢？整个晚上，我与小顾两个人就在房间里对坐着，一直到深夜12点。我问他，你看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他说，现在下面队员有很多反映，说你在训练的时候叫得太多，骂得太凶，队员有点失去信心了。我一听就想，当年在国二队、国奥队训练时，我也听到过这种反映。我便问小顾，建队初期我叫吗？我骂吗？他回答说，比现在还要凶。我又问，为什么前4场赢球，就没有人反映这意见？偏偏在我们困难的时候讲起这事？这是什么意见？
小顾说，反正我只是听到的。我说，你认为该怎么办？
就直说吧，没有关系。他回答说，这个时候我们都不要急。我说，对，这点你提醒得对。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冷静。你把张德发叫来，我们去查查房。
已经快凌晨一点了，一查房，发现朱琪和申思这两个国奥队队员不在了，他们没有请假就出去了。据说是给国奥队的杨晨和局宁拉出去吃饭了。范志毅也不在，姚俊也不在，同房间的说他们上厕所去了。一会儿姚俊回来了，此时房间里的电话铃也响了。我马上对姚俊说，这是小范打来的。姚俊你上厕所是假，想从后门走是真的。我拿起电话，没等对方说话就讲：“小范你在哪里？你在传达室是不是？赶快绘我上来！”比赛输成这个样子，队员居然还有心思跑出去玩，我真是怎么也想不通队员们是怎么想的。
此时我真是感到焦头烂额。比赛输球，桑廷良定了，偶然查房又有问题，我感到带队真是太吃力了。改造一支球队的技战术难，改造球队的作风更难！
背着大比分输球的阴影，带着一系列问题，我们星期四晚上从北京火车站上车，去下一站太原。我们要在那里迎战八一队。
7。苦闷中，我二上五台山
1比5大败给北京国安队之后，我整日都陷于苦闷之中，思想压力非常大，一团解不开的愁云一直索绕着我。但这时，还得“打掉牙往肚里咽”，不能在队员面前有所表露，我知道，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对这支队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队员也心知肚明，都很配合。
这次惨败让我特别难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长期住在北京，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怎么能在“家乡人”面前如此下不来台呢？更何况，我又是个非常要面子的人。走在北京的马路上，听到熟悉的北京话，我多想听他们说一句：“根宝还是挺中的。”回想起那天场上球迷们对国安队的欢呼，我忽然有一种庆幸的感觉：幸亏我们是在北京输球，北京的球迷只是为主队加油，并没有骂我们，如果我们在上海，输这么多的球，会怎么样？我不敢想象。
输球后，队里特别地安静。房间里电话铃一直没有响。我害怕那铃声，但又盼望铃响。我期待着领导来电话，哪怕在电话里骂我们一顿，心里也好受一些，但又害怕来电话，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去解释。一整天，我就在队里呆着，坐在床边痴痴的，也不知在等待着什么。
整个晚上，再也没有接到其他人的电话。我有点茫然无助，我突然产生一种感觉，我们这支队伍，就像大海中的小船，随波漂泊，没有方向。
也许，领导已经无话可说。也许，领导认为在这个时候不打电话能让我们更好受。但如果领导真的说一句：随你们去吧，这倒也好。然而，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主动打电话。那一晚，我头脑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翻腾，没有半点睡意。我想到了上天，想到了自己的命。下一轮，我们客场迎战八一队。幸亏八一队主场在太原，我们在北京呆了4天后直接去太原，否则我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上海球迷了。在北京平平静静地度过四天后，于周四晚上，悄悄地登上了去太原的火车。
八一队也是块难啃的骨头。他们状态有所回升，前几场比赛战绩不错。这帮小子特别能拼，打起来简直不要命，那股狠劲一点不比我们差。坐在火车上，我一直在想，此去太原，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如果再输球，那该怎么办？
离北京前，我与山西体工队队长、以前我在山西任主教练时的领队自龙章通了电话。1978年至1980年，我带过两年山西队，并串山西足球队夺得了第四届全运会第八名。山西省上到领导下到群众，对我的印象都不错。我在电话里告诉了白龙章我们队到达的时间，希望他安排接一下。
讲完正事，白龙章忽然说：“根宝，你1991年率国奥队来太原，全队上了五台山，至今已3年了。上次去五台山，奥运会预选赛小组出线，你为什么不来还愿？”
我楞了一下，忽然想起了一段往事。1991年，我率领国奥队在白龙章和其他领导的帮助下，在太原与上海队打完了一个邀请赛后，作为调整上了五台山。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香火眨盛。据白龙章说，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撤出延安后，曾与周思来、任粥时住在五台山的一个寺庙中，毛主席还抽了个上上签，他们的住处现在都完好地保存着。当时白龙章说，你让国奥队到五台山来吧，一方面调整调整，一方面请求菩萨保佑。
1991年8月，我们全队都上山，而且全队都钻进了佛母洞。据说，省里某要人的夫人生病，钻了一次佛母洞后，好像“脱胎换骨”，病也好了。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上佛母洞，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而且在钻进一个三四十米深的山洞后，见底，才能看到这个洞口。这个洞里面大，洞口小，直着身子是进不去的，必须在外面人的帮助下，横着身子，先进一臂和头部，才能慢慢挨挤着进去。一般人很难进去，也不敢进，生伯进去后出不来。而实际上，只要进得去，怎么会出不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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