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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这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原以为叫我到上海，是商量02俱乐部的事，对金主任的这番话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将信将疑地问他：“是叫我接上海队吗？”金主任肯定地回答：“是的。”“现在不是在打全运会吗？如果王后军打好了怎么办？”金主任说：“这你就别管了，打好打不好都要换他。如果打好了，足协会给他安排一个好一点的职务。”
这时才真正知道，金主任这么急着把我召回上海的意图。
当天晚上给我的老上级年维泅打了个电话想征求他的意见。老年听了我的介绍后说，上海这个地方搞足球有压力，不比在国家队小，你要慎重一些。
第二天，龚学平、周慕尧、金永昌、李宗镛（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院长）等人在南京西路奥林匹克餐厅设宴招待我。龚副市长对我的印象不错。当他还是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时，我率领的国奥队参加了广电局主办的第一届万宝路杯足球赛并得了第二名。比赛期间，正值江浙一带水灾，我们捐了所得的1万美元奖金。后来又与罗马尼亚队打了一场赈灾义赛。我和国奥队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在吃饭时龚副市长对我说，我们欢迎你到上海来，上海足球这几年太软了。我说，过去北方队与上海队比赛，都说上去先踢他们几脚，上海人就怕了。龚副市长提出要改变上海足球软的作风井要我好好考虑一下上海足球目前格局的改革，并让拿出个方案来。
这次见面，实际上确定了让我回上海接管上海队。
上海要我回去，让我来重振上海的足球。想起了年维泅的一句提醒，上海的压力绝不低于国家队，怎么办？思付再三后决定：接受这个挑战。上海的领导这么看中我，绝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当时的上海足球分一队、二队和三队，还没统起来。一周后，我做了份上海足球改革计划方案，主要观点是把上海的三支队伍都统起来，这样有利于发展。我定的三队主教练是：一队由我负责，二队是杨震江，三队是桑廷良。金主任和李宗镛看了方案后都认为“可以”。汇报完后又回到北京。当时国家队还在北京集训，7月要去深圳打一场与荷兰飞利浦队的商业比赛。比赛结束后，正式向中国足协递上了辞呈，就回到上海。王俊生、马克坚对我此举颇有意见，马克坚打电话给我，让再三考虑一下，并说可以让我留在国家队当领队。王俊生也说，施拉普那走了之后，国家队就是你接（后来王俊生还私下跟我说，如果当时你在，施拉普那走后，国家队主教练就是你而不是戚务生了）。但至今仍觉得，离开是对的。
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一个上海球迷协会的成立大会。龚副市长也参加了。他在发言时说，上海要成立两到三支俱乐部队，用竞争的办法促进上海的足球发展。我们请根宝回上海，就是要搞一支俱乐部队。当时一听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儿，怎么让我搞俱乐部队了？下午到体委问金主任，是不是情况有变化了？不让我搞一队了？金主任未置可否。
这里面确实有了变化，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当初定下来让我摘一队，后来领导们又认为应该有竞争，另外再成立职业俱乐部，这样更利于发展。
那时，上海正举办万宝路杯足球赛，龚副市长基本上每天都去看球。有一次比赛后，他对我说：“根宝，你再去搞一支队吧，不要搞上海队了。老上海队就让王后军去带，这些队员他比较了解，你另外带一支队，外籍球员你也可以招。这时我才知道，我不搞一队了。时隔不久，方案全变了，上海形势的发展，真是追赶不上啊。”
不久，上海召开了足球座谈会，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平副市长也参加了。会上确定上海组建；支职业惧乐部球队的计划，初步定第一支球队由王后军带领，在现有的队员中选十八至二十名球员，余下人员归第二支队伍挑选，第二支队伍由我带。就这样，我的角色变成上海“二队”的教练。
10月初，龚副市长和市体委催我赶紧去俄罗斯选外援。我便与上海体科所的步润生急匆匆赶去娥罗斯，这也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去国外招外援。出发时，头脑里一点方案都没有。只记得龚副市长给我的指示是：“引进就是胜利。”
5。“光杆司令”去俄罗斯招兵买马
现在想来这真有点好笑，去国外招外援，心理价位是多少？
不知道。引进什么位置的球员？不知道。当然，这些也没法知道，还从来没有与外国人谈过这种事，甚至连“外援”这样的提法都没有。再说，我们连队伍都没有，就更不知道哪个位置缺人了？但这工作却是一定要去做的，因为“引进就是胜利”。
引进外援、合同制、转会制，这是足球职业化的标志。不管队伍有没有，先把“标签”贴起来。我领悟到这一切的意义。眼下是一张自纸，那先把框架画出来！
但是，引进要花钱，什么样的价格才算是合理的，能够接受的呢？
龚副市长说，价格不要考虑，反正就这个价格嘛。我追问到底多少呢？“那就每月1000美金左右吧。”他说。这就成了我第一次出国引进外援的心理价位。
去了泽尼特俱乐部。这是一个在前苏联实力很强的俱乐部队，确实有几个非常好的球员。但一问价格把我吓住了：转会费20万美元，月工资8000美元。按现在的行情并不算贵，但在当时却差点把我吓了个跟头。
那些俄罗斯人问我怎么样？我说这些价格与我的价格相差太大了，我最多只能付1000美元。他们说1000美元的队员也有，就是到过中国的泽尼特二队。
这支队里确实也有一些不错的年轻球员，租借一年月工资可以压到600至1000美元。我想，这些年轻球员到上海训练一下，培养一下，或许能源上用场，但是真要带回去，肯定被上海球迷骂“大兴货”，我怎么交代？
看了半天，发现其中一个队员还算可以，据说快被选进俄罗斯国家青年队，工资我也压到每月600美元。但是一谈。他的条件特别多，如一月报销多少电话费，还有探亲等等。一听条件太多，心里有点不痛快，心想你这么年轻，租借一年工资每月给你600到1000美元，条件还这么多，不行。我又问，还有别的队吗？他们说还有，那便是斯密那惧乐部。
斯密那俱乐部老板是个体户，借人家基地搞了个队，见我去他特别高兴，认为有生意可做了。正好那天斯密那队有一场比赛，在雪地里进行。那一天气候是零下10度。经过这场雪地赛，一下子看中了3个：一个是莎莎，踢过泽尼特职业队，当时是斯密那队的队长；一个是守门员库茨，当时看上去守得还可以；第三个是瓦洛佳。他那次没有上场，我只是碰碰运气，看了录像后选的。再看他的身材，感觉也不错。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当时就签约了。莎莎月工资是1000美元，库茨600美元，瓦洛佳500美元。因为我是个光杆司令，签约时队伍也是子虚乌有，但跟别人签合同总得有个俱乐部名字吧。用什么名字呢？想了半天，就贸然起了个“东方俱乐部”。当时想得是，上海在东方，这个名字挺不错的。
引进就是胜利，我终于引进了，这也是中国足坛第一次去国外招外援。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选上的三个人对我今后的足球生涯，竟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莎莎和瓦洛佳为我在甲A联赛中第一年取得第三名立下汗马功劳，也为第二年夺得联赛冠军起了基石作用；而库茨第一次来队里守门，却令我尝到执教生涯中最惨的失败——1比6败给广州太阳神队。
6。竞然成了申花队的主教练
回国之后，便开始为我的“东方队”做筹备工作。王后军的一队当时有二十多个球员，他挑剩下的球员加上原来杨震江的二队，便是我的“子弟兵”。就在考虑队伍的组合和训练时，事情又有了变化。
体委金主任打来电话给我，在电话里他悄悄地说：“情况可能又有变化。”具体情况他也没有说。正好我要向龚副市长汇报外援情况以及工作计划，便赶到华东医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龚副市长。
龚副市长对我说，教练人选上可能要打乱，既然是职业队，教练也不能一成不变，原定的王后军与你各带一、二队的设想，看来要修改了。
原来，德国阿克发公司赞助上海足球队的合同到期了，合同可能不再延续。上海一队今后的路将怎么走，便成了问题。那时上海足坛正值改革的前夜，听说中纺机（中国纺织机械厂）、东方（广播事业局）、申花集团都有心加人，后来中花被推到了第一线。这一段时间的变化，是“所有制”的变化。最后领导拍板决定由申花搞一队。
申花集团过去也赞助过上海队，当他们又一次被推到第一线后，便提出，打破过去使用教练的传统，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教练员。我听说，苏永舜、曾雪麟、方纫秋、王后军和我都是候选人。
球队要变了，教练要换了，什么都变了，也什么都没有了，前面工作的思路又乱了，签好的外援的命运将怎样？想到这里，我糊涂了，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从“02”到上海队，到“东方”，接着再去俄罗斯招外援，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梦里被一种无法知觉的力量牵引着，这场梦对我是福是祸，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如今所有的计划又都乱了。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了。
不久，形势渐渐明朗，申花将接手上海队井负责全面“组阁”。经过多方面研究，他们决定在我和王后军之间进行选择。俱乐部先找了王后军。
王后军很早就开始研究足球俱乐部这个问题了，在这方面，他的思路是超前的，而且还有自己一套比较全面的计划。后来听别人说，在那次谈话中，王后军大谈他对俱乐部体制的研究，井拿出了一套方案，但是，申花方面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只想知道王后军作为主教练将如何组队问题，因此，好像这次谈话有点话不投机，不太成功。谈话结束后，黄浦区的沈立恭副区长没有表态，只是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对俱乐部方面的态度，王后军当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听到这话后，他一下子便楞住了。后来，从沈立恭那里听说，王后军呆呆地坐在那里半个小时没有起身，沈立恭只能陪他坐了半个小时。
王后军曾经带领由申花赞助的上海队夺过联赛亚军，足协杯冠军，对申花做过贡献，至于后来与申花分手，与阿克发合作，这里面的情况，就不太清楚。
几天后，郁知非从美国回来，他和沈立恭找我谈话。那天，我穿了一套西装，看上去精神饱满。当时，心里很坦然，没有一点顾忌。如果他们看上我让我担任申花主教练，那我不会放弃，如果不行的话，就去搞02。郁知非开口便问：“如果你当主教练，将如何工作？”
我说，我离开国家队到上海来，主要是想搞02的。自从吉隆坡失败后我就想搞个少儿足球惧乐部，抓一些小孩。后来上海的领导曾要我搞上海队和东方队。如果要我挑的话，我是想搞02队，我没有想到会让我摘申花队，这是我的实话。前一段我去俄罗斯招外援，也是为东方队的。但不管搞什么队，不管是体工队还是俱乐部队，我带队的方针都是一样的，就是狠抓作风。我从在国奥队和国二队抓作风讲起，讲到我们目前中国的球员最主要的问题是管理。管理不好，训练就不行。训练不好，就出不了成绩，即使是外国俱乐部队，管理也是严的，训练水平也是高的。不管什么队，业余的、职业的，我认为这两条都是法宝，一条也不能松。当时让我到上海来搞上海队，龚副市长和金永昌主任就是希望我能严格管理严格训练，改变上海队“软脚蟹”的作风。
看到沈立恭和郁知非对此好像兴趣很浓，我便接着谈开了。我说，如果我抓申花队，最主要的是改变“软脚蟹”作风。我的作风你们都知道，我抓作风，体现在“抢”字上。中国足球最大问题就是站着踢球，不抢，缺乏对抗，我是一直努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我的特长是培养人才。我从国奥队开始，89年甲A联赛第一年的冠军就是我们国二队，而我们国二队都是由甲B球员组成：守门员李志高是江苏队的，右后卫冯志刚是武汉队的，中卫范志毅是上海青年队的，左后卫孙博伟是四川队的，中卫徐弘是大连队的，前腰是北京队的高洪波……所有的球员，在当时都是出自甲B的球队。甲B的年轻球员经过我的训练组合，能拿冠军，当时的足坛霸主辽宁队就是赢不了我们，加了6分也赢不了我们，说明什么呢？说明球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