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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周四国奥队与印尼队的友谊赛不要拼得太凶。一是因为对手弱，二是这毕竟是友谊赛，在场上注意不要受伤。但是周五他们到南京时，这几个人非常疲劳，吴承瑛的小腿也被踢伤，肌肉都肿了。
更可怕的是，这些队员带来了从其他国奥队队员那里获得的各惧乐部年终的分配情况。当有些队员得知一些降级队的队员拿的钱甚至比他还要多时，心里开始愤愤不平了。
据我了解，队员们当时的主要情绪是心里不平衡，俱乐部经常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至今他们却没有看到收获在哪里？会有什么收获？联赛夺冠之后，奖金没有马上发下来，队员们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自己能够得到多少？当时在黄浦区庆功会上，俱乐部宣布夺得足协杯冠军奖100万时，下面的队员都没有反应，他们也许在算，100万30多人分，他们能够分到多少？
这时，又听山东记者传来的说法，听说上海要奖100万后，山东省领导在接见球队时说，如果你们能够拿下足协杯，我们的奖金绝不会低于上海！
山东泰山队在此之前，已经有7轮比赛没有赢球了，奖金少得可怜。一听领导说出这么个天文数字的奖金后，球员们反应相当踊跃，纷纷表示“玩老命拼了，就是头往门柱上撞也要上！”这两个队在赛前的心理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在当时的准备工作中，确也有许多东西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夺冠后，我被奖了一套房子，而且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平副市长亲自督促黄浦区和俱乐部拿出7套房子奖给队里。但已经宣布的奖金和房子没有马上落实到个人，让他们减少“后顾之忧”，所以，你说得再好，也不能刺激他们。
星期五晚上，沈立恭和郁知非到了南京。我把这些情况向他们汇报了。郁知非听了这情况后非常惊讶，问这么严重的情况为什么不让他早知道？
我说我也刚听到的。这不能怪邹忠伟和张德发，他们事先也不知道。郁知非很不满意地说：“我们俱乐部做得这么到位，队员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意见？”我说：“郁总，我们是做得不错，但是山东泰山队这次奖励比我们多，做得更细。另外，你宣布奖100万后就没有动静了，队员们不知道你怎么个奖法。”他问我：“那你看怎么办？”我说落实到个人。上场队员，有功的人员，奖金、房子落实到人。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就在这时，一连串奇怪的事情莫名其妙地发生了。星期六一早，我们接到上海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我们的住地江湾基地被窃。大家听了后，心情都沉重起来，几个外援更是急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有些还没来得及寄回去或是存起来的工资奖金都放在宿舍里。莎莎哭丧着脸告诉我，他有两千美金放在抽屉的夹层里，不知道钱被偷了没有。我当时安慰他们说，没事的，但是，我看得出队员们的情绪明显低沉了下来。在下午的赛前训练时，又有两个不祥之兆。刚做准备活动时，我们的主力前卫朱炯突然倒在地上休克了，一点感觉也没有，这把我们吓坏了。后来，据朱炯自己说，他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在那天的训练结束后，我们发现训练用球少了一个。在联赛客场对广东宏远队时，也是训练时丢了一个球，结果比赛0比1输了。这次怎么又少了一个？桑廷良急得要命，我心里也毛了，队员也急了，大家一齐出动到处乱找，但都没有找到。比赛还没有开始，大家的心里便被一片阴影笼罩着。
赛前组委会召开两队主教练联席会议。在商定服装颜色时，按甲A联赛规定是主场先挑。而这场比赛谁也不是主场，只能两队商量谁先挑。过去我们一直是穿自的，打得比较顺。11月5日3比1胜山东泰山队夺取冠军的那场比赛，我们也是穿白的，山东泰山队穿红的。这场比赛山东泰山队主教练殷铁生想穿白，但定谁先挑时，中国足协代表就说，大家抽签决定吧。我觉得这个时候了，抽签也不见得好，就很大度地说：“殷指导，还是你们先挑吧。”殷铁生笑嘻嘻地说：“谢谢你们，我要挑的话就对不起了，我们穿白的。”
山东泰山队挑白的，我们只能穿蓝的了。当时我还想，我们穿蓝的也照样赢你们。
后来，超霸杯决赛山东泰山队来到上海，殷铁生说，上次我先挑了，这次根宝你先来吧。我挑了白的。最后我们1比0小胜，夺得了超霸杯。
那时，各队都很重视队服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包括世界强队也是很重视的。这也不是迷信，它是球队的吉祥物，是一种心理的调节和感应。
尽管赛前有那么多的不祥之兆，但我取胜信心依然十足。
有许多事情，当时感觉不到，事后才能发觉出来。比如说，我现在才意识到，当时我对这场比赛的战术安排有问题。
这种大赛队员肯定是想认真踢好的，也会努力去拼的，谁不想拿冠军呢？
不认真，松懈是不可能的。但我忽略了一条，那就是当时队员的状态已不是11月5日夺冠之前的状态了。由于国奥队训练使队员们太疲劳，吴承瑛打了15分钟后，我就把他换下了。我们还是强调打抢逼围，但队员们的体能根本达不到，根本打不出抢逼围。在当时队员们身体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如果改用控制球的战术，也许效果会好一些。实际上，吴承瑛被申思换下后，朱炯拉到左后卫，由申思、莎莎和刘军等控制中场，形势就不一样了。这里面也有对申思的使用问题，这我以后再说。
由于我们刚赢过泰山队，所以球迷们都认为，申花拿下足协杯没有问题，因此这场足协杯，让数万上海球迷从陆路、水路和空中涌到了南京，一时间大街上到处都是兴奋的阿拉上海人。球票被上海的旅游公司买走了一大批，他们以此组织旅游团体到南京看球旅游。这天南京五台山体育场看台上，一大半坐的都是上海人，这里几乎成了申花队的主场。许多饭店都提前被订了位，申花队赢球后，球迷们准备到那里去喝庆贺酒。这场比赛打得激烈但不精彩，双方在寸草不生的坚硬场地上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技战术配合，比赛结果我们0比2输了。许多球迷气得连饭也不吃，便连夜赶回上海。比赛失利后，当时的江苏体育运动学院院长蔡振华跟我说：“根宝，你是根蜡烛，点燃了南京，但是自己灭了。”听后，我只能尴尬地笑了笑。我们失去了双冠王。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比赛结束后在回宾馆的汽车上我只跟全队讲了一句话：“这场比赛，大家会后悔一辈子。”
17。足协杯为何总与我无缘
对我来说，这次夺双冠是最好的机会。由于甲A夺冠后，自己也没有抓紧拿出必要的措施去准备这场球，因此失去了。后来1998年我在大连万达队时，也有夺双冠的可能，但还是输绘了辽宁队，与双冠王擦肩而过。
双冠确实太难拿了。我们具备条件却没有拿到，这真是令我后悔一辈子的事！
尽管我们没有夺得双冠，但是在我们坐火车回到上海后，仍然受到市领导和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他们仍然把我们当作英雄来欢迎，在火车站上还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一周后，我们在虹口体育场1比0击败山东队，夺得了超霸杯。
这时我听到传言，说我们足协杯是故意放给山东泰山队，因为如果我们拿双冠的话，国安队以甲A联赛第二名的资格就会出来与我们争超霸杯。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莫名其妙。足协杯尽管不如甲A，但其分量仍要比超霸杯重得多。我怎么会去做这种愚蠢的交易呢。1995年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一年里，我们取得了甲A联赛的冠军和超霸杯赛的冠军、全国五人制足球赛的冠军、足协杯赛的亚军。申花队还获得了那年中国职业足球所有的个人奖项，最佳教练、足球先生、最佳射手、五人制足球赛最佳运动员等等。
打完超霸杯后，上海杏花楼集团请我们全队在扬州饭店吃饭。我们刚进去，郁知非对我说，陈良宇副书记在楼上房间里等我。我上楼后，他关上房门，房间里只有我和陈副书记两个人了。他说：“根宝，我们今天关着门，两个人谈谈。”
他说：“为什么你们失掉了足协杯？
你考虑考虑。我总觉得，我们足协杯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包括夺冠后队伍应酬太多，其中，你的书是不是出得太早了些？你如果在足协杯以后出书的话，可能会更好。“（那时，我出了一本书名为《根宝如是说》的书。）
这次谈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们的谈话气氛不是领导对下属，也不是批评和指示，完全是朋友间交谈。这次谈话后，我领悟到许多东西，学会了更全面地看问题。也确实让我感到，我们足协杯没有拿到冠军，我确有很大的责任。
但是我这时领悟已经晚了。我和队员们一样，将为此遗憾终生。
第四章 在山坳上徘徊
1。1996年的台同，现在看来有问题
1995年的辉煌和遗憾都已过去了。1996年能不能保住1995年的辉煌，蝉联联赛冠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谁都知道，争冠军难，保冠军更难。
为了保冠军，我们1996年的工作比1995年做得更早。元旦那天，我们就与法国嘎纳足球队进行一场贺岁杯。这是喜庆的比赛，但我更把它看作是一场重要的比赛，因为我想象前两年那样在新年里讨个吉利。由于国奥队的球员都去集训了，外援也没有到，我们打得一般，90分钟打平，罚点球决胜时输了。4日我们到香港参加沪港杯，2比1胜。
1996年的队伍是怎么样？需要根据队里人员的情况仔细研究，但是变化不会大。谁走谁留，虽然合同还没有签，但是大家心里都知道。申思、李晓、陈伟、蔡建林等人曾经提出转会，最后都留了下来。
9日上午，黄浦区副区长沈立恭和郁知非找我去谈谈1996年的工作。沈副区长说，两年多来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这在全国也是没有的。球队的精神面貌在外界的反映也很好。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关键是考虑下一阶段怎么操作法。两年来成功的原因，除市里领导的支持以外，你们（指我和郁知非）两个的分工明确，互相补台，合作得很好。1996年能否更进一步，这是个关键。
郁知非说，今年孙春明副总经理主要去搞产品开发了，已经任命瞿郁明接替他的工作，球队的对外事宜都由他管。另外，根宝你提出的设总教练一事，领导们都不同意，你不要谈了。
1996年年初，我从香港回来后，向俱乐部提出设总教练一事。其实在1995年我就向惧乐部提出，1996年我想当总教练，下面挂一个执行教练具体负责。执行教练的人选有杨礼敏和桑廷良。为什么我要设总教练呢？
主要是我经过两年的工作后，确实很累，想轻松一下。我说我可以制订训练计划，遥控指挥。但是俱乐部这次正式答复我，不同意。我便作罢。
郁知非接着说，对队员的调整问题也要考虑。现在已经有提出转会的你看怎么办？申思能不能不走？第二关于工资问题。工资是不是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对工资问题，我说我们不能按国家调工资的幅度去做，那是计划经济的。我们应该按成绩，按市场运作的方针。我们即使按百分之三十提升也不多，比如刘军，由原来的三千元再加九百元也才三千九百元，而据我所知，1995年大连万达队徐弘已经是六千元了，现在的高峰和曹限东的工资也达到了七八千元了。我们是冠军队成员，冠军队主力还拿不过别的队的球员，队员们心里会不服的。
在此之前我已与队员们谈心，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我问刘军，他的月工资心理价位是多少？刘军说大约七八千元左右。如果增加到这个数目，那就是工资翻倍了。蔡建林也说工资能否增到六千元？
奖金也应该拿主力队员的百分之五十。在我们队里，替补的奖金都只是主力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考虑到守门员的特殊性，我认为蔡建林的意见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队里，守门员只有两个人，责任同样重大，与别的位置不一样。在后来分奖金的时候，我还是按他的要求去做了。
工资调升的问题，我与郁知非后来还是达成了统一，队员们也比较满意。
工资问题通常是签约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签约工作也水到渠成了。
1996年俱乐部搞了集体签约，并请来媒体报道。这其实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让外界知道球队安定，充满凝聚力。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其实毛病非常多。
按国际上通用的方式，职业俱乐部与每个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