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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急性子，晚上便给徐弘和李明打了电话。他们两个原来都是我的国奥队的队员。我以为他们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消息传起来是很快的。当徐弘接到我的电话，要他到我住的饭店来时，他已经知道我要到大连当教练了。他进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徐指导，你怎么这时候来，这支队伍挺难带的。”
说心里话，我离开甲A一年了，对大连万达队的近况一点也不了解，徐弘这句话如同给我浇了冷水。我忙问：“难在什么地方？”他似乎不太想讲，只是说：“你慢慢就知道了。”我想，这个队无非就是大牌球星太多，各自为政，成绩已经到顶，等等。在随后几天报纸进行的“民意测验”中，绝大部分的球迷都认为万达下一次拿不到冠军。看起来，万达真是难了。但是难在哪里呢？是不是因为我是外乡人，在这里不被接受？不一会，李明到了。但到了之后又匆匆走了，说是刚才在路上撞了车，车还扣在那里，先来见见面。
我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对徐弘说，我已经答应王健林了，以后再难你也要多支持。他说这没有问题，你放心。
我与王健林定下之后，王健林便让黄平去通知市领导，准备第二天上午9点在万达集团18层会议室召开新闻发布会。
第二天，也就是20日上午，我被接到了万达集团。
大连市的市人大、市政协的许多领导都已来了，唯独薄熙来市长还没有到。王健林让黄平赶紧给薄市长秘书联系一下，看他能否赶过来。一会儿黄平报告说，薄市长正在郊区检查工作，9点30分前肯定赶不回来，让再等一等。这样，新闻发布会便推迟了。
新闻发布会先不开，王健林便亲自带我去基地看望球队。万达足球基地设在大连市开发区，是万达集团投资5000万元建起来的，球队宿舍都是三星级装修，还有两片正规的草皮球场，条件确实是全国第一。
汽车到了基地门口，领队任举一、教练刘志才已经在门口等候了，队员们也集中了。当王健林听说有个别老队员还没有报到时，气愤地对任举一说：“你们的管理就是太松。查一查为什么不来？！”我与队员们见了面。王健林当众宣布，这就是我们万达队今年的主教练。尔后领队任举一、球员代表徐弘等发言表示欢迎。我一看队里，人员不是很齐，郝海东回家休假了，王涛也病假了，李明还在外面处理车祸，张思华也不在。我也表了态，简单的礼节性的。
万达队要备战在宁波主场的亚俱杯，定好这天中午的飞机去宁波。王健林本来的意思是让我当天跟队走，但我什么都没有带，怎么去宁波带队？再说新闻发布会还没有开，还没有经过正式的“手续”，带队去不方便。王健林便让我留下，等开过会后再去。于是，我们便先去机场，把球队送走。那时，我的心情就像一个收拾停当的小媳妇，只等着拜堂成亲。
2。薄市长打“太极拳”
从机场回到酒店后，有人通知我，薄市长检查完工作，已经回到市里了，下午5点开新闻发布会，4点左右，薄市长要接见我。我吃完午饭稍事休息后，万达集团的总经理助理冯雷便来接我，说现在惧乐部干部正开会，也请你去听一听。
到了会议室，王健林正在生气，他听说某位老队员没有跟队去。当时有人说，是不是与根宝来队有关？但不管怎么说，不按时跟队出发，就要处罚，等等。我在一旁听着，没有作声。
参加这次俱乐部会议的有惧乐部主任李积三，副主任石雪清等。当时就讨论了处罚意见：一、无限期停赛处分；二、收回1997年奖励的住房；三、取消年终奖金；四、23日如果还不报到，除名。我感觉到王健林的管理非常之严，奖罚分明。过去，我只是听说他奖励起来如何如何，现在看来，他处罚起来也够狠的。
俱乐部开完会后，我与王健林和李积三去市政府薄市长的办公室。贺副市长出来接待，说薄市长正在办事，让我们等一等。我们不知道薄市长在办什么事，后来才知道，当时他正在办公室里与迟尚斌谈话。
3点半过一点，薄市长来了。我对薄市长并不陌生，1991年我带国奥队时，他曾经请我和鲁迪吃过饭，当时他是大连市的副市长，还到棒褪岛来看我们。这几年，我在中花一直与万达争冠军，因此他对我印象也挺深，见了我如老朋友，非常热情。
坐下后薄市长说，大连足球这几年在迟尚斌的带领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迟尚斌是好教练。如果他不干的话，我们对好教练的工作应该安排好。根宝你也是有能力的，过去你在申花干得挺好。带松日又冲上了甲A。迟尚斌是好教练，你也是好教练。
紧接着他又说，你来大连后在外面转过吗？我心想，我昨天刚到，哪有时间转？他又说，这样吧，你在这佐两天，在各处看一看。薄市长的一番话，我听了如坠云里雾里，他没有半句欢迎我的话，也只宇不提我到大连后的要求。一旁的王健林和李积三也都面面相觑，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李积三告诉我，他当时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薄市长又让秘书拿了点大连的纪念品绘我，就起身作告辞状，谈话最多只有10分钟。握手后他让王健林留下，我便与李积三先回酒店。在回酒店的车上，李积三说，薄市长的讲话不太对头，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多说话，但心情却很不舒畅。回到旅馆后，万达集团总经理助理冯雷陪着我。已经5点多，开新闻发布会的时间过了，还没有人来通知。回想起薄市长接见我时讲的话，我便暗暗感觉情况好像有变化。我对冯雷说，这事肯定遇到麻烦。冯雷说不会的，王董的性格我们知道。他说要干的事，就一定要干。我对冯雷说，薄市长与我讲了10分钟，开口不谈欢迎，闭口不提搞队，只让我在大连住几天，现在5点过了还不开会，王董事长肯定遇到难题了。冯雷说，这样吧，我们先吃饭，边吃边等。我们吃完饭已是晚上7点，回到房间，还没有接到通知。我与冯雷是初次见面，彼此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讲，两人面对面地呆坐着。这时，我的脑子却一刻也没有停。我想，也许老年的话说对了，早晨的新闻发布会没有开成，下午的接见没有内容，5点的会至今没有开……这是什么原因？忽然，我心里涌起一种感觉：大连这地方不能呆了，赶紧走吧。
我知道，这次肯定是白来了，万达队我是干不了了。但我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王健林要我干，市里不同意？我想了一个又一个原因，就一个原因没有想到，那就是迟尚斌还要留下继续干。
从下午4点30分回到旅馆，我已等待了3个半小时。这3个半小时可真难熬啊。
8点整，王健林气冲冲地回来了。没等他开口，我便说：“董事长，你别讲了，有变化，你挺为难的，我是知道的。”
我讲完话后，王健林把一张纸团扔在我的面前，我打开一看，上面简单写着：“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要变。”
王健林告诉我，那是万达集团一位副总经理写给他的。
他说：“迟尚斌说他还要继续干下去，根宝对不起了。明天我与迟尚斌一起飞宁波。”
我看得出王健林这时的心情确实不好。我知道他请我来是真心的，也许其中有些环节没有协调好，使得他的想法落空了。
而此时，我们的工作合同也签了，可以说一切都具备，只等口头宣布一声了。但我想，王董是真心让我来的，是一些他无法抗拒的原因使这件事发生了变化，我应该理解他。至于合同的事，我应该不去考虑。王健林有难处，我要体谅他。
而事实上，徐根宝要到大连万达队当主教练的事，全国许多媒体都登了，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一天的变化，连王健林也跟不上。
我定了第二天8点30分回广州的飞机。对于我来说，越早离开这是非之地越好。黄平说，你最好晚一些到机场。我问为什么？他说王健林送迟尚斌去宁波，也是早班的飞机，你和迟尚斌最好不要在机场碰面。我一听也是。于是，我在飞机即将停止办理登机手续时，才赶到机场。刚进机场，便看到送迟尚斌的朋友出来，他也是认识我的。表面上大家都很客气，但是握完手后，这个朋友对我说了一句意昧深长的话：“根宝，大连天气这么冷，你来干什么？”我无言以对，默默苦笑，没有说什么，返身走进候机室。
是啊，大连的天气，是冷了些。
3。命运夏会捉弄人
曾看过一部反映二战时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电影，片名叫《最长的一天》，对我来说，19日到20日在大连的这一天，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天。
这一天，全国的媒体铺天盖地充斥着关于我进人和离开大连万达队的消息，许许多多记者打电话给我，都说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看不懂。他们都是问一个问题：“根宝，怎么回事？我们都跟不上趟了”。我想，别说是你们，我也跟不上啊。
在离开大连时，我心里蒙绕着两个想法：一是这种地方还是走的好；二是以后怎么办？舆论铺天盖地，我回去怎么解释？松日我已经被解聘，大连这里又没有着落。我已经失业了。虽然我不怕没有工作，但……
“根宝一日游，参观万达帅印”，“后花园私订终身，美满婚姻一场空”，“世界上最短的主教练，根宝被人玩了”……媒体的标题极其醒目，大连足坛和我身上发生的这一变化，对于媒体来说，如同是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在这种情况下，我茫然回到了广州。
我离开广州时，什么都没有带，本来只是想去那里聊聊的。没有想到弄成这个样子……助理教练高洪波和李红兵来看我，他们也非常尴尬，安慰也不是，抱不平也不是，那种心情，真是百感交集，无言诉说！我打电话给年维泅，感叹地说，还是你老到啊。1月25日，大年三十晚上，我提着行李，正式离开广州松日队，一人悄悄回上海。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住进了锦江饭店。贾志勇总经理一见面就说：“没关系，根宝，那里不去，什么地方不能去？”他们越是安慰，我的心里越不是滋味。有人劝我，对记者披露些，应该讲的就得讲。但我想，还是什么都不要说的好。虽然我当时心里挺委屈，但我只记住一条，王健林是真心让我去的，让我去也是经过市领导同意的。我更多的是往这方面去想。我做人有准则：别人危难的时候要帮，不能落井下石；自己得势的时候不能忘形；与别人有矛盾的时候，要多想人家好的方面；分手的时候不能讲坏话。
我想，尽管我们分手了，但是他们是诚心的，并不是外面所说的耍我、玩我，他们不致于这么做，也没有理由这么做。这样想，心也乎了。我倒是从这件事得到了一点经验教训，都五十多岁的人了，以后做事一定要考虑周详、仔细些，尤其像我这样的人。
过年的时候，我把自己关起来，整天的躺在床上，苫思冥想。但实际上，遇到这种事，我又能想出什么办法呢？这个年过得就像是1991年，从吉隆坡失败后回家一样，孤独、苦闷。松日的手机交掉了，上海的家里我没去，我买了个新手机，但没有告诉别人号码。谁会在过年时住宾馆？因此，这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徐根宝在哪里。
我需要安静。我把自己与人群分开。当后来大连万达俱乐部第二次找我的时候，却是怎么也找不到我。惧乐部副主任石雪清最后通过羊城晚报的范柏样，再由范通过上海其他的朋友找到我妈妈家里的地址，最后寻找到我时，已是春节过后了。那时，万达足球队正在宁波打亚俱杯。2月8日，我接到弟弟的电话，说大连有个总经理打了3次电话到我妈妈家找我，并留了手机号码，让我赶快回电。
我以为是万达集团打电话给我贺年的，按电话号码打过去，才知是石雪清副总经理找我。他问我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家里，他说春节期间我们一直找你都找不到，王董想给你拜年。薄市长让贺副市长打电话找你，也找不着。薄市长一是想拜年，二是想解释慰问一下。他还让我把电话号码留下，说王董一会有事要找我。
约半个小时后，王健林的电话来了。还是那样爽快：“根宝，过年怎么找不到你，你现在怎么样？”我说我在家里休息。他说：“我问你两个事：第一，国家体委去德国学习的教练名单里有你，你去不去？第二，如果再让你来大连万达执教，你来不来？”过年时，我从中国足协马克坚那里得知，中国足协准备派一批教练去德国学习，有金志扬、迟尚斌、桑廷良，还有我。我说，德国学习我不去了。至于第二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