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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国教练说：万达不如去年
从清远直奔重庆，参加亚俱杯小组赛。但是根据亚足联的新规定，带去的三名外援只能用一个。变来变去的亚足联这次规定，外援至少要在队里呆3个月以上才能代表球队上场。去年的规定是3个月，因此万达队借了吴承痪。这样一来，艾里和瑞泽就踢不了，因为他们到队才一个月。
亚俱杯的三个对手是两支韩国队和一支日本球队。韩国的两支球队便是我们熟悉的大宇和浦项制铁队。后者曾经在去年亚俱杯决赛时点球淘汰了我们。
在这三场亚俱杯的比赛中，我们尤其看到了郝海东在队里的作用。我们一共进了5个球，他一人便进了3个，还协助王鹏进一个。我们2比2平大宇，2比0胜日本队，1比1平浦项制铁，取得小组第一。比赛的另一个结果是，两支韩国队都被淘汰了。
这次亚俱杯使我看到了前一阶段的收获：一是年轻队员得到锻练，我先后用了10个新人上场；二是把两支韩国的球队给淘汰了；三是在少了两名外援的情况下，还能打出这样的水平和成绩，显示综合力量的强大，并在全国引起很好的反响。许多人说，这批年轻球员好像打得比去年还有朝气。
在准备踢亚惧杯第三场比赛时，关于郝海东的停赛问题已经从亚足联传出。组委会通知万达队，第三场比赛郝海东不能上场。组委会是如何知道的？原来是从中国的媒体上知道的，然后他们再打电话到亚足联询问后得到证实。
但是海东停赛的决定是亚足联周五开会后定的，周六周日都是休息日，还没有来得及通知中国足协，组委会也是从电话里才得知这一决定的。我们便利用这一空子，请组委会请示亚足联。后来维拉潘的秘书通知组委会，郝海东可以上场。对这一点，日本队当然同意，但是韩国队不同意。如果我们最后一场与韩国打平，日本队就能出线了。
海东在得知这一停赛消息后，难过得一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他一脸的疲惫，见我说：“徐指导，我完了，一年的饭碗完了。”当我们得到他可以上场打比赛的通知，已经是中午，下午就要打比赛了。我赶快去通知他时，他正在睡觉。他听完后说：“徐指导，我一天没睡，能打吗？”我说维拉潘说可以打，你就最好去打。我们最后一场只要不输给浦项制铁3个球，便能出线。当时我们考虑，为确保出线，还是让海东上场去打，他毕竟是有实力的。
对浦项制铁队的这场比赛，在日本队与大宇队比赛之后。如果日本输了，我们就无所谓了。但是日本队不怕韩国队，胜了大宇队。最后我们与浦项制铁队打平，日本队和我们出线了。上届冠军浦项制铁队连续三场平局，终被淘汰。
这是我们1999年新年的辉煌。但是按中国人的说法，这仍是去年的，因为还没有过农历新年，因此真正给我的苦头，还没有到。
尽管我们在亚俱杯取得了小组第一的不错成绩，尽管当时许多人评论我们有朝气、有冲劲，但是韩国浦项制铁的教练对我们的两次评论却被忽视了，那位韩国教练说：“今年的万达队没有去年强了，尤其是中场。”
韩国教练的话在后来都一一验证了。但他的话却被当时的成绩掩盖了，没有人听进去，其中包括我。
8。王健林又急了
扛着亚俱杯小组冠军的头衔回到了大连，这时正好赶上过年。中国人向来注重过年，合家团圆，欢天喜地。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新年过得真是愉快。在1998年度甲A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刚结柬的亚俱杯小组赛上又淘汰了两支韩国球队，真是心情舒畅。对我来说尤其如此。我想起上一个新年，我当了万达队一天的主教练后，便灰溜溜回到上海，一个人躲在锦江饭店里度过新年的情景，我还想起1992年从吉隆坡大败而归，在北京的家里新年里不敢出门的情景。此一时非彼一时，真是很有些翻身的感觉。
亚俱杯的胜利，让我们都陶醉了，在亚俱杯暴露出来的问题，尤其是中场的致命问题，竞没有引起我们、特别是我的重视。我只是感到，虽然外援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虽然郝海东停赛已成定局，但是在年初这么长的准备期里，已经对队伍，特别是年轻的球员进行了严酷的训练，他们在能力上有了很大的长进，他们已经能够部分取代一些老队员了，再说，我们还有挑选外援的机会，因此对1999年还是充满了信心：1999年的甲A冠军，还是万达队的！过了轻松愉快的春节以后，2月26日第三次返回上海松江，备战与上海中花队进行的超霸杯赛。按照计划，在这个准备期内，除了抓好体能外，最主要的还是抓好两名外援艾里和端泽的磨合。
在超霸杯赛前，打了两场教学比赛，一场对江苏加佳，一场对陕西国力。结果两场比赛我们分别以1比2和2比5失利。这两场比赛中，我使用半场主力半场替补，仔细观察磨合，结果一般。桑廷良打电话给我，说你们的两个外援水平一般。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别管，反正我认为这两个外援不怎么样。我忽然想到，上海申花队为了备战超霸杯赛，专门派球探到松江来看我们的比赛。可见申花队对这场超霸杯赛，对万达队的重视。
超霸杯我们要争取赢球，但我更把目标放在联赛上。我始终认为要赢应该赢的比赛，联赛的重要性是没有任何比赛所能取代的。超霸杯赛我也想打好，但就目前这支队伍的情况，中场两个外援还缺少配合，内梅切克回国探亲还没有归队，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打好超霸杯赛是很难的。因此当新民体育报记者采访时，我说超霸杯不是我的目标。
在松江的两场练习比赛的失利，虽然没有记者的报道，但是大连方面很快知道了消息。王健林急了，打电话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主要从练兵上去考虑，换的人也多。另外，有个别老队员也不是很认真。”比赛结束后，我对队员们的表现非常不满意。一些老队员看到我的脸色不好便说，徐指导别不高兴，我们这帮人，关键的时候能拼得出来。实际上，这两场比赛的失利，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万达队实力下降了。但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还以为是队伍的磨合问题，还以为是老队员对比赛的不认真。
3月5日，从上海飞成都，转车到绵阳。这时我们被告之，郝海东已经肯定停赛，不能参加比赛。我们还得到了一个不太高兴的消息：因主教练霍顿不愿意放人，正在国奥队集训的王鹏和陈东也不可能归队参加比赛。尽管内梅切克结束探亲直接到了绵阳，但还是阵容不整。
徐弘体能测试不及格，我开始不准备让他上场。但是，人手不够，还是把他考虑进去了。我与王健林通了电话，把预定的比赛阵容向他汇报了。我说，只有这些人了，老的老，小的小，打起来恐怕比较困难。王健林在电话里说，反正超霸杯赛输了也没有关系。郝海东停赛，国奥队员不让回来，根宝你就多用些年轻人吧。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王健林说“输了也没有关系”。但当我第二次与王健林通话，这时他说超霸杯赛还是要打好的，哪怕是打防守反击也好。
此时，队里有个别骨干训练不认真，没有起到好作用。在一次临赛前的训练课上，我当着众多球迷和记者面，批评一位老队员，并把他换到替补席上去。我想，大赛前你训练还留一手，这么个训练态度，如果说去年接队时还能接受的话，那么今年是绝对不能容忍了。自从年轻队员加人后，这支队伍无论从训练质量和管理上，都有很大提高，不敢说形成了竞争机制，但起码是手上多了几张牌，不能再像去年那样，好坏都是你，无论如何总是主力。我确实想在1999年中，通过年轻人的努力去促进老队员，在竞争中去顶掉老队员。因此，我今年的执教比1998年强硬得多。如果说1998年没有骂人的话，1999年确实是骂人了，我更想把队里那些金牌队员的骄气傲气打掉。
针对这场训练课上个别骨干队员的表现，训练结束后马上召开教练员会议，领队任举一，教练刘志才、石磊和孙成耀，以及助理教练徐弘和郝海东都参加了。我在会上提了两个问题：一、我们的用人方针应该是什么；二、对今天下午个别老队员的表现，应该怎么处理？如果不是在比赛期间，像这种情况大家的意见应该会统一。但是明天就要比赛，大家就有些犹豫了，如果不让他上场，打不好怎么办？但是让上场了，给其他队员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说明还是少了他不行吗？教练员们心理很矛盾，吞吞吐吐，说不清楚。还是海东说了一句，“不是说好的，训练不好就不让上吗，应该是谁训练好，谁状态好，谁上场比赛。”海东在八一队呆过多年，一直提倡竟争上岗。过去他率领八一队年轻队员打进过甲A前三名，这一点他很有体会。海东说完我问徐弘，他说他同意海东意见。
两位助理教练发言后，我就批评其他教练。我说我就等着你们讲这句话。平时一向比较强硬的刘志才、石磊，这时都没有声音。我想，他们还是伯打不好比赛。这时，他们也都表示支持海东的意见。我说，我们今年就要抓训练纪律，抓训练质量。我们今天就定下三条，训练不好的，不让上场；场上不拼的，不要上场；有情绪，不执行战术纪律的，不让上场。当场，全体教练组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又问，根据这三条，明天这位骨干让不让上场？如果大家都同意，就向王董汇报，明天比赛就执行。大家都表示没有意见。
开完会后，马上与王健林通了电话。王健林说，你们的意见我都同意，你明天就向全队宣布；第二，打法上的问题由你们定；三，这场比赛放开打，输了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跟媒体去说一下，我们有这么多人打不了，用的都是年轻的，超霸杯我们是练兵赛。
我们没把超霸杯赛看得那么重，但看得出上海对这场比赛却是很重视。因为这也是拉扎罗尼上任后的第一场正式比赛，非常重要。在绵阳我遇到申花队董事长郁知非和俱乐部副总经理瞿郁明，我开玩笑地对他们说：“干嘛这么紧张，放开吧。”
上海申花队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宾馆，同用一个餐厅，这也是几年来我第一次与过去队员这么近地在一起。他们也非常尊重我，吃饭时总是坐到我的桌上，大家围在一起吃饭聊天，什么都谈，非常愉快。后来听说拉扎罗尼为此事不太高兴，他们来得也少了。
申花队对这场比赛确实非常地重视，从与申花队球员们的交谈中也感受到了。看起来，这场比赛不太好打，比赛那天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用那天训练不好的骨干。当然，在此之前我们做了些工作，找他谈了一次话。
我们是在准备会上才宣布的。但是，比赛的结果，我们还是以0比3惨败。连续两届超霸杯，我都没有赢。
我们输了，由于心里有准备，因此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是比较坦然，祝贺拉扎罗尼取得的胜利。但我心里清楚，你们上海申花队是原班人马，还补充了外援，而我们的上场阵容与去年相比，却是少了5个。我认为，超霸杯应该是在当年的联赛和足协杯打完后进行，这样更能表现出当年的阵容和实力。当然，这些话我没有讲出来。
虽然估计到会输球，并对此有了思想准备，但是这场比赛后所弓，起的反应，却是始料不及的。许多人把这场比赛的结果看成了洋教练与土教练的较量，我认为这样比较太过简单。记得在昆明拉扎罗尼等外国教练到来的时候，我曾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中外教练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才显得出水平。洋教练过去带的是高水平球员，现在是带低水平的球队，我们是公平竞争。比赛后有人说，拉扎罗尼带中花队，徐根宝带万达队，应该是公平竞争了，现在根宝输了，还有什么话说？全国的一些媒体对万达队进行了批评，一致的看法是“万达朝代的覆没”。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只要人员齐一些，海东再解放，万达队还是能够夺冠的。
回到大连后我给黄平打了电话，电话里他的情绪很低沉。我说怎么了，董事长不高兴？他说，你们0比3输球后，大连反响很大。王健林的压力也很大，说“输是可以输，但是输得多了”。听了这话，我心里略有不安。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队里少数骨干主力队员对外界发表看法，对我提出批评。据说后来霍顿知道这事后，还告诫他的国奥队队员，队员对教练有看法，不能对外界乱说。
从超霸杯后，俱乐部上下和队里都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