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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都想弄清此事。
然而，尽管“事实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说的那样”，但《诸君》编辑部不知从何处听到“南京大屠杀实际上是‘无稽之谈’”的议论，便认为它会成为吸引人的报道，并作出安排，指定铃木明为调查该事件的执笔人。这就是《读书人周刊》刊登的消息内容。由此炮制出来的可能就是铃木明的第一稿《“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篇文章，就其作为铃木明的作品而言，还不能说是有说服力的作品，也不是报告文学作品。
如前所述，本·达桑在《诸君》刊登文章，对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进行了批评，一口断定“砍杀百人比赛”是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他的论点被本多胜一驳得体无完肤。不过，这同样也暴露了该杂志编辑非常轻率。于是，气急败坏的《诸君》编辑部企图挽回声誉，这次便怂恿铃木明出面，使之不遗余力地就“砍杀百人比赛”问题进行采访，企图证明已成为在中国传闻的“砍杀百人比赛”的根据，即《东京日日新闻》分四次刊登的报道，实际上是随军记者的虚假报道。我认为，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这点姑且不论。我认为，铃木明的长篇大论的采访报道抛了出来，但有关人的目的还未能达到。但不知何故，仅就“砍杀百人”这个问题，单纯地相信虚假报道论的作家和评论家却为数不少，甚至连《朝日新闻》的书评也对铃木明的有关人员不在的“调查”深信不疑，令人吃惊。
于是乎，好几位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都对铃木明的“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信以为真。不过，其中也有人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就是平野谦。他在为《每日新闻》晚刊撰写的《昭和文学论》（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中叙述如下：
说实在的，我是在与我同在一所学校工作的阪东宏先生提醒之下，才看了《历史评论》昭和四十七年十一月号、昭和四十八年六月号和七月号上刊登的洞富雄的论文。因此，我想结合洞富雄的那篇论文，在此记下我的说明。
我为铃木明的文章标题所吸引，并拟用该文作为石川达三所著《活着的士兵》的一份参考文献，就不知不觉地一口气读完了它。我对铃木明的追本溯源的能力感到钦佩，他认为所谓关于砍杀百人的新闻报道是根据传闻写出来的，是不确切的报道。
我未读过《诸君》这本杂志，因而也全然不知道该杂志刊登本多胜一与伊赛亚·本·达桑的争论文章的过程；也全然不知道铃木明为这场争论所吸引，在同一期杂志上连载了查明砍杀百人事件真相的过程。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偶然看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并觉得该文章颇有说服力。
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并非由于铃木明的文章是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的。
只是此番看了洞富雄的严谨的论文，再次切身体会到认识事实多么不易，同时也不得不改变认识，觉得片面地对铃木明的文笔功力感到钦佩是何等地轻率。
然而，我的这种预感以及危惧心理可以说在那时或多或少已经萌生，即与其说我通过洞富雄的论文得到了教益，毋宁说对铃木明的文章感到钦佩，而铃木明也着重说明不是否定南京屠杀事件本身，继而我又读了佐佐木元胜的文章，并以它作为我判断的基础。总之，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表意见，故在此补充加以说明。
平野说：“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表意见。”可是，我们历史学家期待着作家、评论家们毫无拘束地畅所欲言，一直希望大家共同弄清历史真相。
仅就“砍杀百人比赛” 而言， 山本七平所著《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第七回《煽动报道与专家的义务》和第八回《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遗发”》两篇文章甚为唠叨，而我却认为并非是怎么有说服力的文章，这又是为什么呢？像泷泽克己这样的人，在其《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答伊赛亚·本·达桑》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如果要对有争议的“砍杀百人比赛”事件本身说一句话，那就是说它是虚构的， 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这一点，在山本七平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载《诸君》二月号的《煽动报道与专家的义务》、（载同上杂志三月号的《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遗发”》）已经问世的今天，恐怕已无反驳余地。
而且，如前面所说的，在这些报道偶尔也会铸成的“失误”之中，确实潜伏着非常严重的、深不可测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们对伊赛亚·本·达桑的警告无论引起多大的注意也不为过分（《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答伊赛亚·本·达桑》，第二六四至二六五页）。
由此可以推断，泷泽也肯定了本·达桑的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虚假报道的论点。而且，对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泷泽则表明了他为本·达桑进行辩护的立场。他说：“我深为担忧，本多胜一的幽默貌似恭维而实为轻蔑。这种表达方式，似乎有点过分，最终只能在我们这些本应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的值得重视的作家中间，进而在全体国民中间，虽能取得必要的成果，但更会招致愈加深刻的分裂和毫无结果的争执。”他还说：“这并不是说，那样提出‘砍杀百人比赛’，其间有着伊赛亚·本·达桑已意识到的阴谋。”他说：“总而言之，此类报道几乎绝对未曾在日本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出来。这是极为奇怪的。此事本身不论对中国来说，抑或就日本自身而言，也肯定是极其危险的。”可是，他的这番表白总给人一种当面撒谎的感觉。
顺笔写来，虽有不恭之处，但我还想介绍一件事。那就是，在历史学家中间最终也有人出来，对山本七平就“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所进行的批评，表示无条件投降，不，是无条件地责示赞同。我至今仍还对形势的“发展”之神速感到惊讶不已。那个历史学家就是东京大学文学系国史科教授伊藤隆。他对《中央公论》一九七四年五月号上刊登的城山三郎所写《夕阳在燃烧》一文，撰写书评说：
《诸君》连载的山本七平就“砍杀百人比赛”问题所作的寻访报道，分析精辟，如同教科书一样，表明了什么是现代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
从“最高学府”的先生处得到这样“精辟”的赞语，山本也该会格外高兴了吧。伊藤隆是一个道地的现代史研究家，而我在现代史研究方面还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历史学家。此事倒也无关紧要，但作为历史学者，伊藤隆对山本的论证说是“分析精辟”，给了他最美好的赞语。因此，我这个历史学家中的无名小卒，期望伊藤隆或许也能给我对山本七平所作的批判给予某种评语。
以上，我一字未改地采用了旧版本的文章，但是，现将我批判山本论点的时间与伊藤隆赞赏山本论点的时间作一番比较，感到滑稽，我竟会期望得到压根儿都不敢希冀的“评语”。我想，伊藤隆大概是在一九七四年三、四月份写下了上述那些评语的。实际上，我对山本的论点所写的批判文章一部分早在十个月前就已刊登在《历史评论》上了。我知道，虽然本人文章发表时间已晚，但伊藤隆是在看了拙文之后才对山本的论点表示赞赏的。也就是说，我的“史料批判”已被伊藤隆评定为“不及格”了。不过，我现在还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及格的学生。我说明一下，我斗胆将第3节的标题定为《山本七平的“史料批判” 》，便含有批判伊藤隆对山本的论点所作的评语之意。
然而，我却从另一位东京大学教授公文俊平那里得到了对拙文所作的出乎意料的评价，而我原以为他会对我们的论点采取批判态度呢。
一九七七年九月，潮出版社出版了本多胜一编的《笔杆子的阴谋》。该书收编了谴责山本七平的论点的十五篇论文，批判山本七平砍杀百人比赛虚假说，《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的拙文也收在里面。公文教授在《产经新闻》的“直言”一栏里曾提到了此书。他在那里对拙文评论说：“洞富雄的大作锐利，我仿佛看到了历史学家精心工作的情景，表示钦佩。”（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刊）
对批判未予答覆的铃木明和山本两人
我在七年前为旧著写的“前言”中这样说：
山本七平的批评大多是根据他丰富的军人生活经历而作出的。因此，我很遗憾，没有他那样的经历，不能充分理解他的立论。尽管如此，我还是逐期看了山本的论文，对其论点一一作了批判。文稿积累起来，便达到了可观的数量。我认为，等到山本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单行本出版，看了他对刊登在杂志上的论文加工后的新稿子，我再据此修改自己的稿子予以发表，或许这才是正确的步骤。因此，拙文一直未能成书。另一方面，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出来，高度评价了山本关于“砍杀百人比赛”
是虚假的论点。目睹这种情况的发展，我再也不能坐视了，所以才决定将这篇拙文与刚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批判伊赛亚·本·达桑和铃木两人论点的文章合在一起，公开发表，请大家批判。
看了铃木明最近出版的《证词：中国、台湾、冲绳》一书的“后记”，据他说，在昭和四十八年三月出版他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时，“同情与反驳同时以迅猛之势出现”。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该书所收的几篇采访报道当初在《诸君》杂志上刊登时，我就对它的内容遂一进行了批判，因而我写的“反驳”自然是长篇大论的了。然而，时间已逾两年，尚未得到铃木“再反驳”。据上述“后记”所说，铃木的想法似乎是“对于反驳我的人们，我根本无意‘再反驳’。所谓作品，所要写的尽在其中，自己不必加上注解或予以辩护”。因此，我对“再反驳”的期待自然要落空了。别人进行了批判，但对随之而来的论争末予应战。要是论战了，就不能进行以后的更重要的工作，因而拒绝论战——这种想法，似乎是对自己的工作和能力感到自负的人所共有的。
不过，我相信，铃木明的著作是需要讨论的史书，其内容是不错的，是政治性发言。尽管铃木明将他的采访报道说成是‘作品“，私下里想让它保持原貌，但我作为鞭策衰躯挑起论争的当事人，总觉得自己闲得无聊，无处容身。因此，我在编纂单行本之际，无奈只好对旧著稍作若干加工，批判的对象仍还是两、三年前的。虽说如此，我还是深感遗憾。
虽说鞭策衰躯，若是将此拙文公开发表，与铃木明和山本七平那些年轻有为的作家争一日之长短，这当然又是承担了难以胜任的工作。每想到要开始进行棘手的工作，从内心感到诚惶诚恐。不过，我曾经写过有关南京事件的专著（《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来社出版），甚至编纂了关于这起事件的史料集（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书房出版），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专家”，而且还感到有几分使命感。我已意识到这是一条不可回避的、必须勇往直前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写的《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一书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出版了。然而，晚三个月，即同年十一、十二月，山本七平所写《我所认识的日本军》单行本姗姗来迟地公开出版了。批判山本论点的拙文收录在本多胜一编、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书中，当时我在为该书写序言时，就山本的新著谈到：
其内容与杂志上刊登的雷同，根本未作修改。我所指出的事实错误也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因此，尽管有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错误，但它依然是谴责并攻击别人的材料。这又是为何呢？
山本的书或许是在我的那本书出版时已经排版了，不能更改，一因而就原封不动地出版了。尽管如此，我认为至少也应当在后记之类里写上片言只语。这样做，难道不是作者在受到批判后所应尽的责任吗？他竟然无视这种责任，无视别人的批判，若无其事地将内容有明显错误的著作公诸于世，这是何等的傲慢啊！
鉴于这些情况，我认为，对基本上是收编在自己著作中的文章多少作些加工，作为本书的一部分，以此向山本再次提出问题，这是我应有的权利，而且这样做也是我的义务。
此书写成后，已有五年多了。但是，《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一书似乎还是照初版的样子一再重版，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