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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记述屠杀情况部分，引录如下：
去什么地方？目的是什么？一概不得而知，就这样走了两里路左右，突然被带到乌龙山进行屠杀的现场。到达的时间可能是十时左右。
那里的地势，一边是乌龙山麓的高地，从沿山的公路下来到坡地，直至扬子江江边，是缓缓起伏的一大片沙滩。在整个沙滩上，到处展现了活生生的地狱图——前半夜发生的惨剧。对于死人，我们照理已司空见惯，满不在乎了。然而，我们都吃惊地呆住了，以至于一动也不动。
有的说这里烧死了二万人，也有人说烧死了四万人。他们不是南京城内的市民，而是全无战斗力的难民——为避战祸从市区外围聚集于城内，日本部队迫使他们集结在沙滩地带，有一个多星期切断粮食供应，一次也没有供应粮食和水）在我们清理尸体的前一天晚上，两个小队——机枪队奉命出动，从公路上向下面沙滩的难民扫射。发出上述命令的高级军官认为，对手们毫无防备，他们已一星期没有进食，因而体力已经消耗，只消用两个小队的机枪就足够了。但是，他们无视人们在垂死挣扎时发出来的一股异常大的力量，这是一种估计错误。滴水未进的二万人群，对日本军发出愤怒的力量是多么厉害啊！这一点，对于刚取得胜利而得意忘形的军官们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机枪在黑夜中发出吼鸣声，积郁在难民们心中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
他们瞬间意识到机枪喷出火来意味着什么，便高声呐喊，像雪崩似地冲向机枪小队。总之，涌过来的是一大批人群，足以挤满皇宫前的整个广场。
人们满腔怒火地冲了过来，因而两个小队——机枪队转眼间全被挤垮了。
汽车队从稍高的公路上看到了这种情况，不得不随机应变采取措施。
他们丢下了装在车上的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点起火柴并向那里扔去。
汽车队的任务原是为了掩盖罪迹，在应由机枪队独力干完的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普遍浇上汽油，使尸体彻底焚毁，但事实并非如此。可是，这种以瞬间的果断蜂拥而来的人群，很快被燃烧起来的猛烈的火篱笆压了下去，逃也逃不出，结果全都被杀害了。另一方面，据说友军的两个小队也成了他们的伙伴。这些话，是当天从一个士兵那里听来的，那天晚上，他就在这个汽车队里（第二十六至二十八页）。
关于上面所说二万或四万被害人数，似乎有点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所写的时间有种种可疑点。山田支队奉命参加南京攻陷战，十二月十二日田镇江附近出发；十三日先遣部队占领乌龙山炮台；十四日占领离南京城不太远的幕府山炮台，在幕府山下俘虏了一万五千名；十七日举行入城式，那天晚上将上述俘虏全部杀害；二十日从下关渡江到对岸浦口。这就是当时山田支队的行动。从这个行动的时间表看，似乎难以想象山田支队为迫使非战斗人员集中到乌龙山麓的沙滩上，在一星期时间里不供应粮食，并对他们进行监视。而且，战斗人员自不待言，就是难民等，可以认为山田支队也对他们无暇顾及。
然而，也不能断定长达三千字的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述，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可能也有某些事实根据。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有中国方面的旁证材料。但是，我们还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材料。如果第六十五联队也留下了一份详细的战斗报告，那末，有无事实的问题是可以弄清的，但是否存在这份报告，还不知道。关于该部队的详细的战斗报告，将在本书第二编第2节叙述，希参照。
下面所谈，是发生在大致位于乌龙山与南京城之间的扬于江畔的名胜之地——燕子矶及其附近观音门一带地方的屠杀事件。就我所知，这方面的资料只有一个，那就是前面提到的汪良在一九六五年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访华代表团所说的情况。他所说的被害人数及其真伪程度也存有疑问，但这点姑且不谈，先听听他所讲的：
燕子矶是扬子江岸边有名的名胜之地，这里，曾汇集了约十万难民。
日本军从三方面追赶而来，用十挺机枪将他们包围，几乎把他们全部枪杀了。据仅有的、幸免于难的人说，当时扬子江的江水变得血红，留在江岸的尸体，一直放到翌年春天，臭气熏天，散发到几公里之外。附近一带都可闻到这种气味。
从南京城往北二十公里，有个地方叫观音门。国民党的士兵和难民约三万人在日本军的驱赶下，逃到了中央大学后面的树林中。这是死亡的集中营。由于日本军对他们断绝粮食，所有的人几乎都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死去。后来，日本军一把火点燃了树林，焚毁了尸体（前引《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九页）。
这是根据谈话记录下来的，由于不熟悉地理惰况，他把燕子矶和观音门完全写成两个地方，其实两处相隔只有半公里左右，自然也可以视为一个地点。还有，观音门是建于明代洪武中的十六个外围门之一，它与南京城的距离，从和平门算起有七公里左右，从太平门算起也不到十公里，说从观音门到南京城有二十公里，那是错误的。
由于事件是发生在离南京城墙西里内外的地方，应该把它看作南京屠杀事件的一部分较为妥当。而且据说在江岸的燕子矶被枪杀了十万人，在其附近观音门外的观音山上饿死了三万人，因而如果这些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话，自然可以说是一起被害人数最多的事件。在被害者中，饿死的另当别论，可以推断，被枪杀的人多半是俘虏。因为要杀害如此众多的民众，那是无法想象的。
这一大屠杀事件，为什么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这使人觉得十分奇怪。但不能认为这是编造出来的谎言或误传。不过，说什么十万人或三万人，在数字上可能有些问题。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要确认这一事件，需要旁证。
那末，要是发生过这种大屠杀事件，应是哪个部队干的呢？如果是在南京陷落前后，当然就是前面提到的山田支队干的了。可是，如在叙述乌龙山事件时所谈到的那样，山田支队自然没有时间去干这种事。不，也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小部队不是也可以这样干的吗？但如汪良所说的那样，用十挺机枪有效地扫射数万人的庞大集团，那是不可能的。要是这样的话，这一事件会发生在南京陷落以后。那时，必须提到引人注目的第十六师团。可是，现在对此还没有任何证据材料。
总之，我认为在燕子矶和观音门也曾发生过大量屠杀事件，这是无法否定的。然而再说一遍，说是被害的人有十余万，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燕子矶所发生的大屠杀事件，铃木明批判说不可能有这种事实。对铃木的这种说法，我试在本书第二编第2节（第三三五页以下）进行反批判。
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可以知道，在离南京城以外的地区，还发生了两起大屠杀事件。一起发生在燕子矶和乌龙山之间的巴斗山附近，另～起发生在靠近南京城的幕府山背后的沙州。据《首都志》记载，巴斗山位于燕子矶之东，但其间的距离不清楚。现在台湾的郭岐将军当时曾目击该地发生惨剧后的情况。郭岐是南京守军的军官，他在十二月十三日首都陷落后，曾在南京隐蔽下来，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乘渔船逃离南京，前往上海。在航行途中，离南京城二、三十里（华里）左右，船驶过巴斗山后面，他立即上岸，这时目睹惨状，郭说：“遍地都是尸体……臭气四溢，令人作呕。这些死尸都是军人。”这一记述。见于《危城脱险记》，收在一九七九年在台北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台北市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在该书的主要部分《陷都血泪录》（旧著翻印）中还这样记述，这些死尸“多达二万余具”，尤其是“从下关到镇江的扬子江沿岸这一带偏僻地方，全是这些死尸”（第五十一、二○六页）。
关于发生在幕府山背后扬子江岸边的惨剧情况，南京守军军官钮先铭也有叙述。在他写的《还俗记》（一九七三年，台北市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中，就当时在上元门永清寺（后改名为鸡鸣寺）当和尚进行避难的情况，作了详细叙述。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了解到新的事实，那就是在大湾下的沙州（幕府山背后）——从永清寺起至扬子江支流过去一、两公里——曾有二万俘虏被屠杀。
第四节 对无辜南京市民的残暴行为
资 料
日本军对残兵败卒的逮捕是冷酷无情的，进行得相当彻底。有时，全体占领军像是发疯一样。于是，对无辜的普通老百姓进行屠杀、强奸、掠夺、放火等残暴行为扩大到了全市，胜利者的宴会一而再地举行，令人可怕。
有一本书，汇集了有关日本军占领南京时所犯下的残暴行为，特别是一般市民严重遭殃的记录，向世界舆论提出了控诉。那就是《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一译廷珀利——译者）编著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China； adocumentary record， London， 1938， 228p。），该书除出伦敦版外，也出了纽约版，书名为《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New York， 1938，280 p。），还出了加尔各答版。在中国出版的，书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杨明译，一九三八年七月出版，三一八页），那是在原著公开出版前，根据原稿副本翻译的。根据这一中译本进行转译的有两种日文版本，一为《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译者不详，二五五页），一为《所谓战争？日军暴行录》（译者不详，二一五页）。当时在汉口的鹿地亘、青山和夫为该书作了序，因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该书是在汉口或重庆出版的。
在战争期间出版的转译本，龙溪书会的翻印版是现在普遍知道的文献，而在中国出版的转译本则十分珍贵。这是最近承蒙今井清一的好意才了解的，认为在日本恐怕只有一本，收藏在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山极晃手里。鹿地、青山为此书作了序，我曾看过鹿地写的《在华十年》、《像火一样》和青山写的《谋略熟练工》，但都没有谈到这个译本的事。无论怎么说，他们所作的序总是揭示“皇军”真面目的重要资料。可以认为，这个译本的出版，是专供收容在常德、西安的日本俘虏收容所里的日本士兵和朝鲜义勇队士兵们阅读的。但是在鹿地写的《和平村记》等等的文章中，则看不到这种情况。
田伯烈编写的书，不仅仅限于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披露，而且还把日华战争初期阶段日本军在华北、华东各城市所犯暴行和日本空军狂轰滥炸所造成的灾害情况，集中汇编在一起，那都是一些侨居在各地的外侨各自记下来的目击记。
有关事件的基本资料， 有燕京大学徐淑希教授编著的 《南京安全区档案》（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 Limited， 1939， 171p。 ）。南京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 （The l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到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就日本军人所犯暴行提出报告，并为保证难民的安全问题发出了公开信，此书收录了关于上述情况的记录。这些记录，多半也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
在占领南京之初， 《纽约时报》 的德丁、 《芝加哥每日新闻》 的斯蒂尔（Archibald T。 Steele）、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 Yates McDaniel）以及路透社的史密斯 （L。 C。 Smith） 四位新闻记者， 还有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Arthur Mencken），他们都留在南京。在发生南京事件时，这些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和其他有关新闻工作人员，纷纷向国外发布消息，上面提到的田伯烈和徐淑希教授编著的书也很快问世。但是欧美人士大都知道这一事件，一般认为是通过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Edgar。 P。 Snow） 的《为亚洲而战》 （The Battlefor Asia， 1941。 ）一书了解的。在发生事件时，斯诺并非在南京，所以，他所记述的，似乎也有多少谬误之处，但出于熟练的记者之笔，无怪乎具有扣人心弦的强大感染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后身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The Nanking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在南京陷落后第二年，对南京市区及其附近农村地区在战争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