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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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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王洪文传
  作者:叶永烈
  内容简介:
  王洪文(1935年…1992年),四人帮主犯之一。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一个贫农家庭。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因毛泽东的赏识,成为继林彪之后的第二个所谓“接班人”。
  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 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因肝病病逝于狱中。
  正文
  前言
  《王洪文传》出版说明本书是国内外第一本王洪文全传,系统叙述了王洪文从出世到死亡的毕生历程。
  本书是著名作家叶永烈积多年心血,多方采访(其对象包括王洪文众多的友人和仇人,王洪文在“文革”中的同事,执行逮捕王洪文令的部队首长及其他知情人),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参照大量文卷资料写成的,翔实、生动,很多情节和细节鲜为人知。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严肃性,绝无稗官野史以假乱真之嫌,因此具备史学与文学的双重价值。
  本书初版于1989年,这次重排前由作者作了修改,补充了新材料。
  王洪文自白:
  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所作的最后陈述。摘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卷》。
  第一章 覆灭前的疯狂
  九月三十日:天安门城楼上
  一月八日,失去了周恩来。
  七月六日,失去了朱德。
  九月九日,失去了毛泽东。
  三颗巨星的陨灭,使一九七六年的国庆节黯然失色。人民的共和国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自己的第二十七个生日。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空空荡荡。天安门广场一片萧索,金风吹落一片片枯叶。人民大会堂前的停车场,连一辆小轿车也不见。
  没有浩浩荡荡的游行。没有嘉宾满座的国庆招待会。没有火树银花般的灿灿焰火。
  没有撼天动地般的欢呼声……
  唯一的庆祝国庆的仪式,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里,举行了“首都工农兵学商群众代表国庆座谈会”。
  那是国庆的前夜——九月三十日,暮霭浓重,天安门华灯初放。
  七时整,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依照极为严格的顺序,鱼贯步入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纷纷起立致意。
  领头的是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华国锋,留着平头,壮实的身躯,一身中山装。他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由于毛泽东在病逝前为他题写了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
  紧跟在华国锋之后,便是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本书的主角——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他不过四十一岁,留着小分头,在这支高层领导人的队伍里显得格外年轻。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一九七六年那三次举世瞩目的追悼大会,充分显示了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月十五日,首都举行追悼周恩来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
  七月十一日,首都举行追悼朱德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邓小平已在四月七日被撤职)。
  九月十八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追悼毛泽东大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主持大会的依然是王洪文,致悼词的是华国锋。
  此刻,当他步入天安门城楼大厅时,不知因踌躇满志,还是年轻心急,竟快步疾行,走到步履稳缓的华国锋旁边,并排而行,眼看着要超前一步。突然,王洪文意识到在这种气氛严肃、讲究顺序的场合超前一步会招惹一场风波,他赶紧收住乌亮的皮鞋,减缓步频。缩短步幅,跟华国锋拉开了一段距离,保持着“第二号”的位置。
  在王洪文之后,是一位身穿军装、戴一副眼镜的长者——叶剑英元帅。叶剑英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中国军界的最高领导人。
  在叶剑英之后,那长长的队伍依次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剑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宣布开会。
  按照事先审定的稿子、事先排好的发言顺序,“工农兵学商”代表一个个念着稿子。
  没有掌声,没有笑声,没有口号声,每一个与会者都端端正正地坐着,脸上毫无表情。
  王洪文板着面孔,正襟危坐,摆开一副“领袖”的架势。江青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不时闭目养神。张春桥那双三角眼,透过眼镜片,悄悄朝叶剑英脸上“扫描”,观察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姚文元则低着头在看稿子——因为这个座谈会的报道要在明天的所有的中国报纸上以头版头条地位登出,作为“舆论总管”,他不能不把报道细细地推敲几遍。
  大厅里响起尖锐的女声。那是以反对“师道尊严”而闻名全国的黄帅作为学生代表在发言。她已从小学生成为中学生了。
  黄帅念完发言稿之后,吴德站了起来,对着话筒说道:“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顿时,王洪文转过头来,江青睁开了眼睛,张春桥的目光离开了叶剑英,姚文元也不再看清样了,他们八只眼睛都注视着走向话筒的华国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出现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含义:它表明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第二十天,中共中央主席依然空缺。谁当主席,还不得而知——是华国锋,还是江青、王洪文?然而,第一副主席这“第一”两字,又似乎表明华国锋是名正言顺的主席的继任人。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双眼一直紧盯着在那里念发言稿的五十五岁的华国锋,对那“第一”两字恨得直咬牙……在历年来中国首脑发表的国庆讲话中,华国锋这一回的讲话最简短,几乎磨平了所有的棱角:“同志们,今天,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举行的座谈会。我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当华国锋结束了一分多钟的国庆讲话之后,座谈会也随之结束了。在那非常时刻、特殊时期,人民共和国的生日没半点欢乐的气氛。
  王洪文坐上红旗牌轿车,突然,他对身边的秘书说:“明天,把摄影师喊来,给我拍几张标准照!”
  秘书茫然,但又不好向“王副主席”问“为什么”,只得点头道:“好。一定照办。”
  十月二日:急拍“标准照”
  刮脸。吹风。对着镜子照了几次,直到满意了,王洪文才去换衣服。
  他穿上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坐到摄影灯光下。
  “拍几张黑白的,也拍几张彩色的!”王洪文吩咐道。
  “咔嚓,咔嚓……”拍完之后,摄影师正想收拾灯光,王洪文却吩咐秘书说:“把我的军装拿来,拍下我的军人形象。”
  又是黑白的,彩色的;戴军帽的,不戴军帽的。
  总算都拍完了,摄影师以为完成任务了,收好了灯光和照相机。
  忽然,王洪文想起了一桩要紧的事:“再给我拍几张!”
  还要拍什么“形象”呢?
  王洪文脱下军装,居然又重新穿上中山装。直到他对秘书说“把像章拿来”,摄影师才恍然大悟。
  王洪文在胸前别上毛泽东那“光芒四射”的像章,又坐到照相机前。哦,这一回要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象!
  折腾了半天,摄影师才算给“王副主席”拍完了“标准像”。
  据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清算“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的滔天罪行》一文披露: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王洪文总共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其中穿便服、中山装的五十三张,穿军装的十六张,办公照片二十一张,室外单人像二十四张!
  一口气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之后,王洪文叮嘱摄影师:“今天就给我把照片送来!”
  “这么急?”摄影师满脸惊讶。
  “只争朝夕!”王洪文用毛泽东的诗句答复摄影师。说毕,狡诈地笑了一下,补充说道:“先是各印一张八寸的送来,我挑选一下。选中的,要仔细修版,要大量地冲印!”
  “大量冲印?”摄影师又感到困惑。
  “你去冲洗吧!”王洪文挥挥手,不作任何解释,把摄影师打发走了。
  当摄影师忙于冲印照片的时候,王洪文忙着给上海挂长途电话。他用“洋泾浜”的上海话说道:“小廖吗?侬勿要‘热昏’!”
  小廖,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文革”前,王洪文担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基干民兵连长时,廖祖康便是王洪文手下的“兵”。那时的廖祖康,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技校学生,基干民兵。廖祖康的养父廖士元,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木工。
  在“文革”中,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揭竿而起的时候,廖祖康在技校也发起成立了“革到底”造反组织。他们同“造反”,共“战斗”,建立“火线”之谊。
  廖祖康头脑灵活,颇有社会活动能力,被王洪文所看中。当王洪文成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际,需要“配备”秘书,他点名要了廖祖康。
  王洪文青云直上,廖祖康一直紧随左右。当王洪文调往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也就成了“副主席”的秘书。
  前些天廖祖康请假回上海,因为他要在上海结婚了,婚礼定于十月七日举行。
  王洪文预感到总摊牌的时刻已经不远。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他本来是不会让心腹廖祖康离开身边的。然而,他却爽快地同意了廖祖康回沪。
  喜糖和鲜花掩盖了廖祖康此行的特殊使命。上海毕竟是王洪文的“基地”。军机不可泄,无法用长途电话或信件传递。
  离京前,王洪文给廖祖康面授机宜……
  十年的“战斗友谊”,使王洪文对廖祖康绝对信任。但是,他担心这个小伙子被女人迷住而“热昏”,耽误了军机大事。正因为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给廖祖康挂了长途电话……十月三日:在平谷县“吹风”十月三日,红旗牌轿车东行。
  王洪文在北京东郊的平谷县露面。
  在天安门城楼大厅上,王洪文没有捞到讲话的机会。此刻,他借平谷县的话筒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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