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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意识到,这个继“赤卫队”、“二兵团”之后冒出来的新对手,充满着辣味。
第三次较量,比前两次更为严峻。不过,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手中有权有势了。他想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福州路事件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支由军人组成的队伍,开进了上海柴油机厂。
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冗长的名称,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上海柴油机厂所生产的柴油机,有一部分是用作军舰、鱼雷快艇的动力,厂里有保密的军工车间。、不过,这支“宣传队”进厂,倒并不是为了军工车间的生产,而是为了“支左”。
“支左”,亦即支持左派。毛泽东的关于军队要支左的指示,已经多次用黑体字标出,印在《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的社论里:“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人民解放军应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
“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这支穿着军装的队伍,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前来支援左派,理所当然受到了“阿东”和“阿串”双方的欢迎。
“东方红”用黑体字刷出了大标语: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联司”为新魏体刷出了大标语: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双方的口号一模一样。不言而喻,不论“阿东”还是“阿串”,都以为自己是噹噹响的左派!
这支军人队伍背后的秘密几乎无人知晓:它是“市革会”派去的,幕后的指挥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过问过这支队伍。不过,自从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忙于中央的权力之争,而对上海实行“遥控”。
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
不过,徐景贤毕竟当过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多年,政治手腕比王洪文强得多,而且他的口才、文才、政治理论水平远在王洪文之上,很快的,上海的实权落在了徐景贤手中。但是王洪文毕竟手下拥有百万之众的“工总司”,徐景贤也未敢小觑这位“王司令”。
这支“宣传队”开进上海柴油机厂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形势陡地吃紧。因为“宣传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四月二十四日发表“公告”。这“公告”,犹如法院的判决书似的,对“阿东”和“阿串”作出了裁决:“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东方红”马上“热烈欢呼”起来。“联司”呢,实在气愤不过,当天晚上便把那支“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王洪文原以为可以用“解放军宣传队”压垮“联司”,不料,矛盾急剧激化。
“东方红”马上抓装联司“的把柄,声称”‘联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大字标语刷在外滩,刷在南京路。
“联司”呢?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由“全向东”带队,于四月二十六日奔赴北京。
那支“宣传队”呢?放下了手中的“红宝书”,拿起了钢枪,逮捕了“联司”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上海市公安局。
柏和卢的被捕,又一次激怒了“联司”。“全向东”斥责王洪文所实行的是一条“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本来,“资本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是王洪文给陈丕显、曹荻秋戴上的。如今,却轮到他的头上,而且还加上了“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之类新标签!
五月二十日,二十多辆大卡车从杨浦区驶过外滩,向西驶入福州路,突然在一幢大楼前停住了。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二十多辆卡车拥挤在并不宽敞的福州路上,阻断了交通。
从卡车上跳下一批“联司”成员,就地静坐,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
“联司”的静坐示威,马上轰动了上海全城,被人们称之为“福州路事件”。
‘联司’必胜!胶臁匕埽 蹦强诤派诟V萋飞险鸬础?
支持“联司”的人,越来越多。
上海柴油机厂有的是柴油机。“联司”从厂里运来了柴油机,在福州路上,在不远处的人民广场上,柴油机隆隆运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雪亮的电灯泡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联司”们在灯光下发表演说,撒传单。
“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一个大会,在人民广场,在雪亮的灯光下举行。
这边,福州路上一大群卡车、静坐者和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那边,人民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夜夜上万人聚拢,热闹非凡。
王洪文的双眼密切注视着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上的一举一动。不过,张春桥从北京来电话关照过他,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太早!王洪文的手虽然早就痒了,还是听从“军师”的指令,耐着性子等待着“大扫荡”的时刻……“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常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
“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王洪文是从上海的第一次大乱中夺了权,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眼下,他竭力反对“上海第二次大乱”——因为张春桥制订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策略。上海已成了他们的“基地”,万万乱不得。
《红卫战报》发表的《“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一文,“批驳”了“全向东”的“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倒是说出了张春桥、王洪文心里想说的话:“乱有阶级性。有革命的乱,也有反革命的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积极主张革命的乱。这是为了乱敌人,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乱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我们就是要乱它个落花流水。这种乱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取了政权,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就是要我们掌好权,用好权。现在主张乱的人,就是想乱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乱革命的新秩序,乱我们革命派,这是对敌人有利。‘支联站’一小撮头头实质就是在为敌人效劳。……”这篇以《红卫战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已经把“联司”当作敌人了!
后发制人
“小兄弟”们磨拳擦掌,已经不止一次提醒“司令”,该干掉“联司”了。
这一回,“王司令”稳坐中军帐,倒是沉得住气。他听从张春桥的告诫:要让“联司”充分表演,后发制人。造成口实,一举全歼。
他派出了“小兄弟”,假装支持“联司”,打进了“支联总站”。这位近乎间谍的“小兄弟”,不断密报“支联总站”的一举一动,使王洪文对于对手了然若指。
他还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联司”、“支联总站”的情报,弄清全市各“支联站”的组织情况,拟出黑名单。
他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以俟时机成熟之际,对“联司”来个“一锅端”。
这边有风,那边就有声。
六月二十三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返拇ァU伙荽ィ孤读送鹾槲牡奶旎骸跋衷诨挂卦谧ㄕ怪械囊恍〈榛等恕 钦谠湍鹨桓龈蠊婺5恼蜓埂尽ⅰ瓷喜癯А姆锤锩苹赡芙窈蟀朐轮诔鱿盅瓷喜瘛
这张传单所揭露的,正是王洪文制订中的秘密行动计划。“情报”完全准确。
这张传单大量印发之后,“联司”和“支联站”提高了警惕。
过了三天——二十六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更加详细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阴谋。
传单中很具体地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
“联司”理所当然地进行反抗。
六月二十八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杨仲池当众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疾呼:“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第二天,终于爆发了“六·二九”事件,震动了上海——“联司”面对王洪文伸来的黑手,进行了反抗。
当时的《工人造反报》以整版篇幅描述“六·二九”事件。这家由“工总司”主办的报纸当然是站在“工总司”的立场上说话,但也透露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信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为名,控制了电话总机。……”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币怀∥涠房剂耍绞苌巳嗽贝锒俣嗳耍耸平现氐挠形迨嗳恕?
当天深夜十二时半,“联司”和“支联站”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宫。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抄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放火烧毁。火光惊动了沉睡中的上海市民。青年宫的广播台哇啦哇啦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吵吵闹闹,一直到清晨五时半,才算结束了这桩“青年宫”事件……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出来的消息,听到从青年宫传出来的消息,王洪文狞笑着,慢悠悠地抽着烟。他巴不得“联司”跳出来,“联司”闹得越起劲越好。“后发制人”嘛,这是张春桥的计谋。他要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先安在“联司”头上,然后“名正言顺”地加以扫荡。
今非昔比,已经成为“市革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可以用手中的权,哗哗地开动宣传机器,对“联司”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
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六月二十九日发布《通告》。这个《六·二九通告》的主旨,便是“制止上柴厂武斗”,把“联司”推上了被告席。
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一下子便使“联司”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用王洪文的话来说,这叫“对‘联司’发动了强大的‘文攻”’。当然,“文攻”的下一步,便是“武卫”了。
“王司令”又“指示”以“工总司”的名义,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的文章,充满着恫吓的语气:“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
“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工人造反报》所发表的社论《谁在为上柴“联司”的行动喝采叫好?》一文,已经把“联司”作为反动组织对待了:“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的一系列行动,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受到了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