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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
就在邱会作飞抵武汉不久，下午四点二十分，另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抵上海机常坐在专机里的大员，便是张春桥。
此行甚为机密。张春桥走下专机，便钻进轿车，不声不响直奔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
张春桥奉江青之命飞往上海，以便作好准备，迎接毛泽东来沪——因为林彪、江青都以为武汉不安全。
当天晚上，在武汉的毛泽东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决定前往上海，杨成武。余立金等随行。
当毛泽东住进上海西郊的秘密住所，正处于“工总司”与“联司”、“支联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张春桥提心吊胆。他不公开露面，让“造反司令”王洪文冲在第一线。这样，万一毛泽东批评砸“联司”，他可以往王洪文身上推。
八月四日，王洪文在上海东北角指挥砸“联司”，毛泽东在上海西南角不时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来的消息。
毛泽东对于“八·四”事件，说了些什么呢？
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上海街头的红色号外象雪花一样散发。
那是九月二十五日清早，以《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支部生活》这样“三报一刊”共同署名，用红色油墨印发了“号外”。
人们以为大约是我国又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打开号外一看，却是印着新华社九月二十四日的电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盛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号外”用粗大的字体，突出这样几行字：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上海时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在武汉，针对“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这两大派的势不两立，说过类似的话。
显然，毛泽东在上海所说的这几句“最高指示”，是指“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两度提到“工人阶级内部”，表明他所指的就是上海的“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
毛泽东的这段话，意味着他号召工人的两大派组织应该实行联合，因为两大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并不赞成一大派砸掉另一大派。他的话，实际上是对王洪文的“八·四”行动的批评。
毛泽东这段话，理所当然地使王洪文难堪。
可是，王洪文通过《文汇报》记者的笔，为自己搽了一脸红粉，一下子变成了“活学活用最新最高指示”的“模范”。
虽然在“一月革命”之后，王洪文已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他的名字不常出现于报刊上。见报的，一般只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名。提到王洪文时，只写“工总司负责人”而已。
这一次一反往日的惯例，王洪文的名字十分突出地出现于九月二十六日的《文汇报》上：清晨四时许（指九月二十五日——引者注），喜讯（指毛泽东的指示公开发表——引者注）传到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的心情激动万分，昨晚工作到深夜的疲劳，立刻消失。他拿起电话，把喜讯告诉工总司的战友，把喜讯告诉工厂的战友。他知道，毛主席到上海，这是战友们多么渴望知道的喜事！这是革命的强大动力！巨大的喜讯立即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排除任何阻力。
是的，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都不会忘记：去年十一月，当他们刚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时候，在“安亭事件”艰难险阻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巨大的支持。那一天，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张春桥同志同意工总司的五个条件时，那是何等激动人：的场面啊！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一个个都落下了眼泪，他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万岁！万万岁！“
……
东方刚刚微露曙光，工总司的负责人就聚集一起举行紧急会议。他们心里想着毛主席，口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们要把毛主席视察上海的特大喜讯尽快地传达给每一个战士。……《文汇报》又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曰“九月高潮”，发表了《从“一月革命”到“九月高潮”》的文章。
这样，本来大闹分裂、以武斗砸毁另一派的王洪文，忽地变成了忠于毛泽东最新指示的虔诚“战士”。
就在九月里，王洪文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唯恐“联司”会“死灰复燃”，兼任“主任”之后，加强了对“联司”的“残渣余孽”的清洗……
第十章 掌管上海“王司令”
乔迁了王洪文不再回那上海定海路上的小屋了。
上海市西区，一幢漂亮的西式小楼，曾是挪威驻沪的领事馆。如今，王洪文的轿车，在那里进进出出，因为那里已成为“司令”之家。
自从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王洪文就觉得定海路上的小屋未免太寒酸了。堂堂“副主任”，怎么住那么破的小屋？
不过，要搬入漂亮的新居，得找个由头。要不，很容易被自己的对手们说成是“变修”、“变质”之类。
要找个什么由头，其实并不难。在与“联司”为敌的那些日子里，一句“‘联司’要砸我的家”，便成为“王司令”乔迁的非常充足的理由。
看中了原挪威领事馆的幽雅和舒适，“王司令”一下从上海的“下只角”升入“上只角”。
从此，“王司令”家的地址严格保密，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和几个亲密的“小兄弟”才知道。
“夫荣妻贵”。妻子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育员，后来调到大连路印刷厂当临时工。
这时，被安排到市西区徐家汇附近上海无线电四厂当干部了。
当王洪文乔迁之际，叮嘱岳母道：“定海路的小屋，不要出租，更不要卖掉。”
“为什么？”岳母不解其意。
“那是我的故居！”王洪文说道，“一定要保持原貌。以后要派大用场！”
岳母是文盲，不明白女婿所说的“派大用潮的含义。
不过，王洪文搬走之后，那小屋白白空着，岳母总觉得可惜。
她喜欢养鸡。干脆，就在那小屋里养起鸡来。
鉴于鸡、鸭会招引蚊、蝇，鸡、鸭又会到处拉屎，因此上海市区向来禁止居民养鸡、养鸭。
王洪文岳母在那小屋里养鸡，使居委会干部左右为难：不让她养吧，她是“市革会副主任”的岳母，不敢得罪她，也不敢得罪她的鸡；让她养吧，居民们有意见，为什么她可以闹特殊？
有人气不过，拿起一把刀，冲入那小屋，抓起一只鸡要杀。
马上有人赶来劝阻：“杀不得呀——那是‘市革会副主任’的岳母的鸡呀！”
大抵因为那鸡具有特殊的身分，杀鸡者的手只好松开，刀下留鸡！
岳母再不骂女婿是“小侉子”了，逢人夸起“小王有出息”。
每当她拎起菜篮子步入菜场，营业员们向她点头哈腰。每一回，拿出同样的钱，她的菜篮子总比别人的要沉得多。虽然她并没有开口要营业员给她一点“实惠”，但营业员知道她的女婿如今红得发紫，乐于拍她的马屁……至于她的女婿“小王”，那种飞黄腾达的气派，更是甭提了：进出轿车，抽“中华”烟，喝“茅台”酒……马天水卖身求荣在踏平“联司”之后，王洪文总算稍微松了一口气，他在上海的“工人领袖”的地位已经牢固了。虽然还有一些老对手在暗中活动着，毕竟无法再形成“赤卫队”、“二兵团”、“联司”及“支联站”那样的庞大的反对派。何况，“文化大革命”已转入“斗、批、改”阶段，要想再度成立全市性的反对派组织，已不那么容易了。
不过，在“市革会”中的权力斗争，却日益变得激烈起来。
“张老大”、“姚老二”，这两把交椅是铁打的。不过，张春桥和姚文元随着他们在中央的地位的提高，到上海来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少了。
徐景贤成了“徐老三”。虽说他只比王洪文年长两岁，但官场经验比王洪文要丰富十倍。想当年，王洪文在安亭闹事的时候，徐景贤还是“老保”，还是一个替陈丕显、曹荻秋起草检讨书的角色。如今，徐景贤超过了王洪文。徐景贤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老三”。
不久，又有人要挤到王洪文的前面来，使王洪文的排名地位往后移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上海隆重欢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所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虽然阿尔巴尼亚是个小国，但在当时是中国最亲密的伙伴。
张春桥、姚文元专程返沪主持欢迎仪式。
新华社上海分社发出的电讯中，以这样的次序提到出席欢迎仪式的上海党政军负责人的名字：“张春桥、姚文元、廖政国、饶守坤、周建平、王少庸、马天水。”
廖政国、饶守坤、周建平是驻沪三军负责人，出现在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之中，理所当然。那王少庸、马天水是当年的“走资派”，眼下也成为上海的党政负责人了。
名单中没有提及王洪文。
两天之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代表团到达上海。新华社电讯中的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仍与两天前一样。
王少庸，原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马天水，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们获得“解放”之后，不再是“走资派”了，而是作为“革命的老干部”，成为“三结合”领导班子的“结合”对象。他们一经“结合”，便坐到王洪文的前面去了。
一时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排名次序，成了这样：“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廖政国、王少庸、马天水、王洪文。”
王洪文成了“王小七”！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天水不断“跃进”，越过了王少庸，越过了廖政国，后来以至越过了徐景贤。
马天水这人，论资历，比张春桥还深得多。他出生于河北唐县，早在三十年代初，便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他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的负责人。此后，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内，一直分管上海工业生产工作。当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时，张春桥还只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一九六三年，马天水曾作为上海赴大庆学习代表团团长，到大庆参观访问，返沪后在上海工业系统全面执行“工业学大庆”的方针，推广大庆的“三老四严”作风（“三老”即“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四严”即“严肃、严密、严格、严谨”）……平心而论，马天水的前半生确实是不错的，是一个为革命建立过功勋的人。上海数千家工厂，他亲自到过的不下千家。他能随口报出上海各大厂的厂长名字、主要产品、生产特色。他不愧为上海的“工业通”。正因为这样，他在上海工业系统有着颇高的威信，人称“马老”。
“文革”开始之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王洪文的“工总司”的炮轰目标。
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时候，一天听说马天水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便赶往那里，要求马天水予以承认这个组织。马天水打着官腔道：“这个么，还要研究、研究……”差一点使这匹“老马”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他在北京“乱放炮”。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马天水前往北京出席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马天水是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去的，他以为红卫兵的大串连以及上海“工总司”的造反，严重干扰以至破坏了上海的工业生产。
马天水到了北京以后，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办公厅，要求他们收集“工总司”的材料，马上告诉他。上海市委办公厅杨慧洁根据马天水的意见，派人下去调查，规定只查十一月九日上海“工总司”成立之后，上海工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情况。
不久，马天水又来电话，要求收集“造反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材料”。于是，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报了一批上海“工总司”绑人、打人、私设公堂的材料。
有了这批材料，马天水便在北京放炮了，指责上海“工总司”破坏上海工业生产，狠狠批评了“文革”。
马天水的话，传进了“副统帅”林彪耳中。林彪大骂马天水老糊涂，斥责他“反对文化大革命”。
“副统帅”的震怒，使马天水吓破了胆，丢魂落魄。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