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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欢庆“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是纪念什么“半周年”？不，不，是一块白地红字的新牌子，在欢呼声中挂到了大门口：“中国共产党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
当时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这是根据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建立起来的上海第一个基层党委会。”
王洪文赢得了一个“上海第一”！
报道还给上海国棉十七厂送上一顶光彩四射的桂冠，曰“红色堡垒”：“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个‘老造反’厂。全厂有八千六百多工人，现共有党员一千零三十五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党内外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全厂的工人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出了很多贡献。上海的广大革命群众提到国棉十七厂，都亲切地称之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从新党委成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又把建设一个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作为努力奋斗的方向。……”“红色堡垒”是王洪文的后院，也是张春桥、姚文元要在全国树起的“样板”。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由王洪文陪同，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这一天，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喜日子”。于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把上海国棉十七厂作为整党建党的“样板”加以“培养”了。
张春桥已着意于“树”王洪文，“树”上海国棉十七厂。
一九六九年初，署名王洪文的《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见报了。
王洪文在文章中“回顾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展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新的一年”，他“感到无比的激动，无比的兴奋”。
王洪文“夫子自道”，来了一个又一个“回想”，向读者透露他当年的“丰功”：“回想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生死搏斗的时刻，回想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浴血奋战的岁月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不怕围攻，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不怕坐牢杀头，就是因为有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我们奋勇前进。……”回想在‘一月革命’前后，我们和群众真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群众吃啥，我们吃啥，群众步行，我们步行，始终同群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没有群众，就不可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没有群众，就不可能取得‘一月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掌了权，就不能忘记群众，我们的职务变了，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变……“确实，王洪文的”职务变了“，关于他的”颂歌“也渐渐在报刊上唱了起来。一篇题为《”红色堡垒“里的革命火车头——记上海国棉十七厂最早杀出来的六个共产党员》的通讯，称颂起王洪文及其”红色堡垒“，把王洪文誉为”革命火车头“：”上海国棉十七厂是全市一面鲜艳的红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红色堡垒’。“
第十一章 跃居中共中央副主席
上海冒出另一个“王”——王维国
云遮雾障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王洪文在一九七○年盛暑，来到这“清凉世界”，出席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庐山。
大抵难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中共中央在庐山开过两次全会，都风雷激荡，震动华夏。
头一次庐山会议是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那次会议突然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把一嘲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国。
这一回庐山会议，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六日，更加惊心动魄，狂澜叠起。刚刚步入中国政界高层的王洪文，马上卷人了湍急的政治漩涡。
这次会议原定的议程是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准备，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林彪集团发动了突然袭击，打乱了整个议程。
按照林彪的部署，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叶群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出动，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其实，与其说攻击张春桥，不如说攻击毛泽东。
在一年以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明文载入中共党章。墨迹刚干，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已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林彪急于抢班，坚持要在宪法中写入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他要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则非常干脆地加以否定。被毛泽东指定负责宪法修改工作的张春桥，当然照毛泽东的意见执行。林彪集团不敢正面与毛泽东冲突，便拿张春桥开刀。
“中央文革”彻底分裂了。组长陈伯达站在林彪一边，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及组员姚文元则站在毛泽东一边。
王洪文是张春桥一手扶起的。别无选择，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原以为华东组大抵会太平无事，谁知冒出了另一个“王”，在发言中明确支持林彪。
这个“王”的名字，在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上，出现在离马天水不太远的地方——“王维国”。
在上海，此人既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毫无瓜葛，也与徐景贤手下的“秀才帮”从无来往，更与马天水那样的“老干部”素昧平生。在“一月革命”的一片造反声中，见不到此人踪影——他既不是造反派，也未曾保过陈丕显、曹荻秋。他是军人。他能够成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因很简单——他宣誓忠于林副主席，而林副主席也看中了他。
他只比张春桥小两岁，河北省元氏县人，有过不短的革命经历——一九三八年三月入伍，获得过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他向来在军内任职，与地方没有太多的联系。他担任七三四一部队第一政委，人称“王政委”。只是在毛泽东发出军队要“支左”，驻防上海的空四军派出“军宣队”随同王洪文派出的“工宣队”一起“进驻”上层建筑时，王维国才与地方有些来往。
林彪权重一时，炙手可热。原本与林彪没有结派拉帮的王维国趋炎附势而来，林彪则正感到自己在上海的力量太单薄，正感到需要在张春桥的手指缝里插上一把刺刀，于是接见王维国，于是宴请王维国，于是合影，于是送礼……一个想巴结，一个想利用，一拍即合，挂上了钩，拉上了线。
林彪翘起大拇指：“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这三个“很”，一下子使王维国乐得合不拢嘴巴。
林彪的那只“老虎”——林立果，也给他来了三顶高帽子：“王维国是好领导、好班长、难得的人才。”
自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变成了王维国的上司。林立果的一句话，便使王维国俯首帖耳：“打算让王政委当南京空军的副政委。”
王维国也够机灵的，马上给林立果送上三顶高帽子：“林副部长是天才，是好领导，是最好的接班人。”
王维国也给林彪写信，表露一颗忠诚之心：“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的一家，就没有我的一切。”“一切听从林副部长指挥，一切听从林副部长调动”，“把空四军建设成为林副主席放心的基地，信任的基地，巩固的基地，安全的基地”。
王维国的年纪比林立果大三十多岁。然而，当王维国、江腾蛟这两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陪年方二十的林立果游长城时，竟一左一右搀扶着林立果！
王维国的脑袋里，仿佛灌满了奴性。他张口便能说出一套一套的话来，脸不发红心不跳。诸如，坐了林立果开的车，那是坐“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不迷失方向，永不翻车”！
一九六九年六月，中共“九大”刚刚结束，这位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忙什么呢？忙着为林立果选美女！他还有“理论”哩，说“这是为天才人物选助手，是有伟大深远意义的”。
一个稀奇古怪的“找人小组”在王维国领导下成立了。“找”什么“人”？为林立果“找”女“人”！
这个“找人小组”共八名成员，又称“八人小组”。这个小组是在上海，又得名“上海小组”。
“上海小组”的成员，自然都是“信得过”的。一九七○年五月，这个“上海小组”经王维国加以整顿，居然变成了上海滩上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别动队。“找人”已不再是重要任务了（因为已经选中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舞蹈演员张宁），而是接受了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每一件工作、行动，都要考虑大局”。“要有助于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长！”副部长是谁？林立果！
这个“上海小组”，成了林彪安在上海的一颗钉子。毕竟是部队，特别是那飞来飞去的空军，王洪文管不着，管不了。何况，一切都在绿军衣、红领章的掩盖下进行，上海的这个“王”，并不显山露水——虽然张春桥已获知了关于这个“王”的秘密情报。
动身前往庐山之前，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王维国，倒过来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林立果请示：“开会要做哪些准备？会中需要做些什么？”
林立果呢，居然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林立果通过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死党周宇驰转告王维国：“他（即林立果）叫你放，你就放；他不叫你放，你不能放。”
在庐山，林彪下令放，王维国就在华东组噼噼啪啪放了起来，猛烈攻击张春桥。
除了王维国之外，另一位候补中央委员、七三五○部队政委、浙江的陈励耘，也在华东组向张春桥放炮。
华东组是张春桥的天下。王维国和陈励耘扛起林家大旗，陷入了极度的孤立之中。
毛泽东无法容忍林彪的放肆攻击。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撩开庐山云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责令陈伯达作检查。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陈伯达狠狠的一击。
打在陈伯达身上。痛在“林副主席”心上。林彪集团败北——毛泽东的话，虽然不见得“一句顶一万句”，起码一句算一句，具有最高权威性。
下山那天，林立果垂头丧气地对王维国、陈励耘说道：“这次把力量暴露了，也暴露了你们。首长（林彪）知道你们两个受损失很难过。”
林立果开着汽车，在前往庐山仙人洞途中，回过头来对坐在“幸福车”上的王维国、陈励耘说道：“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山间别墅，张春桥在叮嘱王洪文：“回上海以后，盯住王维国的一举一动！”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上海二“王”
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庐山上摊牌之后，矛盾日深，对抗日烈。
在上海，二“王”之争也就随之日趋紧张。不过，王洪文奈何王维国不得。
林彪把上海作为他的“基地”之一。林立果飞来飞去，频频来沪。王维国成了林家在上海的“头”。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的“基地”，如今，林彪也插上一手了。
上海巨鹿路，当年王洪文的“工总司”的所在地，如今，挂着军车牌号的小轿车在那里出出进进。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巨鹿路一幢小洋房里，林立果召开他的“联合舰队”的秘密会议。出席者均为他的死党——那个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那个空军司令部副处长于新野，那个王维国的部下、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就在那幢房子里秘密地炮制出来。
他们用空军的特殊语言，称呼毛泽东——“B—52”，一种巨型轰炸机。《“571”工程纪要》指出：“B—52……对我们不放心”。他们在“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
十天之后——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晚，在离巨鹿路并不太远、极不醒目的一个地方，那是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又一次重要的绝密会议在召开。这次会议，用林立果的话来说，叫“三国四方”会议。出席者为：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委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
在这个“少年科技站”里，林立果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指挥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