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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在一九六六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毛泽东晚年异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这本是作为领袖应当慎重考虑的。可悲的是，他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屡犯错误。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文革”刚刚兴起。毛泽东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我们就不怕。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
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遗憾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
林彪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的一段话，曾泄露了他的天机：“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毛泽东被这位手挥红语录的“跟着转”的林彪所迷惑，把这个比他小十四岁的“亲密战友”定为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照理会使毛泽东清醒：由他个人选择、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适？
可惜毛泽东，没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他又一次个人决断，选择了新的接班人。
在当时，伊然以“接班人”自命的，乃张春桥。此人比毛泽东小二十四岁，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中，刷掉了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后，周恩来、朱德、康生、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年纪都与毛泽东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张春桥“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毕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资历比张春桥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庐山，张春桥是林彪集团重炮猛轰的国际，林彪的倒台成了张春桥的“光荣”。
完全出乎张春桥的意料，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料，甚至也出乎“接班人”本人的意料，毛泽东个人专断，决定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
就这样，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犯了第三次错误。历史已经清楚表明：第一次，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第二次，选用了林彪，是错误的；第三次，选用了王洪文，又一次错了！
“工农兵”干部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唯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象，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象，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这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
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门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的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
张春桥的心中，一清二楚……
“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失去了他的“亲密战友”。张春桥借助于种种去中南海的机会，尽力去接近毛泽东，央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便谋得“接班人”的地位。
“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没头没脑，毛泽东忽地问了张春桥这句话。
“灵敏度”极高的张春桥，立即从这一句问话中，窥见毛泽东心中的奥秘——他，正在注意着王洪文！
过了几天，毛泽东见到张春桥，又问起了王洪文的身世。
醋意和欣喜双重对立的感情，在张春桥的心头交织：毛泽东瞩目于王洪文，意味着“接班人”不再是他，使他沮丧，使他嫉妒王洪文。然而，伟大领袖的决策，从不为他人的意见所左右。毛泽东一旦决定了，任何人无法改变。毛泽东看中王洪文，对于张春桥来说，还是有利的。因为王洪文是他一手拉上政治舞台的，王洪文对他言听计从，王洪文进入中央，使他多了一个伙伴，多了一份力量。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看中王洪文，或许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发言时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许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那千钧一发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诚之心……张春桥没有问，也不敢问。
于是，毛泽东下令，调王洪文进京学习。
最初，确实只是学习。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了解他，观察他。
王洪文进京近两个月，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至六时四十分，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了上海工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委员（内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谈话中透露了关于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现把张春桥讲话记录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于下面：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两个月了（王秀珍：九月七日走的），哦，马上就两个月了。我听到有的人说他是犯了错误，到北京去办学习班的（众：没有听到这个反映）。
你们没有听到，消息比我还不灵！我听到外地都在传，有人说，因为有人要解放陈丕显，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错误，所以到北京去办学习班。……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谈了几次，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这样帮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着急了，一个是要看很多很多的书，一个是联系群众困难。
洪文同志与马老通电话时，说很寂寞。……洪文同志还会回来的。中央考虑要培养同志，调一些年轻同志到中央参加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原来的单位。这次，参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动，第一名就是他。以后还会从各地再调一些，现在先叫他去。当然，洪文同志将来不回来，也有这个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处是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主席说，你、我两个，要搞调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过工了，当过兵了，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优越，我还需要调查研究。……往常剑戟森森的张春桥，嘴巴是很紧的，大抵是“小兄弟”们急切向他打听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说出了毛泽东关于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称赞洪文同志是‘工农兵干部’！”
“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简单，如今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
“小兄弟”们飞快地传播着“特大喜讯”——因为王洪文是他们的靠山。
成为筹备中共“十大”的负责人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一个旧的阶段的结束。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在党章中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虽然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上确立的，但中共“七大”可以说开始了毛泽东时代。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强凋了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二号人物的地位。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打倒刘少奇，确立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大会全面肯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全盛时期。
“九·—三”事件之后，全党开展了批陈（伯达）、批林（彪）运动。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党章中写入了林彪的“大名”，如今林彪成了“死有余辜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亲密战友”成了谋杀伟大领袖的元凶；不能不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共“七大”与“八大”之间，相隔十一年；中共“八大”与“九大”之间，相隔十三年。照此推理，中共“十大”起码是在一九八○年左右才考虑召开。然而，那载着“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怎么还可以继续使用下去？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是康生和张春桥为之捉刀，毕竟多处明显地用上了林彪那些特有的“习惯语言”，诸如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打上了林记印戳。毛泽东不得不在中共“九大”结束才几年，就提出召开中共“十大”了。不言而喻，中共“十大”的主题是批判林彪，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这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迫在眉睫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破例只选举党的一位副主席——林彪。林彪死后，中共变成唯有主席毛泽东，而副主席一位也没有！何况，在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一下子倒了三分之——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七人，亟待补充新人。
毛泽东的人事新布局，终于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披露端倪。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二百四十六人出席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讨论中共“十大”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