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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去世之后，王洪文名列副主席中的第一位。此外，康生已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病死，李德生于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副主席之职。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剩王洪文和叶剑英。眼下，华国锋突然跃入副主席之列，而且定为“第一副主席”，使王洪文退至第二。
在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第一副主席”之称。在省委、市委，倒是设过“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般排名有严格顺序，但从未称“第一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为了突出林彪，副主席减至一人，也就无所谓第几了。这一回，毛泽东在华国锋出任副主席之际，特意加了“第一”两字，分明是考虑到身后之事。毛泽东自知病情日重，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四人帮”会兴风作浪。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等于明文规定了由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
成了公子哥儿
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已在报端披露。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的陪同下，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会见照片上，毛泽东的脑袋歪靠在沙发上，眼皮低垂，有气无力。
布托抵达香港，向记者透露来自北京中南海的消息：由于毛泽东健康欠佳，今后不再会见外国首脑。
布托的消息，后来被证实：他成了毛泽东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首脑。
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年迈病重，中国人民忧心似焚。就在这时，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收音机里，又传出沉痛的哀乐声：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九十高龄的朱德病逝！
朱德追悼会，依然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虽说王洪文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进进出出，但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镇压那革命的烈火，已使他的面目逐渐暴露。特别是四月七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第一”两字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公开透露：王洪文已不是毛泽东所指定的继承人。
在那样愁云铅垂的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居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写诗，不能贴“炮打王洪文”大字报，老百姓们编出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政治笑话，辛辣地嘲讽了王洪文。
这些政治笑话没有登过报，没有上过广播，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在北京扩散，迅速传遍全国。
这些政治笑话，也许是在中央电视台播送朱德追悼会时，王洪文神气活现地主持大会，引发了老百姓们的创作灵感：其一：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
朱老总对他那妄自尊大的神情默然无言。良久，用拐杖指了指天，又戳了戳地，依然不置一词。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冷笑一声，答道：“这还不明白？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其二：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计可施，讪讪而走。
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连声说：“容易，容易”，他拿过鸡蛋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
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
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日：“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这些政治笑话，虽然只是中国老百姓的即兴之作，但是反映了老百姓们心中的形象：朱老总德高望重，王洪文不学无术，邓小平机智过人。
这些政治笑话，当然都是虚构的，而虚构来自现实。王洪文确实是那么个锦绣其外、败絮其中，目空一切又志大才疏的人。他的警卫员王爱清曾回忆：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继续在值班时钓鱼。
在毛主席重病期问，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上旬就把钓鱼杆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
七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鸟，把汽枪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处打鸟。
在车上说，这个地方那么多鸟，没有人打，我来打。
七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时，又要游泳，马上从上海要来高级游泳裤，游了好几次。有一次在车上说，本来这里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到三十度，他们不肯烧。
八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时经常看电影，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的刘庆棠要电影片。有一次他在车上说，今天又看了个《基度山恩仇记》，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还说抽时间把这本书和《红与黑》这本书看一下。
八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毛主席逝世，开了追悼会不几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下象棋、看电影，又到八一靶场去打靶。这位副主席，已成了十足的公子哥儿！
再揪“走资派”
王洪文有闲有忙。在“四人帮”处境不妙的时候，他钓鱼他打鸟！一旦“阶级斗争”的弦拧紧了，他就显得忙碌紧张了。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中，忽然用黑体字公布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员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十二年前讲的。姚文元手下的秀才们，却把这些话放进了七一社论。姚文元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提醒人们重新“警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亦即“走资派”。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步步深入，“四人帮”开始第二次揪“走资派”。在他们看来，光是打倒一个邓小平，还远远不够。
邓小平虽然被撤职，他到广州去“休养”了。在那里，他得到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叶剑英也不时与正在“休养”中的邓小平保持联系。
王洪文说过这句话：“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迟群对王洪文的话加以发挥、发展，说出了王洪文要说的意思。迟群此人，原是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后来作为“军宣队”派驻清华大学，成为江青的亲信。
迟群一次次地鼓吹：
“邓小平这个还乡团团长被揪出来了，还有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团员呢！”
“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他们是中央一级的大官，现在还在台上掌握一部分权力，装模作样！”
“揪出他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
为了揪这“一层”“走资派”，“四人帮”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散布了一系列的再揪“走资派”的言论：“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
“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王洪文在跟祝家耀谈到天安门事件时说道：“天安门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走资派是主要危险。”
五月三日，他在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时又说：“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
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
“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要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
六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又对七机部负责人说：“要抓大官，抓上线。”
于是，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叶正光、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副部长曹光琳在与王洪文密谈后，便向下“吹风”。
舒龙山说：
“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从深度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
“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叶正光说：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曹光琳说：
“一天也不能等了。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在王洪文的指挥下，在一九七六年七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放炮了，说是“批邓”，锋芒所向直指华国锋。
本来，开这样的会，上海理所当然会派出马天水。不过，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三日，马天水得了一点小病，便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徐景贤把“马先生病住院”的情况急报张春桥。张春桥作了如下批示：“天水同志，应安心治疗，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
张春桥的批示，在上海引起一阵猜疑：“为什么要马老‘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呢？”
很快地，传出了消息：马天水已内定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这消息有“可靠来源”，因为王洪文曾对马天水说过：“中央考虑，你到国务院主管国家计委是很合适的。”
这“中央”，是指王洪文自己，或是“四人帮”，便不得而知了。
马天水既有微恙，而且王洪文已对他封官许愿。他这匹“老马”也就乐得在上海华东医院小病大养了。
于是，上海派出马天水的副手黄涛前往北京。
黄涛在会上放了一炮，在北京引起了注意。华国锋派人调阅了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五期所载《黄涛同志在华东组的发言》，黄涛发言矛头直指“上边有些人”：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于，还是照老样子干。”
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日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
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
在会上，另一位“炮手”，则是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他是毛远新手下的大将，当时毛远新名义上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操纵辽宁党政大权。杨春甫到北京后，王洪文向他“吹”过“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九期，刊载了《杨春甫同志谈务虚会等问题》，锋芒毕露：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
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
我认为，是资本主义大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
杨春甫同志还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杨春市最后提出的那个“质问”，完全超越了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范畴。但是，这一“质问”，却是不点名的点名，他所说的“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显然指华国锋：因为“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除了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