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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溪的大学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那时她只有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的蓝布大褂，罩在那件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破棉袄上，每到星期日脱下来洗一洗，晾干后，星期一再穿上。她的棉裤又瘦又小，缀着补丁。她身边的女同学穿得如花似朵，有的是钱花，看电影，吃零食，聊天，散步，逍遥自在。但这些，并没有干扰柳溪的情绪，她有自己的王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练就了一套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硬功夫，那些既不在我的眼里，更不在我的心里。”她没有自哀自怜命运之苦，她的心和足迹，总是留在那座丁字楼的图书馆里。那里有像一垛垛城墙似的高大书柜，摆满了线装书和“洋”装书。她总是兴奋地坐在长桌旁，每次都像是第一次置身于浩淼的海洋。她曾天真地计算过：“我这一生，怎样才能读完这浩如烟海的书籍？！”从那时起她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看书的页数，不完成，不睡觉。那时，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安心，只有坐到书桌前，打开散发着书香的书本，她便立刻忘掉一切，甚至忘了参加在风雨操场举行的四十年校庆的音乐会。
柳溪说，她自己是一个既没有女性柔情，又没有韶华青春，“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女子，一头乌黑短发，一副深度眼镜，单调朴素的衣着，永远来去匆匆…那时她缺乏营养，眼球上总长白水泡，疼得钻心；眼科医生一再警告她，如不增加营养，就有得白内障和青光眼的可能。为了维持学习生活。她除了写文章得点菲薄的稿费外，便是实行勤工俭学：为别人抄写稿件、教家馆、到中学代课，赚几张日伪“联合准备银价”的钞票，可以买一点鱼肝油、菠菜和水萝卜。
柳溪的大学时代，正值日伪统治时期。当学校里开始政治性逮捕时，正是她暗自向往革命，而不想当一个书呆式的亡国奴的时候。当时的女大学生大体上有四种人：一，死读书的，梦想当留学博士，当女状元；二，迷恋于爱情生活，整日梳装打扮，想当校花，做名人、达官、阔佬、富商的太太；三，抱着救国的凌云壮志，但不知何处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堡垒，一心想通过封锁，奔向雾都重庆；四，不相信“曲线救国”，坚信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而柳溪属于后者。她曾劝阻、挽留过那些主张奔向重庆的同学，也曾偷偷地为之送行。那时她想：“无论是奔向延安、敌后，还是重庆，总比在沦陷区当顺民和亡国奴好！”虽然柳溪知道不少八路军的英雄业绩，向往其卓绝的战斗生活，但苦于没有地下关系。柳溪说：“我仿佛在无边的黑夜踽踽独行，脚步不知迈向何处，睁大两只眼睛，寻找着指路明星……”
柳溪从对个人命运的反抗，进而发展到政治反抗。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有一次借口学校伙食太坏，馒头不熟，她带头砸了饭厅。她把半生不熟的馒头掷向天花板，于是天花板像岩洞里的钟乳石那样粘满了小馒头。她还痛快淋漓地摔碎了八十多个盘子。她快乐地高声喊着嚷着，这时整个饭厅在一片擂桌砸碗的喧闹声中愤怒地沸腾起来。但第二天，她被叫到教务长面前，指控带头闹事。当然，不管怎样威近利诱，她没有惊慌失措，也决不会承认。柳溪笑着说：“我拿出了过去当野孩子的泼辣派头，我当然没必要向他们诚恳坦白。”
祸根是在食堂风潮中种下的。日本宪兵已经“瞄准”了柳溪。在轰动一时的因“金麻子”枪杀日军中将进行空前大逮捕之后，一位历史老师十分关切地告诉她，不久要逮捕的一批黑名单中有她，要她马上躲一躲，以免受敌人监狱里惨无人道的皮肉之苦。在白色恐怖之中，柳溪中断了三年级的学习，神秘地告别母校，迅速离开北平，无可奈何地回到保定家中。那时她继母已经去世，六十岁的父亲娶了一个只比柳溪大六岁的年轻女子作为第四续室。不久，家庭便爆发不和，灾难接踵而至。那个家庭她无法久留，返回北平后，在一家报社谋了一个学习编辑的位置——整天在空无一人的大办公室里校对令人头疼的稿样。不过，走上社会之后，总算第一次有了勉强糊口的栖身之所。
通过保定老同学，在1943年冬天，柳溪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北平委员会党的外围组织的一个成员。柳溪说：“我简直无法描摹我当时是何等的高兴。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我的地下领导者的情景，他那朴实的农民形象、河北束鹿的家乡口音，永远留在我的脑际……我觉得我寻找了那么久的革命道路，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闪现出来了。这真是一件奇迹！有时，我甚至唯心地认为，似乎于冥冥中真有个命运主宰，他使我命中注定要走向这条渴求已久的道路。”
柳溪的大胆与富于冒险的性格，似乎是天生的。她是在远没有认识革命的最高意义之前，便产生了对地下工作者的兴趣与神秘感的。她常常深夜闭户发奋阅读解放区的各种文件，《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就是她在沦陷区最恐怖的环境里最爱读的理论书籍。这时候，她除了发展同情革命的对象、宣传解放区、抄传单，给八路军买药品、枪支弹药之外，又开始了她的文字写作生涯。这时期，她先后写了几十篇配合抗日、揭露社会黑暗、唤醒民众的短篇小说，如《沼地》等。这些作品虽然幼稚，但却是她创作生涯里最初的脚印。
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为了掩护和便于搜集有关日军“扫荡”和下乡抢粮的情报，柳溪还深入到敌伪大汉奸、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兼职的华北食粮公社当了一名职员和家庭教师。王荫泰曾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次长，德国老婆，六个女儿中有三个跟柳溪学习中文——每星期有三个晚上教她们中国古诗。当然，柳溪并不是真要教她们中国诗文，而是躲在书房偷听王荫泰在会客室里与各种人物的私房话。这个危险的工作，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八·一五”之前，中国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当时柳溪受组织的委派，组编出版杂志《罡风》，或明或暗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但是杂志只出了两三期，就因她的一位在北京大学作地下工作的堂兄暴露了身分，使她不得不化装撤离北平，于是《罡风》停刊。在她经过平西地区的北平委员会安排，奔赴冀中解放区途中，历经千辛万苦，其险情是她终生难忘的，这段经历，在她的长篇小说《功与罪》与中篇小说中有着真实的描绘。
五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柳溪从黑夜里走出，来到光明、自由的冀中解放区。她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自己愉快的心情，大概只有在辽阔的华北平原的怀抱里放声歌唱，才能表达于万一。于是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她朗诵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她觉得她就像一只出了樊笼，（羽中）向天空翱翔的鸟儿那么自由、自在，革命再苦也是一种享受！
柳溪到达解放区后，先在《冀中导报》工作，认识了当时正在该报编辑《平原》副刊和《平原杂志》的作家孙犁。孙犁回忆说：“……传说从北京来了一位女学生，很洋气。又不久，区党委觉得我一个人办刊物太烦劳，要把这位女大学生分配到这里来……一天上午，女学生姗姗而来，坐在了我的门板上，这就是柳溪。我和她作了简短的谈话……”这是孙犁未见到她之前和最初见到她的印象。其后，她担任过冀中军区司令部秘书、中学教员等。1947年土地改革时，她热情地投入了这一工作，并深深爱上了农村。她回忆说：“那时我有幸和康克清大姐同在饶阳县北官庄搞土改，这位革命老大姐对我非常热情，经常给我捉头上的虱子，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是这个时候，孙犁对她还有一段回忆：“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饶阳、博野之间的田野里云游，忽见一个农村少妇，两手把一个肥胖的婴儿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来，走到跟前，我才认出是柳溪。她已经结婚生子，并且完全农民化了……那一天的明丽的阳光，带有霜雪的田野，沉睡的婴儿和风吹日晒的母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完全农民化”，就是当时的柳溪！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这是她的思想，也是她的行动。上改后，为了能描写农村，她志愿留在艰苦的农村，当了饶阳县第八区公所教育助理员，直到平津战役结束。这期间，她曾昼夜不停地做了大量的战勤工作，写过一些关于战争的报道，在《冀中导报》上发表后，被新华社转载，并加了按语，还作为通讯员学习写作通讯报道的参考材料。
从北平，到解放区，四年间，她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积蓄，于是便又开始短篇小说创作。1949年初，她的第一篇小说《找对象》就发表在刚在北京出版的《人民日报》星期文艺版《人民文艺》上，并以冀中农村特有的生活气息，清新的文笔，显示了作为作家捕捉生活的敏感及其才华。
不久，她被调进保定，先当教师，后到河北省文联做文艺工作，同诗人远千里、王思奇一起，主编了《河北文艺》、《工人俱乐部》、《写作学习》三个刊物，还为《河北日报》代编文艺副刊《花间》。在他们周围涌现了如刘绍棠、谷峪、房树民等有为的文学青年，后来多是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作家。柳溪很留恋那段往昔岁月，曾写了散文《古城的思》发表在《莲池》文学杂志上。柳溪说：“那时进城不久，文艺界尚未搞什么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人的关系是融洽、和谐的，真诚的，没有。点句心斗角、尔虞我诈，同志之间是多么亲如手足、亲密无间啊！”。
是的，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岁月！虽然共和国尚是个刚出世的婴儿，它的公民们有的是天真和纯洁，坚信将来物质会丰富，社会会进步。这时期，柳溪于繁忙的工作之余，也从事小说创作。但她的进步与成长，与老作家的关怀、杂志编辑的支持分不开，这一点，她是十分清醒的。1950年，她把在保定机务段体验生活的感受写成小说《喜事》，寄给《人民文学》。那时茅盾任主编，秦兆阳在给柳溪的信中说，“茅盾同志看后，反应绝佳。”柳溪说：“一个文学青年受到文学大师和先辈们的如此赞扬，该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它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动力啊！这就成了我其后向文学之途奋蹄前进的鞭策。”她写的小说《刘寡归结婚》和谷峪的《新事新办》，同时获得河北省文联颁发的文学奖金小说甲等奖，大众书店为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挑对象》。这是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的第一个可喜的收获，也是她在文学的“长征”中迈出的第一步。
1952年秋，当北京香山的红叶染上朝霞的时候，柳溪作为编剧，来到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关于那时期她的精神面貌，老作家骆宾基有一段回忆：“在看专供编导人员看的'参考片'时，在一片寂静中（除了影片的画外音之外），从前排几名观众之间，有人发出情不自禁的笑声，笑得好响亮，银铃般悦耳！我很吃惊……我猜测着，她定是个少女，才能这般忘情！但又觉得不对；一个少女原非编导人员。怎么竟然这样旁若无人地纵声而笑？这种笑声说明本人一定是个处境优越、见过豪华世面、而在感情上从来未受过挫伤的人物，但这又似乎非一般少女所能具有的精神色泽。最后……在散场时，……只见前排……确有一名身穿蓝布长衫、外罩一件灰色西式外套的年轻妇女。从这不似修饰却淡雅而朴素的衣着上，也说明她确非一般，很脱俗。”问过朋友之后，方知她是感情遭受过封建家庭的屠戮，并经历过革命艰辛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柳溪。
在剧本创作所，她写过好几个电影剧本，但都被“枪毙”了，只有由她执笔，同颜一烟、杨沫合作的短片《陈秀华》（由国际著名寻演伊文思总导演的《五支歌》的中国部分）拍成了电影。
1956年，她的创作正处在旺盛阶段，由于同情《文艺报》的逆境，为其主编们打抱不平，因而在肃反运动中莫明其妙地受到审查，被牵连到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中去。她被隔离在一间小屋，每天写“交待材料”，失掉了行动自由，门外有流动哨监视看管，有时被押到批斗大会看特务从宽从严的样板。她写完个人的历史之后，实在没什么可写了，就插上门，偷着写起小说来。原稿约有三万字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就是被看管期间，以“地下作战”的特殊方式日夜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