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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写起小说来。原稿约有三万字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就是被看管期间，以“地下作战”的特殊方式日夜奋战，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的。柳溪说：“每当回忆起这段生活，我就心中暗自赞扬自己还是有点'小聪明'，居然能把党领导我走进革命大门时教给我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时的技能，运用于我们自己的政权之时，这只能怪历史在开玩笑。”这个“玩笑”是辛酸的，痛苦的！
稿子写成后，正赶上肃反纠偏，柳溪被宣布恢复人身自由，但尚无结论。她想，如果用真名寄出、发表，一旦被发现，在运动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其后果将是严重的。苦思冥想了好久之后，决定化名寄出。柳溪说：“由于我钦佩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的为人品质，又加上我正在精读夏绿蒂的世界名著《简·爱》，我便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耿简'。”按照当时的稿约规定，稿末必须写上真实姓名。她想来想去，无人可写，只好写上娘家嫂子安毓贤的名字。稿子寄出后，只有几天，《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小说组组长涂光群便找上门来，以为又出了一位文学“新人”。柳溪对编辑部阅稿后反应如此神速，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她的思想里充满了顾虑和矛盾，各种“杂念”像火车一样奔来驰去。《人民文学》敢于替作者承担风险，当年五月号，《爬在旗杆上的人》终于以黑体标题，赫然发表在刊物栏目的头条上。柳溪说：“我拿到这本刊物，犹如托着一件怕摔的宝物，这时我满眼热泪，在心里默念着：《人民文学》不仅是我的文学摇篮，而且在我命运困厄时，还我的救星。”这篇反映农业战线上“瞎指挥”作风的优秀小说，编辑为它做了独具匠心的删节。柳溪至今不忘，感激在心：“我那篇东西，原来的标题是《在先进地区》，但编辑部把我这平淡无奇的题目改为《爬在旗杆上的人》，并把我七千字的罗嗦的'光明尾巴'删掉，由于简洁而使我的文章增添了多少光辉啊！”
这些肺腑之言表现了柳溪令人敬佩的真诚。现在，虽然她已是影响广泛的大作家了，但她时时铭记在心的，是那默默地在为他人做嫁衣的不为人知的编辑们。她没有把作品的成功都记在自己的名下，没有让才华掩藏其瑕疵。这是一个作家的高尚品质和良心。事实上，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天生的作家，再伟大的作家，除了本人的条件和勤奋之外，在其作品出版、传世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浸透了编辑人的心血。
政治上的屈辱，终于拆散了她的家庭。这个无法弥补的后果，使她大病了一场。
1957年，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柳溪却有幸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爬在旗杆上的人》（中国青年出版社），内收《喜事》、《“责任事故”》、《金色的卫河岸》、《赶集》、《春》、《看家》、《爬在旗杆上的人》及《烦恼的人——使人烦恼》等八篇小说。这是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作品，显示了她思想上的深度、艺术上的成熟。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且不说艺术价值，即使认识价值，至今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爬在旗杆上的人》是其代表作，其中塑造了耿社长、工作组组长朱光、组员王玉琨、记者李震等人的生动形象，他们的举上言谈、性格、思想方法，现在和将来都会使人得到启示。正像小说开头说的那样：“这故事发生在一年前。也有人说，这故事还在发生……”是的，历史的重现并不少见，事实上，在固若金汤的思想意识里，在我们的生活里，再现这样的人，再发生这样的故事，是不会令人吃惊的。
六
炎热的夏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样的字眼。柳溪大病初愈，也写了一张普通的大字报，贴在并不显眼的地方，要求那个在“肃反”中对她大搞逼供信的人，回单位参加整风，同时还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两篇杂文：《摇身一变——教条主义哪里去了？》和《要有这样一条法律》。“大字报”、“杂文”，加上她同文艺界朋友的议论和谈话，以及那篇著名的“右派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1979年被编入《重放的鲜花》），于是便给她罗织了两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重要骨干分子”的帽子。1958年8月，成了她二十年苦难的起点——她被开除党籍、降职、降新，下放农村、农场、工厂，从事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这种岁月的回忆是苦涩的。但从苦海中挣扎出的柳溪，却有常人少有的乐观情绪：“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一漫长岁月的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也许正像俄国沙皇时代的许多革命者一样，必然要到西伯利亚去充军，这也未必就是一件最坏的事吧。至少，它使我更接近了人民，砥砺了意志，清醒了意识，也更理解了革命道路并不像我二十岁时所理解得那样笔直、铺满鲜花，而是充满了鲜血和荆棘。”
无论处境何等险恶，不管是在农村工厂劳改中受苦，还是在收发室、资料室受屈，只要她尚能呼吸，唯独没有忘记的是创作。那年秋天，柳溪被送到天津郊区“安家落户”，应付了一些检查之后，就偷着写了几十万字的小说，其中题名《两个父亲》的长篇，后易名《红薇传》者，即是《功与罪》的前身。但她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指为“幻想东山再起”。那时她在人生的悲凉之中常读两篇文章：尤利乌斯·伏契克在法庭上的答辩《绞刑架下的报告》，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两位完全不属于同一思想范畴的历史人物的发言和文章，却使她从中吮吸了无比坚毅的力量和难忘的教诲。柳溪说：“我不仅应该活着，而且应该奋发有为地活着……”所以，那不公正的批判，并不能熄灭她的创作之火。在北风呼号着的寒冬，她忘掉了“劳改”中的屈辱、紧张、疲劳，偷着记录生活素材，做了大量的创作笔记，并利用干部们每月四天回城休假之机，创作了中篇小说《王妈妈》。1959年，她又被集中在天津双林农场改造。在那里，每天十二至十四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没有使她停止关于创作的思索。有一次，她因为思考一个故事情节，竟掉进沟边的冰窟窿，棉衣棉裤湿透了，在跑回宿舍时，全身结了冰，活像一位身穿铠甲的武士。为了烤干棉衣，她只好请假，一个人倒插着门，披着棉被，盯着火光，沉思着。谁会想到，她又在继续刚被中断了的创作构思呢！
横扫东方，风云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自生自灭的一场将永载史册的灾难。柳溪说，这期间，“我所受的迫害和斗争，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人民群众所受的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我受的比他们延长了一倍的时间罢了。”关于这段生活，她不愿多说，我也不想多问，但她那些与创作有关的情节，我却不厌其烦地穷追不舍……
1967年，中国的“造反派”正发高烧，于是掀起了一个抄家的高潮。对于柳溪来说，已无家可抄，然而，她也不会幸免。那时，她既无金银，也无珠宝，只有偷偷写成的那些比金银珠宝更珍贵的草稿。柳溪总算把草稿都稳妥地转移到邻居——一个新华书店干部——的家里。但后来“牛棚时期”，她伪装写“认罪书”（上而搁着“认罪书”，底下放着创作手稿），写了长篇小说《功与罪》中的几个新章节，因临时转移，来不及把稿本收藏起来，还锁在书箱里。有一天，一帮人要检查她的单间宿舍，她怕极了。柳溪说：“我那些稿子里有一章标题为《幸福》，内容是写小说主人公李大波做白区工作，伪装洋车夫，从车站接来北方书记刘少奇同志，一路感到幸福的情感。那时我真是提心吊胆，若是被发现，不仅捞来一顶'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的帽子、挨批挨斗，肯定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她后悔不该写出来，要是装在心里那该多保险。但她总算躲过了这场大祸。她利用开箱取茶之机，就着他们转身检查别人东西的时候，顺势将稿本拟在手中，掖在裤子里——让它顺着裤子掉在事先用带子扎好了裤脚的裤腿下边。
写在这里的，我不认为是一则文人轶事。它是那个时代的罪证记录。柳溪说：“在我们的国家，把许多事情弄颠倒了。有的人，可以使用权力去搞打砸抢，却不允许你干正大光明的事业，做学问、创作，还得像贼一样偷偷摸摸。我被迫演出这样的滑稽戏令人疚心……”
这些我痛苦地实录在此，也许会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一面镜子。
1970年，她离开了劳动集中营似的干校，在一片一级战备声中，以疏散之名插队到天津西郊一个临着独流减河的一个小村。东躲西藏的稿本，也从沉睡中醒来，欣然陪伴着孑然一身的柳溪。这时她并不感到寂寞孤独，虽然还戴着右派帽子，但是老乡们的亲近、关怀、同情温暖了她的心。他们常担心她的处境，为她的遭遇落泪。柳溪说：“我日夜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思想在一起，我可以忘情地大声说笑。春天，有刚出生的羊羔和牛犊的叫声；夏季，有可爱的蛙鸣；秋季，有蟋蟀的歌唱、卿卿的虫声；冬天，有串门的花猫同我说话，有呼啸的北风向我喧哗。每当夜深入静，全村沉睡的时候，我便重新摊开稿本
就在这个小村子里，她同善良的人民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八年，他们成了她的朋友、亲戚，有的还是政治上和重病时的恩人。她写的不少作品，有些还念给他们，听取意见。
1975年，柳溪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和更年期综合症。她躲在冰冷的小屋里，想喝水都喊不到人。这时候，有一个从前认识的老朋友来伺候她的病体，使她起死回生。为了报答其恩情，柳溪和他在艰难困苦和暴风雨中组织了一个新的家庭。他是天津美术学院的画家康明瑶。他早年留学日本，也被错划为右派，是一位为人耿直的知识分子（据柳溪来信云，康先生于1993年7月9日病逝）。
当谈及爱情、家庭时，柳溪颇为伤感。年轻时候，恋爱受骗，结婚有子后，因受审查怕牵连而被迫离异。这便是她十七岁至三十岁的辛酸史。她还得过恶性血崩症，几乎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子宫摘除时一个人流着泪躺在病榻上，她没有家属，也没有一个人关心她。柳溪悲伤地说：“我并非天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也曾经陷于过绝望与悲怆之中。那时我失去了政治生命，也失去了家庭。夫离子散，远隔天涯。孤独是我的侣伴，忍耐是我的朋友。我从生活费里节俭一点钱，买些铅笔、书包、手套、糖果一类东西，寄给远在长春的孩子，我就会得到'想用物质腐蚀，收件人拒收'的回执；我嫌公厕太脏，主动打扫，就说我'故意表现'；我给河北地震灾民捐献棉被，就讽刺我要'哗众取宠'……人言可畏，墙倒众人推！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不到这份处境是无法领略的。如果不是我儿童时代就受过苦难的磨练，也许我不会熬过这人类情感领域中这种罕见的创伤和折磨……谢天谢地，一切都熬过去了。现在，过去和我划清界限的儿女，他们受到株连、历尽人生痛苦之后，也都欢欢喜喜来和我团聚了。看来，这个新家庭也可以与我共存亡了……”
二十年苦海，柳溪的小船颠簸着，终于来到了生活的彼岸。那部长达一百五十万字的书稿，最后也在“评法批儒”“批水浒”的嘈杂喊叫声中悄悄地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1976年，10月的春雷轰毁了十年修筑的城堡，祖国面前又出现了一条康庄大道。柳溪这个被命运弃之已久的沦落人，和她的作品一起新生了。1978年春，她告别了那间亲切的茅舍和可敬乡亲，搭乘拖拉机回到天津。一张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职务的“改正决定”，解放了柳溪被囚禁的精神和被捆绑的手脚。于是，她开始了长篇小说修改的艰苦工程。这一年，这位在文艺界被冷落了二十余年的老兵，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选了一篇小说《双喜临门》投寄给最富有威望的《人民文学》，并在8月号上刊出，起到了“亮相”、“开禁”的积极作用，于是上海《文汇报》才发了一则新闻消息：《女作家柳溪重登文坛》。此后，各刊物才敢发表她的作品。柳溪为此感慨万端。多少年来她一直沉沦在政治漩涡的深渊，又像一颗飞落荒郊野外的陨石，其心情悲凉而寂寞。柳溪说：“《人民文学》在我生死攸关的时刻，第二次又成了我的救星。”所以，她怀着最美好的感情，称《人民文学》为婴儿的奶瓶，是她走上文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