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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吉悒兰，执著的感情和信念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她受污辱，受欺骗，受屈辱。这是历史的无情，社会的残忍！
但是在吉悒兰的悲剧命运中，她是一个强者。因为，从小就不屈服于后母的淫威，一直追求她所追求的一切。她一直生活在逆风和暴风中，但从来没有倒下。我喜欢吉悒兰自杀未遂后的富有个性的语口：
在外祖父家那个自灭未遂的痛苦场面，给了我这个幼小灵魂一个处世哲理：有自灭的勇气，就应该有求生的勇敢，把那股勇气运用到求生的欲念上，你就能冲破一切软弱的怯懦的念头而坚毅地活下去。这思想一直在我的心灵上，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我少女时代失意的痛苦，少妇时代不幸的婚变，以及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后，在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中，被卷进灾难的漩涡，弄得家破人亡和夫离子散，我也没有再自杀过……
这是她从人生的苦酒中提炼出的认识和精神，是她性格和形象中闪光的东西。话又说回来，她毕竟是一个社会的人，活生生的人，作者也写了她的幼稚、上当、受骗的弱点、过失和悔恨。这，便是她——一个弱者的表现。在一种据有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或集团面前，个人毕竟是弱者。你即使拥有光芒万丈的真理，或是正义的化身（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真理和正义永远是强者、胜利者），在短暂的时间或时期，也很难扭转颠倒的乾坤。吉悒兰曾是这样千千万万个“牺牲者”中的代表，最后，她只是个被解放的“胜利者”。假如不是十月的春雷劈开了暗夜，那轮光芒四射的新太阳，也不会冲过云海，喷薄而出，吉悒兰也不可能得到新生。
柳溪的《生涯》，具有最明显的“自传性”。这从主人公吉悒兰身上，一眼便能看见作者的影子（当然，《四姐妹》中也有作者的家世，高婕身上也有作者的影子），但我们不能说，这位文学形象就是柳溪，那样就会降低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柳溪本人在其中篇小说集的《后记》中说：“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许多著名的作品，差不多或多或少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我这个落伍掉队的女兵，自然也不例外。读者可以从中听到我真诚的呼喊。”又说：“《生涯》，可以说是我的'自传性'小说，而'自传性'，并不等于就是'自传'，它毫无例外地是进行了某些符合文学规律的艺术加工。……我想，文学作品它自然是描绘人生的，甚至也写了作者一些个人遭遇中的悲欢离合，但它仍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真实的传记。”这是作者坦诚的自白。作家冯骥才在柳溪的《关于中篇小说〈生涯〉的一封信》中，在谈到自传性小说时写道：“……自传性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大都是作家亲自经历过的、切肤感受过的、浸透着本人的真情实感。对人物、场景、环境、心理的描写，常常不靠想象，而凭回忆。各种细节招之即来。人物都有着活生生的原型。作家写起来就会很动感情，也很便当和自如。……作家写这种小说时，只要把过去生活中闪光的、有价值的片断提出来，做些加工，连缀一起就成了。”这些意见，是颇有见地的。当然，既然是“小说”，不仅要有艺术加工，还得有顺情合理的虚构。这在创作，是允许的，必不可少的。柳溪的《生涯》，就是因为浸透了浓厚的“自传性”的色彩，又把主人公的命运融入社会的大风大浪的流程之中，才使它有了震颤读者心灵的艺术效果。
《四姐妹》是《生涯》的续篇。它的背景与《生涯》基本一致，仍然是中国解放前后大动荡的社会生活，描写一个父亲、三个母亲、四个女儿这样一个家庭的兴衰与沉浮。四个女儿是中心人物，她们截然不同的人生旅途，不同的命运，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地主官商高殿臣的四个女儿是四个完全不同的形象。高婵，“嫡出长女”，平时总是带着她母亲的庄严，举止雍容华贵。她性格孤僻，我行我素，终生信奉独身主义和科学救国。解放前夕，当一些人纷纷逃亡美国，或想逃而不能的时候，她却抱着为中国妇女服务的目的，从美国留学毕业回到北平。她说：“我是一个医学科学工作者。我用不着问今天是国民党，明天是共产党！我的信条是居里夫人的名言：科学是不分国界、阶级、种族的，科学无祖国。它应该打破狭隘的局限，服务于全人类！”作者并没有让她说大活、空话，她是一个典型的不问政治的旧知识分子的形象，富有正义感，喜欢高婕，讨厌高娟……
高娟，长得丰姿绰约，很会眉目传情，忸泥作态，懂得在什么场合应像花一样张开笑脸，在什么场合应庄严、肃穆。学生时代，她是有名的枝花，在去新京参加清朝末代皇帝“选妃”不中后，便与伪满大臣结婚。抗战一胜利，就急忙易主，当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第十一个小老婆。解放后，又成了新政权下共产党一位“高干夫人”。文化大革命中，她带头斗争高干丈夫，划清界线，离了婚，靠上了支左联络站的军代表，于是那位海军航保处处长又成了她的丈夫。她会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极善投机，利用结婚、离婚攀龙附凤，是一个似乎永远浮在水上的漫画式的人物。
高妤，在四姐妹中最小，“是一个天生的幸运儿，一个天之骄子！一个绝代尤物！”她当了国民党首席接收大员、行辕主任的干女儿，梦想着“参与这个世界的大变革”。她追捕过三姐高婕。到台湾后，现实使她选择了科学，抛弃了政治，定居美国，成了物理学博士。作者笔下的高妤，其性格是发展的；她作为美籍华人回国探亲，主要就是要向三姐高婕道歉、忏悔。
高婕，是《四姐妹》的主人公，作者着墨最多。她是“庶出”——姨太太、小老婆生养的。这种社会地位，给她带来的是屈辱。从出世以来，她看到的是母亲的悲苦——受欺压，挨打骂。从这样的阶级烙印里，生长的是不平，是反抗。她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她的眼睛是深邃的，目光是冷峻的。她的妩媚里，透出的是忧郁、悲怆和凄婉。由于社会地位、环境（她接触过女英雄赵一曼等革命者）的影响，高婕背叛了家庭，成长为一位向往革命、追求光明的新女性。她秉性勇敢，十五岁就在长春、北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解放后，她走上成熟，富有坚定的自我牺牲精神，时时把握着崇高的信念，因此她才能以高尚的道德力量，毅然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石屏结婚。这样，一个冷寞的、屈辱的、被误解的、“眼泪浸泡着心的凄凉岁月”，以二十年漫长的黑色阴影，残酷地罩住了她。但她默默地奋斗着，期待着，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信仰与赤诚。“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柳溪实践了巴尔扎克的这句名言，她不是把生活、人物变成作家笔下“描绘”，而是以血泪和生命去塑造，所以才有高捷等人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形象。
《四姐妹》的父亲——地主官商高殿臣，是写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他精通商业行情，是交际场中的大市侩；他一生中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爵位”，恨自己只是一个“土鳖地主”。为了挽救家庭败落的命运，他以四个玉树般美丽的女儿为钓饵，让那些有权有势的军政界的官宦人物上钩，好“有个能作威作福的乘龙快婿，管他什么伪满、中华！”他以杨玉环如何被唐明皇册封为贵妃对女儿们进行教育：“她爸爸成了老太爷，她哥哥杨国忠成了宰相，连文武百官也顶不上人家一个杨家闺女！……你们姐妹四个，要有一个成了这么显贵的一品夫人，光耀咱们高家的门庭，那我也不白来人世走这一遭啦！”当“新京”皇宫传出“选妃”“圣诏”时，高殿臣恨不得立刻携眷奔赴“满州国”应诏，为当“老国丈”，竟把家从哈尔滨搬到长春，大花“运动费”，不惜走“后门”……高殿臣是个随机应变的几朝“元老”，伪满、国民党时期他是上面的人物，共产党时期，他仍然浮在上面，成了“红色资本家”。“统战对象”。实际上，他的骨子里却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货真价实的卖国贼、反动派！他自己曾说，他称各式各样的女婿：“有高干女婿，外国女婿，还有劳改释放的女婿……”这是一部多层次、多矛盾，纵横交织的历史！高殿臣，则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管风吹浪打，成长起来的一个令人费解的“怪物”！
《彩凤凰》是一部农村劳动妇女高尚道德、情操的颂歌。柳溪说，它“是专门描写农村妇女形象的。她是我在抗日战争中就熟悉的妇女，而她的遭遇，又是在老解放区常见的，我为这些勤劳、勇敢、善良的女性流过眼泪，抱过不平，因而写起来不仅感情饱满，而且也献上了我崇敬的心情。”
小说中的葛素娥，在八年抗战中，支持丈夫参军打日本，以自己的生命，勇敢地掩护过他。她不仅承担了养育一家老小的重担，还跟着雁翎队打过伏击。然而，这位对革命有功之臣，革命胜利后她得到的却是不幸。她和进城后当了官，变了心，抛弃了她的乔振民是“抓髻”夫妻，过去非常和美，他当了八路军后，她为他站岗放哨，盖洞口，他挂了彩，为他养伤。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乔振民被揪斗时，她不仅疼爱地可怜他，还为其申张正义：“……尽管乔振民对我没良心，我恨他，可我要说，他不是一个孬种，更不是一个叛徒！他打日本鬼子，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干革命咧。他不是胆小鬼，怕死鬼，他身上挂过多少彩，有多少枪眼儿，我知道的最清楚……这是实际事儿！我恨他没良心，这也是实际事儿，但这是私人间的个儿，可那是革命的大事儿，不能胡编。”这些话，只有一个公正、善良、仁慈、高尚的心灵里才能流出，这些话如同雕塑家的一刀一斧，画家的一笔一抹，最后完成了这个闪光妇女的形象。葛素娥的性格也有弱点：那就是奴隶般地忍受痛苦，“打断胳膊往袖里掖，打掉了牙往肚里吞”这种从中国几千年妇女的命运中因袭下来的逆来顺受的一面。这个人物的心理刻画、性格描写极其细腻、准确。作者从千百万个葛素娥的命运中，把最真切、感人之处，提炼出来，诉诸笔端。在朴素、自然、抒情、清疏的文笔之中，为我们创造出一个有着民族传统的文学形象。
在生活中，或在历史上，虽然邪恶得逞的悲剧普遍存在，但在柳溪的多数作品（如以上三部中篇小说）中，都是大团圆的结局。这从美学上，表现了中国人在艺术上的美好的善良愿望，也体现了作者美学观点及对弱者的同情。
九
《功与罪》是柳溪以二十多年的奋斗写下的具有较高艺术概括力的长篇巨著。它以主人公方红薇的成长为主线，再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前夕中国北方城乡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与社会生活。
小说是从美国传教士查理德和与他有两代世仇的贫农女儿方红薇的斗争展开的。聪明、美丽、天真、善良的方红薇，在水峪镇为父母取药时；被从事对中国儿童做征服心理实验的查理德拐骗到北平，幽禁在深宅大院。曲折、复杂、激烈、艰苦的斗争就从这里发端，并逐步深入、激化。方红薇从被拐骗，到接触革命，受到启示，挣脱教会势力的羁绊，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并作为领导，南下请愿，这是一个艰苦的历程，也是她从幼稚到成熟、成为革命战士的过程。这中间，交织着民族矛盾、阶级斗争，有真诚的友谊，有纯洁的爱情，既有历史长河中激流勇进的战士，也有沉沦、叛变的渣滓。
这部小说，是柳溪在1958年酷暑中，被戴上右派分子“荆冠”那天，下定写作决心的。《功与罪》从写作意图、结构、时代背景到成稿，都有不少重要的变化。柳溪说，她写《功与罪》的目的，最初比较简单，但酝酿了好久。她老家献县的张庄有个大教堂，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中，专门搜集共产党的军政情报。1947年被破获，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