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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镁谩Ｋ霞蚁紫氐恼抛懈龃蠼烫茫诳拐接虢夥耪秸校潘鸭膊车木楸ā�1947年被破获，她对此颇有感触。解放后她去参观育婴堂，见到白骨累累的死人坑，深受教育，于是便决定写一部单纯揭露教会配合侵略中国的作品。但后来她被劳改，时间挤掉了，拟写的作品搁浅了。是她划成右派之后，才又燃起创作这部小说的欲望。那时她在天津南京东路看见一座德国天主教堂正作晚祷，许多中国人虔诚地在听一个身穿白色绣花道袍的人在讲经。柳溪说：“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已是六十年代了，在我们国家对宗教还那么火热，我感到有一种揭穿宗教的责任。这时我想到我仍旧要写这部作品。”
她在冀中时，认识一位曾是内蒙古王爷的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为了投身革命，他坐过牢，爱妻在狱中生下一女后牺牲。“二十年后，在一次剧团为部队演出时，她发现一个女演员长得很像他死去的妻子……非常凑巧，女演员原来也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父亲是革命者，母亲在狱中生她后死去，她被送到育婴堂长到十五岁，才偷着跑到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参谋长从身上拿出保存的照片，于是他们抱头相哭，从此认了父女。北平解放后，女演员忽然接到她生身父亲的信函，被认走了。可是他们还保持着父女一般的感情。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于是初稿我就写了这个故事。”（《功与罪》上部《后记》）在农场劳改时，柳溪与与一位也被打成右派的巾帼英雄人物同居一室。她的故乡是基督教美以美会的一个教区……八岁时被一名美国传教士拐骗到北平，经过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的锻炼，“七七”事变时参加了革命。之后，东挡西杀，业绩辉煌。柳溪说：“她是我们这个时代孕育的女性英雄人物的典型……劳改分手后，我书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便鲜明地树立起来了。于是我以参谋长的故事和她的经历结构新的梗概，重新写作了第二遍。”这位女英雄，就成了方红薇的原型。这部小说她从1958年构思，1962年写作，到1965年，她完成了两部半。
人的思想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一部作品的构思，同样会随着作家对生活、对历史认识的不断加深而升华。文化大革命中，柳溪有了新的想法。从革命“中坚”被一批批划入“敌人”营垒，到开国元勋、盖世英雄和无辜人民相继死于非命，这些确凿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历代兴亡有其必然的规律。”柳溪说：“我以为认真的政治家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有良知良心的作家，通过他们的艺术实践，也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她不仅悲愤地呼吁，也去实践。《功与罪》几易其稿，几易其名，就是她不断深化主题的证明。柳溪是在寻找历史的答案。她在给我的信里说：“顾名思义，我写《功与罪》就是想通过人物的命运，大胆地评价这一历史阶段的功过，给后来研究历史的专家，提供一点生活背景、时代气氛、人物的可怜命运，他们可歌可泣的斗争，以及谁在创建新中国和谁制造了这场浩劫、灾难。”
《功与罪》气魄宏大，所反映的生活浩繁。笔者对方红薇、李大波等，以及像艾洪水等人物未作分析，只能留待以后。这里以较大的篇幅记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我想这对研究柳溪的创作思想及其长篇小说会有好处。
柳溪的十六万字的通俗长篇小说《大盗“燕子”李三》，是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探索文学民族化、通俗化的一种尝试。“燕子”李三同拳王霍元甲、大刀王五，并称“幽燕三侠”。这部小说描写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威震京津、劫富济贫，以及他如何搭救北伐战争中的军团长越狱的正义侠骨、赤胆忠心的感人事迹。这部小说由《花山文学丛书》发表后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今晚报》连载了删节本，接着，电视台、电影制片厂、剧团、连环画都要改编。如此热烈的反响，柳溪颇为激动，使她进一步体会到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重要性。
严肃与认真，是作家创作中必不可少的精神。柳溪就是以这种精神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研究生活的作家。修改《功与罪》时，她走访了女主人公的故乡，住在她当年落生时的土炕上，还采松枝与野花为她扫墓，夜间盖着她的被褥，思念着她的音容，眼泪打湿了衾枕。那一次，柳溪搜集了许多女主人公的英勇斗争事迹。写作《大盗“燕子”李三》也一样，为了对这部真人真事的作品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她访问了当年枪毙李三的原北平警察局长、八十九岁高龄的鲍毓麟，这使她了解了许多具体情况和那时社会风貌的知识，为作品增加了不少生动的情节。《超级女谍》又是一部通俗传奇佳作，深受读者喜爱。
一个作家丰富的生活阅历和雄厚的积累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有着传奇般生活经历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关键还在于作家到生活广阔的天地里去汲取。我想起美国作家海明威《午后之死》里的一段名言：“……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干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壮观，这是因为它露出水面只有八分之一。一个作家因为不了解而省略某些东西，他的作品只会出漏洞。”这些话，不仅使我联想到柳溪作品的深厚，也想到她笔下那些较为合理的剪裁。
柳溪作品的风格，同她的性格一样：明朗、磊落、风趣、诙谐，多是大的主题。她喜欢抒情，但不喜欢纤细。柳溪说：“在作品里，我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使我想到，她多数作品的大团圆结局。她还说：“我是学历史的。我写的东西，总愿意把时代背景写得真真切切，有时特别注意烘托环境和气氛，有时也特别喜欢选择具有时代特点、历史特征的事件作为描写环境的陪衬。”这一点，在《功与罪》中表现得最清楚。
十
1986年9月，柳溪率领中国作家代表访问法国，我在马赛第一大学接待了她和林斤澜、梁晓声。她瘦弱的身体不禁令人大吃一惊，同四年前在天津访问她时完全判若两人。她告诉我，出访前几个月，大病一场，真是九死一生。
1985年后，她被推上领导岗位，除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党组负责人、副主席，还担任《天津文学》、《通俗小说报》主编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她对我说，她真诚地不愿承担这些职务，并随时准备辞掉它们，静下来，写小说《纪昀传》……一位本份的作家，做作家的事情，才是她的追求……
柳溪在给我的信里，最后有一句话：“啊，往前看吧，我们充满希望的国家！”
这个充满自信和希望的时代正在走来。冰河已经成春水，那些灾难已经写入历史。柳溪，一位普通的中国作家，作为旅人，在生命的长途中，历尽辛苦，才走出跋涉了二十余年的沙漠，来到满眼春色的绿洲，创作上才有了累累硕果。她是从历史大河里游来的作家，这一切又已经成为过去。她说：“我要进步！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应当开拓新领域，挖掘新思想，要写别人没有写过的，或是在旧的题材领域里挖掘出新意来。不要嚼别人嚼过的馍，那没有味道。一个作家应该生活得深，思索得深，开拓得深，不这样就没出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是的，柳溪正在这样做。在新的历史条件、生活环境中，她定会以新的思考、更娴熟的技巧，创作出不负众望的佳品。
1985年元旦草于法国蓝色海岸1995年元旦改于北京
聂华苓
阎纯德
1980年春，新华书店的橱窗里，摆着由北京出版社刚出版的《台湾轶事》，很快出售一空。同年秋后，书店里又出现了丹红封面（上有祖国大陆一角和宝岛台湾的地图，之间有一只寓意颇深的飞翔的白色海鸥）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和宝蓝色封面（上有印花图案）的《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们的作者，是湖北人——聂华苓。
我第一次听到聂华苓的名字是在1977年春天的巴黎。那时，我结识了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途经法国返回香港的诗人何达，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聂华苓的故事。
1978年，她携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一同回国探亲，结识了不少国内作家，从此我便常从这些作家和香港文艺界的朋友那里听到关于她的消息：她的家世、她的为人、她的创作和她的故事。后来，我们不断有书信来往，每次她都热情地回答我询问的一些问题。
1980年初，我读到一篇香港女作家夏易写的文章《看聂华苓的照片》，说“看聂华苓的照片，就知道她是个能支配环境，而不甘被环境支配的人。从眉梢、眼角，从笑容、风度，甚至从那微微向两边翘起的太阳眼镜的边缘，往往包藏不住地要泄露出她的聪明与能干来。”不久，在金灿灿的迎春花开的时候，她同丈夫又来中国探亲访问。四月十七日，在北京饭店，我访问了她……
一
聂华苓1925年1月11日生在湖北省应山县。她在《三十年后——归人札记》里自我介绍说：“聂华苓——写小说的。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在台湾写作、编辑、教书十五年；现在是一个东西南北人，以美国爱荷华为家。三十年后，和丈夫安格尔以及两个女儿薇薇、蓝蓝回中国探亲……”七十个字，概括了她的一生，写尽了由诗的形象构成的历史，她的脚印，就散落在这部历史的每一页上。
聂华苓的祖父是个开明的文化人，能写一手好诗，中过举，但放知县赴任途中，爆发了辛亥革命，宣统皇帝被推翻了。这时他积极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我父亲是桂系的，长期在家赋闲。”她说，“偏偏在1934年去贵州当了八个月不大的官。红军长征经过那里，兵荒马乱的年月，谁分得出他是桂系嫡系，就把他当作蒋家的人办理了。”
饥饿、贫穷的旧中国，在聂华苓的心上投印过极为浓重的阴影，那些不能忘怀的往事，时常在她的记忆里展现，而且越来越清晰：
小时候，家住在汉口日租界；大热天，我和弟弟去买雪糕；我们得走过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长征五个租界，为吃一根雪糕！扎红头巾的印度巡捕、矮小凶悍的安南巡捕，拿着棍子赶黄包车和叫花子。德明饭店（现名江汉饭店）在德国租界边上，我们走到那儿，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门前那一篷绿色的荫凉没有我们的份儿！饭店里住着洋人和中国买办，闲人免进。汽车一声不响地开到饭店门口，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汽车夫”跑出车子，打开车门，哈着腰站在一边；高鼻子洋人向德明饭店里走，皮鞋打在水门汀上得得响，一直走上大门里那一抹又宽又长的楼梯，走进那沉重神秘的大楼里去了。（《三十年后——归人札记》）
这是旧社会在她心灵深处写下的至今未能忘却的记忆，是一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凉图画。但当“七七”事变爆发，锦绣河山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时候，她的心像掉进了黄连里，痛苦之至。
聂华苓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武汉度过的。大江滚滚流，白云空悠悠……日本水兵的狂叫，夹杂着高丽女人的媚笑，那是日本妓院。
有个姓黄的男孩子，是聂华苓的邻居，有许多迷人的童话书。她读的第一部童话《格林童话集》，就是从他那里借来的……当她在武昌紫阳桥的一女中读书时，家患愁人，国难如山，每星期六乘船回家，都有不少眼泪抛入江面。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在祖国大地燃烧的时候，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在日本的战火里逃生……
1939年，她刚满十四岁，就跟着湖北联合中学打起“游击”来，一路上吃的是“八宝饭”——砂于、老鼠屎，什么都有。长了一身疮，常常打摆子。为了不当亡国奴，生活再苦也在所不辞。一路上所看到的那些名山大水，在她那爱国的心盘上添加了新的砝吗。后来她来到天府之国——四川，考上了长寿国立第十二中学。她原想毕业后去上西南联大，但当时太穷，连木炭车钱都没有；长寿离昆明虽不远，而没有钱却是寸步难行。这样，她考进了南京搬迁到四川的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学校又搬回南京，她于1948年在这所大学的外文系毕业。她的青春是和长江联系在一起的。她回忆说：“我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