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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学到大学，她都喜欢读小说，写文章。在南京，以“思远”为笔名，写过几篇，这是她创作生涯的开始；1949年，她发表过一篇讽刺投机者的文章《变形虫》。这篇文章虽无影响，但却是她创作的尝试。
聂华苓说，自从她父亲被办理以后，便一直对革命、对共产党怀着恐惧的心理。
二
1949年，聂华苓二十四岁，作为老大，她拖着母亲、弟弟和妹妹，一家五口，到了台湾。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她拚命工作，生活的重载把她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就在这时，弟弟在一次飞行练习中失事死亡，母亲又偏偏因癌症与世长辞。“祸不单行”是一种迷信，但生活对聂华苓的打击，确实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且是一次比一次更残酷无情。不幸的第一次婚姻，给她的生活又增加了更多的不幸，但她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沿着一条曲折的生活之路，探索着人生。她独立抚育、教养两个幼小女儿，办事、教学、管家、写作……命运的鞭子不断地抽打她，年轻的聂华苓顽强地生活着，拖着一个家！
为了养家，她在台北参加了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工作。这个刊物的发行人是在美国的胡适、实际主持人是雷震，编委有十人，其中有国民党员、官僚，也有学者名流如毛子水，也有理想的斗士，如殷海光。开始，聂华苓管理文稿，业余写文章，搞翻译。雷震爱才，当时并不知道她能写文章，后来见到她发表的作品写得漂亮，就对她说：“聂小姐，从今以后，你就做编辑吧，负责文艺稿。”从此，她成了该刊文艺编辑。
1952年，胡适从美国到台湾那天，雷震要她到机场献花，她对胡适在《自由中国》与统治势力冲突的时候摆脱一事，颇有看法。为了《自由中国》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胡适辞去了发行人的名义，明里是“抗议”政府，实则是“摆脱”杂志。聂华苓说：“这是胡适先生的一箭双雕之功。”于是，她在雷震的桌上留了个字条：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先生献花。这是一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一个热闹的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
聂华苓上
此举使得殷海光十分赞赏，他拍着桌子连声说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作家的呀！”
那天晚上，雷震宴请胡适和《自由中国》全体同人。当聂华苓出现在门口时，雷震就大声说道：“来了，来了！就是她！胡适先生，就是她不肯给你献花！”胡适笑了两声，手里拿着聂华苓写给雷震的字条，说：“你写得好！”雷震说：“我们正传观你的字条呢！”
由于聂华苓工作出色，成绩显著，她于1953年升任《自由中国》的编辑委员会委员，至1960年该刊被封闭，雷震被逮捕投入监狱为止。整整十年的编辑生活，使她结识了许多台湾作家，思想也由单纯逐渐成熟起来。她说：“我们不登那些反共八股，不参加党部组织的作家协会，就一直受到干扰和攻击。什么'自由'呀！刊物上一点改革的话也不许登。雷震这位1917年就加入国民党的忠实老党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许多重要职务，曾代表蒋介石参加国共和谈，帮助国民党制订宪法，只因写了篇《抢救教育危机》，立刻给开除了党籍。”
1956年，蒋介石做七十大寿，《自由中国》在“祝寿专号”里批评了他在人格上的缺陷和台湾的特务统治，那期刊物再版了七次，读者痛快了，但是“忠、直、憨、厚、拙”的雷震，孤立地挺立在寒冷的冬天，他以“煽动叛乱罪”被军法判刑，整整坐了十年监狱，“成为民主运动的殉道者，也是人性中残酷、自私、怯懦的牺牲者”。《自由中国》被封闭，其他同事也多被逮捕，聂华苓整天被人监视，成了一个“小孤岛”，过着揪心的失业的日子，连给朋友写信都不能。
1962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教授冒着风险，邀请聂华苓去做副教授，教文学创造，这使她有碗饭吃；不久，东海大学教授徐海观教授也邀她去教文学创作。
她讲课的宽大教室，总是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当时，她年轻、漂亮，又是已有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和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三部作品行世的女作家。她像台湾文坛上的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在许多读者的思想中留下了灿烂的烙印，尤其对青年学生，她有真才实学，课讲得好，要求严，受到学生的欢迎。
为了教课，她经常在台北与台中之间奔波。这期间，在来往奔驰的火车上，她偷偷读了一些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鲁迅的书在台湾是被禁止的，也没有人敢公开看。东海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藏有鲁迅的书，只借给教现代文学和创作的教师，不借给学生。她第一次听到鲁迅“呐喊”就在这个时候。
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聂华苓虽然有过生活的艰辛，对生活也有认识。但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黑幕，究竟有多厚多宽，并不了解。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鲁迅的成名之作《狂人日记》给她启开了认识社会的一扇天窗，接着她又听见九斤老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阿Q大声的叫嚷：“造反了！造反了！造反了！……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她还看见《药》里的小栓吃着浸了死人血的红馒头，《故乡》里的闰土，《祝福》里的祥林嫂……一个残破的旧中国展现在她的面前，几乎碎了她的心。“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这是她心海里引流出来的一条诚笃的河。
聂华苓有个人的恩怨，但这恩怨如一块冰，终被时间的力量所溶化。
“自由中国”，她没看到自由；雷震事件，伤了她的心……
1963年，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走访亚洲。在台北举行的一次酒会上，聂华苓第一次认识了他。翌年，聂华苓跳出特务、孤独和痛苦筑成的囹圄，到了美国，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从事教学、写作和翻译。
新的生活，往往影响着人的道路和思想。到了美国，她那块巨大的“恩怨之冰”加快了它的溶化速度。她说：“在这儿，我可以清醒地看海峡两岸的社会，可以读各方面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可以接触世界各国的作家和作品，这使我的视野扩大多了，感情冷静多了，看法客观多了！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名诗句来说明我的过去，大概是正确的。”
1970年，她同安格尔一道翻译《毛泽东诗集》。为了解每首诗词的背景，他们翻阅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的书，如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等，对中国的历史事件如二万五千里长征，都作了较细的研究，这使她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道理，认识了她向来惧怕的共产党原来是为了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他们什么艰险都不怕，爬雪山，吃皮带，是为了几万万人民和后代，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她说，“我访问过七八个亚洲国家，心里有个比较二见了印度就像见了旧中国：饥饿、贫困、落后、懒散、消极……到这时，我对新中国从怨到爱这个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才算完成。”于是，在1978年，她第一次回到国内探亲、访问……
三
每个人都有一部历史，简单的或复杂的，含辛茹苦的或一帆风顺的……
聂华苓喜爱佛罗斯特的一首诗：
这森林真可爱，黝黑而深邃。
可是我要赶去赴约会，
还要赶好几哩路才安睡，
还要赶好几哩路才安睡。
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不肯停步的执拗的旅人，在人生的旅途上不倦地跋涉着……
逝去的光阴是苦涩的，它只是回忆录里的阴影；今天和未来是美好的！诗，像她的座右铭；她，酷似诗中的主人公……
“要努力奋斗，努力后总会有成果的。”她总是这样鼓励人，也鼓励自己，与人奋斗，与环境奋斗……风里，雨里，白茫茫的雪地上，在通往图书馆的道路上，都有她奔忙的足迹；书架上、墙脚边，堆放着各种中外文书籍，她不停地写作，不倦地工作；在火车上、飞机里也不例外，写信，发电报，处理各种事情。聂华苓，每天见她见不完的人，做她做不完的事……
她聪明、精明、开明、能干、勇敢！何达说：“她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人。那些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对她都是创造奇迹的材料。”
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就是她和安格尔创造的奇迹。
聂华苓思想敏捷。她心里总是装着许多形象、画稿，时刻都会跳出新的思想。
碧蓝的克拉威尔水库是“国际写作计划”的诞生地。那伟大工程的第一砖就是聂长苓在游船上置下的。她向安格尔提出了这个想法，建议创办一个国际性的作家工作室，每年分批把各国作家请到爱荷华城来，为他们提供写作条件。作家们带着浓厚的本民族的文化和地方色彩相会在一起，感情上没有芥蒂，超越横的国家关系，纵的历史关系，真正自由地交换意见，取他国之长，补己国之短，达到促进作家的思想、艺术交流，增进友谊的目的。
当时安格尔认为这个想法太大胆了，每个人的吃、住、路费就要好几千美元，那是一笔多大的款项啊！但在聂华苓的多次争辩之下，安格尔被说服了，同意了。由于聂华苓锲而不舍地奋斗，“国际写作计划”作为爱荷华大学的一个附设组织，于1966年得到了学校当局的赞同。于是他们到处写信，到处旅行，从私人到大企业，募得三百万美元的基金。1967年，举行了第一届“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十人名作家。自此以后，每年9月1日至12月1日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爱荷华城的五月花公寓便住进了三四十位穿着各种民族服装，操着各种语言的来自五大洲的作家。
五月花公寓依山傍水，环境幽美闲雅，那条日夜不息地向远方流淌的爱荷华河，那山林、草坪和雪花，更有醇酒一般的友情，都曾出现在许多诗人和作家的笔下。在聂华苓的安排下，作家们一起度过难忘的日日夜夜；畅游密西西比河，到大城小镇领略美国的风土人情，访问农场，在每逢星期二、四的聚会上，轮流进述自己国家的文学创作，或朗诵自己的作品，或为创作理论、流派而自由地交换意见或辩论……谈论广泛，无所不包。
聂华苓虽然在七十年代加入了美国籍，但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用中文写作的中国作家，写的是中国人，中国事，再现的是中国社会的苦难，中国人民的精神，正像她庄严声明的那样：“我是湖北人！”
中国，是她的“根”，是她的精神的所在。她关心中国的前途，希望祖国早日统一。
她的创作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细胞；她时刻关怀着中国文学的前途和发展。当“国际写作计划”第一次向各国作家发出邀请时，便邀请了台湾作家陈映真，但陈被当局逮捕，蹲了监狱。为了陈案，她和安格尔全力营救——给蒋经国写信，向香港和美国新闻界争取舆论声援，出资聘请美国律师为其辩护……她先后还邀请了台湾作家王拓、诗人痖弦、吴晟等（有的因故未能成行），大陆的作家萧乾、王蒙、丁玲、陈明、刘宾雁、张洁，诗人毕朔望、艾青等人。由她操办的“中国周末”，是“国际写作计划”的高潮。参加“中国周末”活动的，不仅有来自海峡两边的中国作家，而且有来自香港和从台湾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群。1979年，“国际写作计划”所举办的为全国瞩目的第一次“中国周末”讨论会上，聂华苓激动地向大家致词：
今天我们大伙儿在一起，这是中国文坛一件大喜事。我们这些人，分离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不论多少年，在我们的感受上，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日子。太长了！在那一段日子里，中国人可以说历尽沧桑。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不同，经历不同。我们对各种问题，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的看法和态度自然也会不同。
但是，在目前这一刻，我们在一起，我们从不同的地区，越过千山万水，从北京，从台北，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