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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几年过去了，黄宗英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她在《人民日报》上以“云中走笔”为题，连续发表她在中国最大的实验田——深圳特区——的所见所闻所思的文章。可以说在作家队伍里，她是最早置身于时代潮的一位勇士。她在“题记”里说，人家说她是属云的，可是云也有脚，而自己，闯天涯，游海角，连个永久通讯处都没有。那时她在蛇口还办了一个影视公司，还办书店，任广东蛇口工业区主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对于人生，她信奉“人活着是为了给，不是为了取”，又遵循“义所当为，毅然为之”。她是一位奋斗型的拼命三郎，心里只有事业没有自己。她从法国等处朋友那里筹集了一笔巨款，不料竟被一位神秘失踪的香港合作者拿走了，于是她的梦想成了梦，文坛和新闻界便有了走红数年的大新闻。她还有过一场官司。虽然她的事业受到致命的打击，精神受到创伤，但她没有停止她的艺术活动和创作。1987年，春末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她就在我们北京语言学院。她是在我们学校拍片子，住在一间普通的学生宿舍里。我请她到家里吃饭都挤不出时间，就在摄影棚随便吃点什么。再后来，中央电视台播放那部大型纪实影片《长城》时，在长城上，风尘仆仆，又看到了她的风采。
我又想起了黄宗英，是在我看见那枚木瓜的时候。不知她在何处？她是云，真在天涯海角耕耘吗？
当我结束这篇小文时，赫然发现1993年12月11日《光明日报》上，刊有女作家韩小蕙写的《月如无恨月当圆——与冯亦代黄宗英共度良宵》的新闻特写，为我找回了黄宗英。几位文坛老友——杨宪益、范用、邵燕祥、许以祺，还有丁聪、沈峻夫妇及周明、池莉等人，由张洁张罗，并在自己家里，水酒几杯，把酒吟诗，一起为这“历尽沧桑人未老”、暮年途中相遇相知的两位老友一对新人祝贺新婚之喜。这消息令我兴奋，即给小蕙打电话，索要黄宗英的电话号码。号码到手，又即打电话，是冯亦代接的。冯先生与我1978年认识，所以彼此并不陌生。我打电话一是祝贺他们，二是想和黄宗英通话。那是晚上，我们的生活早已是万家灯火闹京华了。冯先生告诉我：“真不巧，黄宗英学英语去了。”“在什么地方？”“北京师范大学……”“几点回来？”“大约9点……要不让她给你打电话吧。”“还是我打吧。”一天之后，我们终于联系上了。“老阎，我刚回来。”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清脆响亮，同十年前没有两样，“正说要给你电话，你的电话便来了；是不是这也是一种什么心灵感应？——你看，这也是说曹操曹操到嘛！”在电话里，她给我滔滔不绝地说起我们在四川成都的故事，讲起她在那里跌交造成的骨折，还说到徐迟夫妇。
放下电话，立在窗前，心里像三月春风掠过的湖面，又像春日铺满绿草鲜花的田野，好一个自然形态的平静世界。眼前是彩色的夜，是看不见的大山，身后是市声沸腾的北京；远方仿佛突然驶来一叶小舟，划破心潮的平静，使我陷入沉思。我看见满头白发的黄宗英，急匆匆，招招手，说了一句什么格言，然后笑一笑，从我眼前走过；我知道，她又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她不停地走路，不停地工作，不停地思考，生活属于她，世界属于她。两天后，她给我一信，还有几张照片及一纸《断章残句》：
往不懂的地方去，往对我十分陌生的地方去。
想做什么就立对去做，像闪电之后紧跟着炸雷。
能一边呆着，就一边呆着是美德；该一边呆着，就一边呆着是文明。
断章不断，残句不残，——这是她的性格和人格，岁月和生活终把黄宗英熬炼成一位思想家。展读信后，我又想起那个晚上，在成都告诉我的她脱口而出的家训：
骏马登程奔四方，任尔到处立纲常；
身在异乡犹吾境，人在他乡立故乡。
这一次，她在寄我《自述》里说：“只做别人无法代替的你做的事，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作的事。”“一个人，干什么，有生存环境和时代震幅的影响；而不干什么，则是理性的选择。作为人，一生的交待，做了什么是'物体'，不做什么是'砝码'。”最后说：“归隐书林，还我本性，勤习'针黹'是此时此际我的梦。”
也许她真的累了。但我深信黄宗英就是黄宗英——她是云，她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无论到哪里，都会有收获；她是艺术的绿荫，是精神的雨露，……
1993年12月11日·北京1995年2月19日修订
茹志鹃
孙瑞珍
勇于攀登的人，总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茹志鹃就是一个不畏险阻，在崎岖的小路上顽强攀登的人。
二三十年代，她伴随祖母、哥哥在死亡线上挣扎，孕育了执拗、坚强的个性；四十年代，她在革命熔炉里千锤百炼，锻造成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五十年代，她在和煦的阳光下，踏上了文艺的征程，在编辑工作之余，坚持业余写作；六十年代，她跨入了名作家的行列，同时也经历了困厄和不幸，近一半时间完全搁笔；七十年代，在风浪的冲击下，她变得更加深邃、成熟、冷静、坚毅。严冬之后，又开始了新的攀登，终于开拓了创作的坦途，完成了创作风格的突破和飞跃。
几十年来，她顽强探索、孜孜追求，努力采撷生活中的美，着意塑造平凡而高尚的人物形象，奋力开掘从一朵浪花到大海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创造、发展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从心灵的微笑到深沉的思索，茹志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她留下的深深足迹，记录了时代变异和创作上的迂回曲折，思想上的矛盾痛苦、向往和追求。
一、祖母，世上唯一的爱
茹志鹃，1925年10月30日（旧历九月十三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杭州，上面有四个哥哥，她是全家最小的一个。当这个最弱的幼女来到世界上时，家庭已经破落，父亲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祖上的茧行也早已倒闭。当时全家的开支全靠姨母接济，姨父是日本三井银行的副董事长。她的父亲是一个整日吃、喝、嫖、赌、吸鸦片烟的浪荡子，什么事都不会做。她三岁时，母系便因患白喉去世了。姨母看透了父亲的败家相，觉得茹家是个填不满的坑，便先后领养了大哥、三哥二人，其余丢下不管了。父亲怕这个家重负于他，便孑然一身，不辞而别。留下年迈的祖母和幼小的兄妹，从此，她们在祖母的带领下开始了寄人篱下的孤苦生活。奔走于沪杭两地，投靠上海的姨母和杭州的姑母。时间久了，姨母、姑母也自觉“包袱”沉重，便不约而同地踢起皮球来了。姑母借口家里有一位严厉的婆婆，拼命地将老人、孩子往上海推；姨母则认为老人应由亲生女儿抚养，硬把他们往杭州踢。于是，幼小的茹志鹃便跟着祖母挤在三等火车车厢里，每年在沪杭路上往返数次。其实老人和孩子需要他们照顾的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是找个栖身之所罢了。在杭州，他们跟着祖母糊火柴盒、磨锡箔；在上海跟着祖母到别人家里翻丝棉、做女佣，或坐在一无所有的灶披间里钉钮扣、缝贴边。茹志鹃犹如石缝里的小草，在挤压中顽强地生长。穷困、孤寂、冷遇和白眼，铸造了她独立不羁、自强不息的个性。
悲戚和辛酸伴着茹志鹃步入少年时代。1936年十一岁时，随祖母和四哥住在上海普志小学楼上，强烈的求知欲催促她在该校上了小学二年级。这所小学是一所规模很小的私立学校，是钟望阳及其爱人从事地下工作的秘密活动场所，学生们都称钟望阳为“小杜老师”。
这里的学习生活留给茹志鹃的印象是：“战战兢兢地坐在老师面前，读着'从前有一个农夫……'的故事。”她念小学时，年龄比较大了，加上过去缺乏启蒙教育，学习起来颇感吃力，老师经常在课后把她留下，让她一句一句地背诵，茹志鹃称之为“关夜学”，当时她是有些不情愿的。
这段生活也给她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她特别喜欢上小杜老师爱人——张老师的课，张老师每天给孩子念一节《大林和小林》的故事，那种新奇神秘的境界，使她受到了最初的文学熏陶，产生了阅读文学作品的强烈渴望。
然而生活的贫困却时时缠绕着她。这一年冬天，茹志鹃的大哥已离开姨母家，到美专去学习。一天，他突然闯回家，平时大哥极少回家，因此家里人都感到意外。他说急需一些钱用，家里哪有多余的钱给他呢？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妹妹身上一件御寒的棉衣，为了帮助哥哥解燃眉之急，她脱下来，一口气跑到了当铺。哥哥拿着这带着妹妹体温、少得可怜的钱走了；而茹志鹃却只能躲在家里，整天不出门。祖母为了给孙女取暖，便把做饭的煤炉拎到屋里，到了下午，她便被煤气熏得晕了过去。幸亏四哥有些常识，及时打开窗子，搬走炉子，茹志鹃才免于一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整天炮声隆隆，形势十分紧张，穷人的生活也就更加没有着落。祖母又带着四哥及茹志鹃回到杭州，在紫阳山脚下一个大杂院里租到一间房子住下来。第二年，祖母由于多年生活的劳累，终于病倒，不到一个月便丢下未成人的孙儿、孙女离开了人世，安息在杭州凤山门外的义冢里，茹志鹃和哥哥，站在如海浪一般的荒冢地上，茫然不知所措。对于他们来说，即使是颠沛流离的家，也将永远失去了，黑暗——吞噬了她全部的，也是唯一的爱。
二、孤寂中寻求
祖母过世后，茹志鹃和四哥的生活全由在上海银行里做练习生的三哥负担，每月寄几块钱来，除买米以外，还可以买些当菜吃的红腐乳。不再为吃饭而忧愁了，他们沉浸在读书的狂热之中，在四哥背诵《占文观上》的同时，茹志鹃也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词。有一次，兄妹俩心血来潮，决定拼一顿中午饭不吃，省下钱买电影票。他们跑得满头大汗，在西湖边上看了一场电影——《荒江女侠》。第二天又饿了一顿，省下钱又去了那个电影院，结果看到的还是那部片子。用维持中命的食粮去换取一种精神食粮，这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小时，她只在苏州阊门外广场上，坐着狭长的凳子，欣赏过两次西洋镜；在故乡杭州的城隍山下，见识过几次猢狲耍把戏，其精神上的满足远比不上这次看电影。但这种孩子般的狂热又怎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呢？第三天就没有勇气再去了。
以后兄妹俩每天在家一边糊火柴盒，一边生吞《水浒》，活剥《红楼》，读字典，背古诗词。仅《红楼梦》她前前后后就读了九遍之多，其中大部分诗词，都能背诵如流。她家隔壁住着一户没落的书香人家，旧书堆得到处都是。《七侠五义》、《啼笑姻缘》等尽她选择。读这种书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只要有空，可以随意找来读。谁曾料到，这种少年的嗜好，这种填补孤独的盲目行为，竟为她后来的创作准备了五颜六色的铺路石子。
三、“不自由，毋宁死”
命运如同一只颠簸的小船，在生活的海洋中游荡，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便是汹涌的惊涛骇浪。安宁的日子没过多长时间，三哥的收支不能平衡了，便写信要他们去上海设法谋生。
初秋的一天，她和四哥离开杭州。到上海后，兄妹自然无力支撑一个家，二人只好分开。四哥进了一家钟表厂做学徒，茹志鹃则抱着生的希望，进了愚园路上的以内马利孤儿院。这是一所基督教会办的慈善机构，只收女孩。每日三餐粥，半天做工，半天读书，晚上便像发疯似地做祷告。茹志鹃回忆说：“做祷告时，我浑身发冷，腿肚子打颤，我怕极了，心里只喊着奶奶。记得祖母去世前，姑母曾劝她把我送到尼姑庵去做小沙弥，奶奶不肯。并说：'要死让我们死在一淘'。如今奶奶不在了，我到底从如来佛的脚下滚到上帝的手掌心里来了。”（《生活经历与创作风格》，《语文学习》1979年第回期）
在孤儿院除生活上受到残酷压榨外，政治上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命运、前途都得由院方安排决定。茹志鹃对这种囚徒式的生活忍无可忍，她愤怒极了，在心灵深处不止一遍地呼喊着：“不自由，毋宁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