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茅盾在逝世前几年，虽然已剩下不多的力气，却仍然关心茹志鹃的创作。以其微弱的余光读了她的许多近作，比喻为“静夜萧声”。这萧声“自远而来，倾耳听之，萧声如小儿絮语，又如百尺高楼，离人怀念远方的亲人，又有如千军万马，自近而远。”（茅盾：《〈草原上的小路〉序》）
茹志鹃沿着前辈作家为她指明的路，走过了荆棘丛生的沟沟壑；又带着无限的思念之情，走向新的生活。她深情地对读者说：
如今“静夜萧声”又将引我去穿山渡水，爬岭越峪，去学习，去追求。……“静夜萧声”这是先生最后对我的要求，也是我新的努力的开始。
（《二十三年这一'横'》，同上）。
邢院生
阎纯德
生活恩赐我许多朋友。邢院生就是一位。她是名作家萧乾介绍给我的，那是1982年——迎春花正在北京的旮旮旯旯儿偷着露出笑脸的时候。不久，我便读到她的长篇小说《叛女》；又是不久，我去看她，为了能在她身边发现点儿“叛女”的什么。但我们没有长谈，她太忙。这匆匆的一晤，留下的只是印象：瓜子脸，不胖，神采奕奕，眸子里透着微笑、善良，也有无情岁月的风雨吻过之后甩下的朦胧影子。
一晃几年，我从法国执教回来，又见到她。她还是她，一点儿没变，连条皱纹都没有，看不出她是1927年出生的人。我说她驻颜有术，往多里猜，也不过五十来岁。她开心地笑起来：“大家都这么说，真是谢天谢地了……”
1988年初春，邢院生行色匆匆地来我家三次，连坐下都不肯，更甭说喝茶闲聊。她对我说：“你忙我也忙……”于是我们站着说话，她说完就走。
我很理解，她是个痛快的人，没有是是非非、真真假假，不会客套，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平等待人，总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是一个直率真诚，坦坦荡荡的人。
有人说她是女强人。
有人说她有菩萨一般仁慈善良的心。
有人说她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心怀高远。
我并非木石，耳能听，眼会看，心能感。说她“现代化”，非指穿着，是说气质。
她是医生，却成了作家。她参与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建工作，退休后又忙着为服装、儿童玩具、贸易、建筑出力献策；在她身上，看不到一点儿“老气”，就是一般中年人也比不上她争分夺秒的忙劲儿、朝气勃勃的冲劲儿和干劲儿。她的儿女有的在美国，有的在德国，人家劝她出去游游转转，或于脆在异国“享福”，她一笑了之：“也许有一天会去看看，但我到那儿没有用，还是在自己家里好，有的是事儿做……”这样的话，我亲耳听过两次，令人感动。
中国，如此辽阔的大地，不知出过多少传奇人物和故事。邢院生，这位生在古都开封的甘肃通渭人，生活及创作就很有一些传奇色彩。
关于她的家世和个人生活，从来没有对我细讲，总是三言两语，“搪塞”而过。她自己也说：“关于我，你什么也不知道……”自然，这是夸张。但她那迷离的传奇，我还是看到了一个朦胧的轮廓。
她父亲邢肇棠，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革命。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因参与倒蒋活动被通缉，被迫上“梁山”，弃家而去，毅然加入共产党的行列。母亲陶默厂（an）是清末端方的亲侄女。端方何许人？——一清末大名鼎鼎的命臣，字陶斋，号午桥，为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先后为举人、员外郎，光绪二十四年出任直隶霸昌道，尔后又在京师创立农工商局，任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端方颛志兴学，力主派遣学生出国深造，后又出使多国考察政治。再后，与其胞弟端锦在四川保路风潮中入川，皆死于哗变军官刘怡之手。端方笃嗜金石与书画，是有名的收藏家，著有《陶斋吉金录》及《藏金记》等。
陶默厂就出生于琴瑟喧阗、诗书朗朗的阀问世家，从小喜爱经史诗文、琴棋书画、说拉弹唱，并无所不工，尤其戏剧艺术，早年与梅兰芳过从甚密，是梅氏第一代女弟子，成为京戏舞台上的“名票”，被戏曲界呢称为“陶六爷”。陶默厂的戏曲艺术天才没有影响邢院生，却陶冶了胞弟陶荣生，使他真正成为当代京戏界的“名票”，名扬四海。
民国之后，贵族家道日趋没落，家产荡尽，但吟诗作赋、挥墨绘画的遗风依然甚盛，影响了几代人。邢肇棠因革命而“出走”，使不安的生活更加动荡，全家的生计只靠母亲唱戏来维持。邢院生同母亲相依为命，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生活的黎明。她始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里成长，一本《白香山词谱》，把她引进文学的百花园，培养了对文学的爱好。她先后在南京豆腐巷小学、北京香山慈幼院、北京培元小学就读。上学后，她取学名陶稚厂，我想这也许是为了对母亲含辛茹苦的纪念，或者为了避灾。1939年，在北平贝满女子中学读书时，她在年刊上发表诗歌《思父》，后又发表过散文。1946年，在谢冰莹主编的《妇声》上发表短篇小说《被践踏的幼苗》。这是记忆中文学曾给她带来的兴奋。但她没有做要当作家的梦。
人生不好预测，有时会像一朵云，被风吹到不可知的地方，聚散无常。
1948年，战神南行之时，曾任晋冀鲁豫边区参议长的邢肇棠，从延安归来，从此结束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父女离散之苦。接着，他先任华北人民政府水利委员会主任，后赴宁夏任省主席。邢院生也随父亲到银川，在省卫生学校就读。毕业后在宁夏省人民医院当内科医生兼卫生学校教员。1954年至1958年，在北京医院劳动卫生研究生小组学习后，又在北医附属三院及铁路医院理疗科担任技术员，发表医学论文，并著有《黑色冶金工业安全卫生手册》（1957年，科技出版社）。她同医道打了二十六年的交道，这之间，国难、家难、个人的不幸，形影相随地出现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1962年，担任河南省副省长的父亲，被错定为严重右倾错误，并于当年与世长辞，继而夫妻的离异，又为她添加了巨大的痛苦。颠沛流离，半生坎坷，桩桩往事一起涌进心头，父母生活的光环不断扩大，个人的经验、知识和认识，也转化成各种色彩，绘成各种故事。“我拿起笔，想写点什么，于是走到哪里，写到哪里，零零碎碎点点滴滴的时间也不浪费，等候公共汽车或在楼梯口等人的空当，也不放过，哪怕是只写一个字……”毅力使她一气写成三十万字，题名《前夜》。
邢院生是一位刚直不阿的女性，这样的性格注定翻车倒霉，难以逃出文化革命的罗网。1968年，她被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现行“反革命”，非法关押在地下室达四年多之久。她的书稿被抄走，并成了反党的罪证。长夜漫漫，枯坐斗室，面对糊着黑纸的小窗，她没有去自杀，却想到光明，并开始重新构思小说的情节、人物、对话，修改脑子里的《前夜》。小说里的人物和她的生命、灵魂交融在一起，他们共同喜怒哀乐，于是小小的“上”牢成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她在小说里幻想、追求，那些活脱脱的人物伴她度过一千五百多个没有阳光的黑夜。最初，她把小说写在手纸上，被看守抄走，又罪加一等。后来她把毛主席的著作编成索引，将陪语、提纲写在文字的夹缝中。这个对付敌人的办法拿来对付“自己”是当代现实的悲剧。一支钢笔尖写秃了，就在水泥地上磨，磨尖了再写。那是生的渴望、爱的执著，大写“人”的赞歌。
1972年12月31日被释放回家，在翌年元旦的鞭炮声中开始奋笔疾书，连与儿女的亲热都不逞顾及，更不顾自己身体的痛苦，只是伏案写作。1974年，终于成稿，受到萧乾等人的鼓励和关怀，几经修改，将《前夜》易名《叛女》，由萧乾、姜椿芳作序，198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数年前，我是一口气读完《叛女》（198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至今那种兴奋和新鲜感都没有消失。小说是传奇的，又是传统的。作者凭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对文学的本来认识及美学素质走进创作过程，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写，也没想去耍弄什么招数，但她成功了。萧乾说：“一部小说，不论长短，从主题到结构和内容，都只能通过作者本人的体验和认识去构思。土建有标准设计，有预制件。我希望永远不要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搞什么标准设计，也切不可用预制件。”（《叛女·序》）我十分赞同这个对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文学艺术作品只应该有优秀佳作，而不应有什么“样板”。如果创作有了“蓝本”，就不再称其创作，最多是一个低能的模仿。小说不一定就该是《红楼梦》、《水浒传》、《战争与和平》、《子夜》，只要有自己动人的形象、生活的脉搏、成功的艺术创造，就是好的作品。姜椿芳在《我看〈叛女〉》文中说：“文学作品是不嫌一再描写同一题材的，问题是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都是文学作品应当表现的内容。”重要的是，要写深，写得新，写得巧，写得好。一个作家的成功，一是在于本人生活的厚度，二是在于思想的高度，三是在于作家的艺术概括力和语言的表现力。邢院生具备了这些，于是才有了《叛女》这样的小说。
《叛女》卷前有作者三行题辞：
献给
为了新生叛逆没落，
为了光明叛逆黑暗，
为了明天叛逆昨天的人们。
献辞是作者的寄托，十分令人深思。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昨天走来，没有叛逆就没有新生、光明和希望。历史在叛逆中创造和演进，社会在叛逆中获得正义和真理。但《叛女》不是政治教科书，是使人能从中得到教益的感人艺术。
古今中外许多传世名作，多具有作者自叙传的成分，或个人的生活经验。《叛女》就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故事描写出身于清末两江总督家庭的贵族姑娘润格的爱情遭遇，以及后来她以艺术为武器投身于革命的经历。润格容貌美丽，聪明睿智，心地善良，多才多艺，但她在名门望族之家得不到自由，到处是野蛮和禁锢，她的一切都得不到保护和施展。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她需要更加辽阔的天地和自由，得到的却是一个吃喝嫖赌、醉生梦死的丈夫和一个专横暴虐、阴险毒辣的婆婆。从托家到奎家，从一个火坑到另一个牢笼，龌龊、卑鄙、荒淫、腐败窒息着她。她对现实的反抗是放走了被禁锢十年的疯女——丫头秋菊。当她确知自己是老爷强奸了逃荒女白颖所生时，便毅然弃家出走。但走投无路，只好以卖艺为生。润格没有随波逐流，执著地追求人的尊严和价值，直到和国民革命军中的革命者江放相遇、相爱、结合后，才从茫茫黑夜里看出了光明。《叛女》以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及“九·一八”事变为背景，不仅写了润格的辛酸史、奋斗史、反抗史，还塑造了义和团失败后的红灯照姑娘奇侠、参加革命的艺人路拾遗等女性形象，她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是挣扎着寻求正义和真理的一群，再现了中国历史的一面。
在中国文学史上，清末之后，描写旗人贵族荣衰之作很有一些，但在历史递进中，描写旗人贵族的演变、升沉，与中国现代革命水乳相融者，并不多见。《叛女》及其姐妹篇在这一文学领域填补了空白。
我有幸在作者的《动荡三部曲》的第二部《女伶》（1989年，华文出版社）出版前读到了原稿《女伶》是《叛女》的续篇，主要人物润格、江放、江风等都没有改变，它既有连续性，又有独立性。故事起伏跌宕，颇能引人入胜。
《女怜》的背景仍然十分广阔，润格的故事和性格，就是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环境中发展的。她在丈夫江放因军阀内部矛盾被捕后，便把女儿江风寄养在地下革命者杨维林和欧阳墨竹夫妇的诊所里，而自己以女伶身分，浪迹天涯，帮助革命。江放出狱，润格母女回到北平，在梨园生活中，与日本豢养的汉奸黄子廉、奎啸虎及其党羽巧妙周旋，刺探情报。孤女柳文如不忍“女相师”金倩虐待而服毒自杀遇救后“投奔”大汉奸黄子廉之妻王国玉，日寇血洗甫京，杨维林罹难，欧阳墨竹到北平，阴差阳错地成为黄家的提琴家庭教师，江风与黄子廉之子黄伯云关系的变化，黄子廉向江风求婚等，这些凄楚而又富有戏剧性的故事，逼真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众生相，构成社会生活的大展厅。润格前夫之子奎纲的出现，是对人性的深刻解剖。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