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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刘真又一次从黑暗中闯过来，她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回太行山看望养育她的父老兄弟，她仿佛又回到难忘的过去，一篇篇感人肺腑的散文像泉水般涌了出来，这些作品，同样有着当年太行山生活的印记。
太行山不但养育了刘真，而且浇灌了她的作品。
三
1941年，刘真刚会写字读书，就开始写日记，以后从未间断。1948年，写了两篇文艺通讯，一篇写的是野战部队通过黄泛区碰到五六里方圆一陷就到大腿根的泥泞地。刘伯承司令员已经跋涉过去了，可是二百辆拉着炮弹、子弹的马车，过不去了。刘司令员带头返回北岸，把弹药扛在肩上，大家齐心合力艰难地通过了牲口过不了的泥泞地带。这篇文章就叫《二百辆军械车》。另一篇描写大别山人民救护伤员的动人事迹。这两篇处女作印在《千里跃进大别山》文献上，这以后，为了配合斗争，刘真还写过一些小剧本。
1951年，刘真在一个师里任文工队队长。部队入朝作战后，上级为提高她的文化水平，艺术水平，派她到东北鲁艺文学院学习。她来到哈尔滨，在戏剧文学系进修。这时创作了第一篇小说《好大娘》，刊登在《东北文艺》上。这篇小说完示出刘真生活的厚度和创作才华，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它获得了1953年儿童文学三等奖。宋庆龄、邓颖超亲自发给她奖品，使刘真受到很大鼓舞。
一年后，刘真被鲁艺推荐到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进修。在这里，每一个学员都有一位老作家辅导。刘真的老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儿童文学作家严文并。刘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春大姐》、《我和小荣》都是经严老师看过，多次提出意见，再经过刘真多次修改写成的。提起严文井，刘真说：“他是一位认真负责的、难得的好老师。他读了我写的每篇文章，都一点一滴详细的提出意见。总是告诉我，叫我消化了他的意见，变成我自己思考出形象生动的语言以后，再改动作品。他从来不动手改我一个字，他说：'创作不能代替，这样才能把你锻炼得更会走路了，形成自己的风格'。实践证明，他说的多么对呀！他是多么懂得如何辅导问！”
《春大姐》描写的是农村青年的恋爱故事，突出了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说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刘真十分激动地回忆起一个动人的故事：“在修改《春大姐》时，我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就是我无论如何努力，也写不好文中的一个媒婆。我参军以前还很小，参军后一直在部队，没做过地方工作，不熟悉媒婆们的生活细节，可是写不好细节，作品就会概念化。怎么办？严文井老师说，拿给老赵看看吧，他熟悉农村这一类人物。过了几天，严老师对我说；'老赵看了，他很高兴，说这是来自生活的作品，愿意和你详细谈谈。'就这样，二十三岁的我，竟站在老作家赵树理的面前了。他向我介绍了媒婆们如何耍花招骗人，还非常耐心地替我出主意，想办法，设计情节。他又说又笑，一直讲了半天，好像许多媒婆活灵活现地站在我面前……可是我还找不出适合的形象与细节。最后，还是赵老师替我创造了一个媒婆。他整整三天什么别的事情都没干，把全部精力用在了修改这篇小说上。严文井老师说：'对于没有生活基础的作品，赵树理是不爱的，也不会这样做。你看，他努力做到和你的文字风格统一起来，还怕有破绽，叫你自己再改改，顺一顺。'赵树理老师的成全、爱护和他那无私的帮助，使我很感动，我永远也不能脱离生活来胡编烂造。”
文学讲习所三年的学习生活，在刘真的创作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她能够把多年丰富的生活素材变成白纸上的黑字，能够把自己头脑中一个个人物形象用语言生动地刻画出来，她能用作品打动读者，感染群众，没有起码的文学修养，不会调动文学手段，是做不到的。这段时间，青年作者刘真有较好的条件读书、学习中外古典和现代文学、听取著名作家的创作经验，特别宝贵的是在创作实践中能够得到十分具体的指导，亲身感受文学创作的规律。刘真说：“文学讲习所三年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因为过去即使有自学的条件，我也不懂怎么自学才好，我那点文化水平太可怜了。”
1954年，刘真到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写出了《小藤篓的故事》、《核桃的秘密》和《在我们村子里》等短篇小说。《在我们村子里》描写土改后的一个村子，农会主席于保祥贪污腐化，又为村里的坏人李老相利用，把持了村里的政权。民兵队长王大发盲目拥护这些变了质的领导，更为村里的黑暗统治增加了力量。刘真的爱憎是分明的，她不间断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能在1956年就敏锐地觉察到农村斗争的复杂性，特别痛恨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丑陋的势力。虽然，她是不会赤裸裸地写那些反面的东西，但她会毫不客气地鞭打现实生活中邪恶的一面。
在江南，刘真始终怀念故乡和童年战斗的生活基地。1958年，她凋回河北，深入农村，在徐水担任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基层生活，使她很快就看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刘真说：“一个作家最宝贵的性格是说真话，作为共产党员作家，良心就是为党、为人民负责。”看到农村日益滋长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等不良风气，她按捺不住了。一年前，她曾因《论鞭打》和《在我们村子里》这两篇揭露了阴暗面的作品，被打成直接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遭到批判，1957年的教训使她深知，用笔来战斗是困难的，只能换来一顶又一顶大帽子，但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人民作家的责任感，驱使她不顾个人安危，向省委的两位书记反映了徐水的情况。虽然省委进行了调查，并且说：“你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调查的结果，比你反映的还严重得多。”但她到底还是被认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而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下放到猪场去劳动。临走前，刘真得到的一句话是：“你什么时候在猪场改造好了，不再看阴暗面，不再反映问题了，再允许你去见人民。”
打击接踵而来，1959年，她应《人民文学哟稿，写了《英雄的乐章》的初稿，正准备修改，却被强行拿去在《蜜蜂》文学杂志上公开发表。《英雄的乐章》成了修正主义文学的典型在全国展开批判。有的说：“小说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乐章'”、是“私情的哀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赞歌”、宣传“温情、调和、投降”；有的说是“挂着歌颂的幌子制造悲剧”等等。那时，刘真连个被告都不如，她没有站在她这一面的读者，也没有为作品辩护的权利。与革命生死相依的女作家，被批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打成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刘真此时眼泪向谁洒？她的痛苦连对母亲都无法说清楚。
在最苦闷的日子里，刘真回想起自己的历史，回想起许多一笔一划教她识字，教她懂道理的大同志，她是多么怀念那时的同志关系啊！一定要把那些好同志、那时的同志关系写出来，这就是刘真创作《长长的流水》的最初动机。
1963年夏天，周扬同志到天津，为刘真平了反。他对河北省文联的负责同志说：“人家还没有发表的作品，你们就拿出去批判，这是不道德嘛！”并对刘真说：“党需要你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尽快成熟起来，你是有才华的。”
捆绑在刘真身上的绳索松开了，她坐上南行的火车，到边疆云南去做了一次旅行。
云南是美丽长春的花园，千百年的大青树，色彩斑斓的孔雀群，兄弟民族的歌舞和生动热情的语言，“像涌入生命中的清新的水”，使刘真搁浅的小船，又扬起了征帆。她深入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写出《密密的大森林》、《对，我是景颇族》、《豆》三篇表现边疆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短篇小说，还写出《旅行日记》、《贵州山中一小城）、《边疆之夜》、《纺纱姑娘》、《大山里的歌声》、《两姐妹》、《边疆来信》、《过年的一天》、《回忆》等表现边疆风貌和少数民族人民丰富多彩生活的散文。
从边疆回来后，经过反复酝酿，重写了十五遍，改动了无数次，终于写成《长长的流水》。谈起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刘真说，它是受到童年时候的大同志的宝贵的启发，得到不少年幼的、年轻的、年老的读者的帮助，特别是严文井老师的指导而写成的。《长长的流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之后，引起注目，得到普遍赞扬，这篇小说写得亲切、自然，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作品所表达的是革命时代，革命生活所独有的情感力量。
“艺术作品，各有各的风格，它代表作者的个性和思想作风。《长长的流水》是一篇抒情作品，尤其是写到自然环境的时候。这也不是生编硬造可以造出来的，这决定于当时的那种真实的环境，给予作者的真实美好的感受。太行山，是我生来第一次看到的山，清章河，是我第一次望见的山间流水。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块石头，都使童年的我，感到过无比的美丽、新奇。在那里，好像月亮星星也变了样子，更美了。这些印象，都是深刻在我的记忆中，终生不会忘记的。”
不管是写人，写自然，离开了生活实感，文艺作品就没有生命。刘真的全部创作都证明了她的这段话。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正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刘真被揪了回来，与河北省著名作家田间、梁斌等一起被批斗。
在那些苦难的日日夜夜，刘真的痛苦比任何时期都重，她被污辱，打耳光，把头往墙上撞，三个儿子流落街头……即使这样，她的信仰没有被焚毁，仍然坚强不屈，向党写了一份反对陈伯达的材料。结果可想而知，她险些被判处七年徒刑，被逼得患了初期精神分裂症。
1972年，刘真被分配到邯郸。第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她到内蒙古边境采访，为给孩子写东西。10月，在内蒙草原写下《三座峰的骆驼》初稿后，却被“反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卷进去，再次成为批判对象。
难忘的1976年！这是“四人帮”垂死挣扎、最后覆灭的一年。从1月到10月，刘真和人民一起，投入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参与邯郸地区与“四人帮”代理人的复杂斗争。
严冬和高山都未能拦截春风的行程，刘真活跃起来，她的名字在各地报刊频繁出现。1979年她出席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主席。这些年，她先后出版了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