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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中她被惊慌的父母叫醒：“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有警报了！”她穿上衣服跟着大人跑，钻进啦啦滴水、湿呼呼的防空洞，在昏暗的桐油灯下，大家惊慌地等在那里，有的坐，有的站，面对面，没有声音，甚至没有呼吸，有的把自己交给上帝，有的把自己交给侥幸，有的只是听凭自然，一句话，让命运安排一切。一阵天崩地裂的爆炸之后，解除了警报，她听大人说，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燃烧弹，炸死了许多人，烧了几条街。“日本人，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欺侮我们？”赵淑侠的悲愤感情不比大人少，她觉得不可理解，日本人不呆在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奸淫烧杀抢！？
在国难里，赵淑侠一家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起经受熬煎。“头两年，日本飞机不停地来轰炸，我们日夜不分的就忙着逃警报，警报解除之后回来，不是见燃烧弹烧得半边通红，便是见断墙颓壁，遍地瓦砾……”大后方重庆也没有安定的日子，严重地受着战争的骚扰，人人不得安生。当时赵淑侠的父亲在东北协会服务，薪水低，养家糊口都成问题。赵淑侠回忆说：“……战时物资奇缺，生活艰苦，妹妹们又一个个出生，父亲做官清廉，除了薪金之外没有一星半毫的'外快'，每月收入只够半个月的开销，另外的半个月生活全靠变卖母亲的各种首饰维持。于是，母亲指头上的翠、钻、宝石，一样样，全变成了肉菜米面，进了我们的肚子……”这记忆犹新的战争苦难，回忆起来很不轻松。
沙坪坝小镇不大，却荟萃了从南京、天津等地迁来的著名学府，文化气氛极浓。东北协会附属小学（又称东北小学）也挤在那里，赵淑快最初的小学生活，就从那里开始。校舍因陋就简，两个年级只有一间教室。就在这样的教室里，赵淑侠同许多孩子一起，从书本和老师那里学习、了解、思考社会和人生。
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赵淑侠对童年没有太多的美好记忆——战争、逃难、恐惧、挨饿、冷遇、不公平，没有一点诗情画意。她在《自传》里说：“在小学时代，我是个出类拔萃得差不多要算'天才'的那种小孩，可是因为生活中缺少安全感，心情上觉得无法获得父母的喜爱，性情就难免有些孤僻，郁郁寡欢，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活泼，生命有力。”
赵淑侠这种心态从小压迫她，幸福似乎与她绝缘。在学校里她也受那些不懂事的同学的欺侮。当时她长得黄皮瓜瘦，又矮又小，尽管学习力争上游，功课门门优秀，但也难像那些白白嫩嫩、打扮得如花似朵的同学那样获得老师的欢心。“在我童年时代的心里，可以说整个被忧郁、惧怕、孤独和无依无靠的惶恐笼罩着。”长长的，厚厚的童年时代的阴影，是一种无法摆脱的黑暗，使她几乎无法走出惶恐心态的重围。
大概九岁时，她读到一本《穷儿苦狗记》。穷儿的悲苦命运，使她难过，同情之心也第一次把她和书中的人物联系起来。这本书好像一把钥匙，启开了她的心智，仿佛走进了另一个天地，使她眼界大开，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从此她开始一本接一本地、欲罢不能地读起课外书来。那时她不懂文化不文化，只是饥不择食，抓到什么读什么，不分好坏，也不管看懂看不懂，书便是一切，那里有一个迷人的天地，那里有无穷的幸福。十岁之前，她已经读了鲁迅、巴金及许多成人剧本和小说，而童话一类的书反而是她成人之后才读的。以她那时的眼光看来，仿佛张恨水比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还要高明。
东北小学开办不久，终因经济桔据而关闭。当时赵淑侠十一岁，她只好转到红庙小学继续学习。可能因为她是长女，父母总是忽略她的存在，也许父母逆境中的心绪欠佳，或望女成才心切，在家里不仅没有自由，还常常挨骂。无爱的家庭和学校在她感情上留下黑色的阴影；在她读了一本叙述一个孩子从家里出走的故事之后，一下子就变成了她的反叛情绪，那个小主人公的胆识和勇敢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她，于是便也产生“逃”的念头：到盘溪“孩子剧团”去！他们是专门收容没有父母的孩子的。那时她认为自己有演戏的天才，将来一定能成为名演员。但是，最终她没有勇气迈出实践的步子。
寻找自我
赵淑侠对文学的偏爱和天分，在小学时期就表现出来了。不少学生对文学还在蒙昧状态时，她已经开始写诗了。抗日的烽火正在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燃烧，嘉陵江从高山走来，也给赵淑侠带来了诗情：
啊！嘉陵江，我的母亲
你日夜不停地奔流，一去不回头
浪涛是你的微笑，水声是你的歌唱
啊，我的母亲，你日夜奔流
正在从我身边溜走……
一个瘦瘦的小女孩，冬天穿着黑大衣，口袋里装着自订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她的诗作。赵淑侠说，那时那种强说愁的童言，给时时操心的母亲带来许多不安，而自己则认为那是一颗诗心。
小学五年级下学期，赵淑侠班上来了一位姓傅的级任老师。他是四川人。这位老师与别的老师的兴趣大异，对那些白白嫩嫩的洋娃娃并不另眼看待，他喜欢的是才。这位傅老师看过她写的作文之后，像在沙海里发现了一颗明珠那样兴奋，他一口咬定她可以当作家，赵淑快从此也便成了他最宠爱的学生。赵淑侠回忆说，傅老师对她倍加“培植”，为她开文学小灶，给她文学读物，指导她看课外书，仔细地告诉她作文的方法，规定她每周至少写一篇作文，派她代表全班参加作文、演讲、美术、音乐等比赛，当她得了冠军亚军之类的锦标回来，他和赵淑侠一样高兴，并口口声声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你要做什么都会成功。”从那时起，她最喜欢的功课就是作文。每逢作文，便是长篇大论，没完没了。这时，她也迷上了闲书，什么《黑奴魂》、《鲁宾逊漂流记》、《小夫人》、《海浪》及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散文等等，都是她喜爱的作品。家里生活苦，没钱买书，她就像当时的大学生一样，跑到书店里，蹲在书架下，小说，散文，戏剧，新的，旧的，翻译的，什么都看；一次看不完，就把页码记下来，下次接着看。傅老师的爱护、鼓励和肯定，使赵淑侠阴冷的生活出现了融融春意，她也终于找到了自我。
走出寂寞
初中时的赵淑侠在中央大学附属中学读书。这时，她的个性已经显露出来。生活沉重而苦闷，唯一的快乐是看书——废寝忘食地读闲书。跑书店看闲书，已经不能满足她的兴趣，于是就把父母给她的早餐费全部给了租书铺的老板。她常常背着父母看书看到深夜两三点，有时竟终宵不寐，由于睡眠不足，结果身体弄得面黄饥瘦。十二三岁的小小年纪，已经把《石头记》（即《红楼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孽海花》，以及当时流行的张恨水的小说，统统看了一遍。赵淑侠看闲书看得神魂颠倒，百事俱废，心里念念不忘的全是书上的人物和情节。她回忆说，由于迷恋课外书籍，“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偷看闲书，这就使功课急转直下，原来常得100分的算术，居然连混个60分都成问题。但这时的我已显露了对文学和艺术方面绝对的兴趣。”她虽然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但文学里的那种满足和陶醉是无穷的。
“这时，我是两个老师最看重的学生，一个是教国文的安老师，另一个是美术老师。”赵淑侠说，“每次作文本子发下来，安老师都要全班传观，再不就朗诵一段给全班同学听，他认定我有走写作路线的本钱，而且真就朝那个方向鼓励我。那位美术老师则认为我在色彩的感应方面十分敏锐，可以学美术。但是，这时我已'少年立志'，决心要做个摇笔杆的作家，对于做画家的念头一点也没有。”至于学什么，赵淑侠认为，十三四岁的孩子，就确定今后立志“干”什么，还嫌太早，可是她自己那时实在是在文学里陷得太深，致使功课一面倒，结果文史老师把她看作掌上明珠，称她为最有才华最好的学生，而数理老师，则认为她不可救药，是最笨的学生。
在家里，姐妹成群，赵淑侠为长，父母的注意力全在小的身上，这便造成她心理的极大偏差，总觉得父母不公平，不关心不爱护不理解她。“我在家里感不到温暖，只觉得痛苦，这时期的我，是个十足的问题少年。”所谓问题少年，一种是打架、斗殴、危害社会的少年；另一种则是感情脆弱，感觉敏锐，有志向而得不到重视，有思想而无人了解的少年。赵淑侠属于后者。而后者，苦闷最深，最重。在四川的那些年，她一直属于这样的孩子，内心充满了访惶，茫然，悲观和逃避的情绪。这种痛苦曾使她不能自拔，还是那位恩师的关心、爱护和教导，使她在痛苦里建立了信心。赵淑侠不止一次很动感情地谈起那位安拉师：“我之所以对文学如此眷恋，经过了那么多的挫折和打击，还固执着我的写作之笔，可以说安老师的影响十分大，他曾说：'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气馁，人生的挫折越多，写作的灵感越丰富；不要犹疑，朝写作的路上努力。'这句话几乎成了我的座右铭。”就这样，文学作为一种光明和理想，使她摆脱了无数的烦恼，在绝望中看到了人生的乐趣与色彩。由于她的文章好，绘画好，再加上写得一手娟秀小字，她便成为办壁报的能手——不仅主持编务，写文章，还设计、绘制刊头。每当两丈长的大壁报挂在墙上时，她心里踌躇满志，同老师一起陶醉。赵淑侠说，仿佛她编的不是壁报，而是成人大报的主笔，正在为人类、为社会，做着了不起的大贡献。其实，不少作家的成功，就是从壁报出发，走上文坛的。
中国抗战八年，赵淑侠在“天府之国”过了七年。从童年到少年，她长大了，心理也在经历一种新的变化。她曾羡慕过一位高班女同学的漂亮与处境，希望上天也能给她这种幸运。“谁知竟出现了奇迹，在我们复员还乡的那一年，我突然蹿起个子来，把很多同年龄比我高的都赶过了，也不再那么黄黄瘦瘦，居然变得有红似白的了。这使我有由丑小鸭一下子变成白天鹅的快乐。”那一年，她还不足十五岁。
重庆，第一次给她艰苦和恐惧，失意和得宠，寂寞和希望，这个多味的人生和世界，最终成为这位少女的财富。山城重庆给她留下的是战争的魔影，而嘉陵江的流水没有辜负她，如今在文学王国里她一泻千里源远流长的歌唱里，总有这条古老江水朴素的歌声。
胜利之后
黄河东归大海，抗战已成过去。东北的高粱红了，秋虫和百鸟联手举行“八·一五”大合唱……
中国人八年的流离失所，饥饿，恐惧，死亡，遍地创伤，在赵淑侠心里铸成了不能磨灭的记忆。她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在那个时代，有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不会被认为是在卖膏药背八股，而说对国家民族的事做得去关心，是要让人讥笑蔑视骂得狗血淋头的。那个时代，“是把小我投入大我，多少情侣和年轻夫妻洒泪分离，男儿心甘情愿的投入疆场的时代。是青年们争着为保卫国家到前线和敌后去效死，死而无怨，死而含笑的时代。是物质之匾乏，生活之艰苦，精神之丰富，信心之坚定，在今天都无法想象的时代。是全国老少都爱唱抗战歌曲，流行歌曲流行不起来，也没有人屑于唱的时代。是作家们的笔一致为沉歌抗日圣战，为鞭挞日本帝国主义，为哀念死难同胞而写，人性与只关心个人感情的文艺作品不受重视，还要被责为没心没肺的时代。是中国民族万众一心，最团结，最有生气，中国人最以做中国人为荣，虽苦犹傲，一点都不崇洋的时代……抗战的年月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虽然充满危机、苦难、流血、艰辛，却也充满着生气、希苦、信心、斗志，令人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的时代。”那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时代，在赵淑侠的生命里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这给中国的大地和人民带来了异常的兴奋和喜悦。赵淑侠回忆说：“在那个闷热的夏天傍晚，也不知怎么听到日本投降的。人们像疯了一样，哗的一声叫起来，店铺的门口碑僻啪啪的放着鞭炮，小镇窄窄的街道上挤满了人，有的哭有的笑，流浪了七八年的游子们要回老家了，悲喜交集得淌着眼泪引吭高歌。”（1985年8月，台北《联合报》所载赵淑侠文章《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血与火中流浪多年的人们可以回家了，可以拥有和平，拥有爱情，拥有家庭，可以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