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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淑侠，是一个奇迹。她的创作在华文世界具有一种先锋性。她集家庭主妇、作家、社会文化活动家于一身，洗衣，做饭，写作，开会，演讲，座谈，跑遍了欧亚美三大洲，到处为留学生、华人演讲，主持座谈会，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为家庭、社会、文学、中国文化的“推广”、增进外国对中国的了解、东西方文化和感情的交流做出了贡献。她曾是欧洲华人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瑞士作家协会会员、国际笔会成员；她的已被译成德文出版的两本小说《梦痕》、《翡翠戒指》及正在翻译的小说《我们的歌》，为她从无人理睬到进入西方文化“市场”打开了绿灯，她的耕耘有了结果，她的汗水没有白流。
对文学，她的狂热和执著，将继续下去，她的创作将以新的思想艺术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十几年来，赵淑侠去台北也去北京，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她的笑容，大家都唱“我们的歌”。她到故乡游览，探亲，访友，溜大街，看行人，听京戏，逛书店，作讲演，吃小馆于，亲切，温暖。岁月流逝了，带走的是恶梦。她愿意像春风一样，在故国游荡，在明月下，朝阳里，自由呼吸。
空间和时间，也许同历史一样具有生命。从出生，逃难，成长，战火，灾难，孤独，寂寞，委屈，工作，出国，结婚，生儿育女，写作，成名，风风雨雨，五灾六难，坎坎坷坷，说不尽道不完的人生慨叹，但是，赵淑侠明白——“我的根，深深的栽在自己的国度里，在以往的那些个年月，四川也好，沈阳也好，南京也好，台湾也好，反正都是中国，空气里飘浮着同样的泥土气味，走在街上的人和我生着同样的黄皮肤黑头发，说着由同样文字化成的语言，流着同样的血液，我们同属于那块土地，我们有着同一个祖先，同是中国的儿女……”
赵淑侠，这位文学上的独行客，把自己比作从撒哈拉大沙漠吹来的黄沙，风一来，就会高高扬起。“除了做中国人之外，我永远无法做别的什么人。”
赵淑侠，属于我们中国，也属于世界……
1992年11月25日
1995年1月30日修订
于梨华
白舒荣
第四支古老遥远的《苏武牧羊》使他尖锐的忆起他小时，母亲在灯下一面缝衣服，一面哼'……北海边，雪地又冰天……梦想旧家山……'，他坐在一边，一面听，一面做功课的情景。突然，手指挡不住，掌心里不住的眼泪匆促地奔流下来。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在崇美风气盛行的台湾，很多青年人把留美当做生活的追求和前途的寄托，千方百计，远涉重洋，背井离乡，踏足美国。这些留美的中国学生群，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和苦恼：学习的艰苦搏斗和学成后无所归依的怅惘寂寞。中国大陆的政权改变了，台湾局面太小，美国又不是自己的祖国，即使自己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除了名利之外，别无所得。因此，他们往往怀着强烈的“思乡病”，觉得个人在异乡就像浮萍一样，找不到可以扎根的土壤。美籍华人著名女作家于梨华，把这类乡愁病者称作“没有根的一代”。她即以描写这“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蜚声文坛。
“文化大革命”之后，渡过解冻的太平洋，“没有根的一代”中，寻“根”的光明使者翩翩而至。于梨华，这位根在祖国的远方飞鸿，也曾多次来归。她那用积蕴的怀乡情丝编织成的精美作品，日渐为我们所熟悉、叹服。
于梨华与同根生，同肤发，并传统的我们是同胞姐妹，和我们这样近；天苍苍，海茫茫，生活在地球两面，却又如此遥远。但从其大致的经历和主要作品，犹可看出她的为人。
一
1953年初，一个黑头发，黄肤色的中国姑娘，告别了相依为命的父母和温暖的家庭。她像一只小鸟，翅膀硬了，到了自己奔前程的时候了。一点点离愁，沉甸甸的两箱衣服，到“黄金国”独自“打天下”的雄心……这是她当时的全部财产。
坐在飞机上，她的心一下子提得老高，等待她的是什么命运呢？身在海轮，又有一种脚踏实地之感。大海忽而平静，忽而咆哮，喜怒无常，但毕竟是在地面上，比高空多少有点安全感。香港、横滨、东京、檀香山……异地异国新奇的风光，在她对未来前途的一则喜，一则忧的思虑中，恍恍惚惚掠过。
目的地是三藩市（旧金山），寄居处是相识而不相亲，比陌路人强不了多少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她进了三藩市的初级大学选修英文听读、英文会话、速记、打字。不久改入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研究院。本来她一心要进美国文学系，却因为英文不过关，成了新闻系研究院的学员。
在新闻系她遇上了一个对手，有个比她高班的日本女同学，英文很好，曾以一篇叫《日本花园》的英文小说，得过米高梅第二奖；那个东洋女很看不起这个中国女孩子，经常修改她写的新闻稿。平生要强，不肯服输的她，怎能甘拜下风。“她能写，我为什么不能写？”她下决心要参加米高梅文学创作奖的竞选。所谓米高梅文学创作奖，是好莱坞的米高梅公司老板之一，山姆·高德温先生，为提携青年有才气的作家，在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设立的。凡是分校学生都可参加竞选，作品不论诗歌、电视剧、电影剧、还是短篇小说，只要是创作性的都可以。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私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内容是叙述一个年轻女孩，从汉口到重庆去寻找几年前抛家出走的父亲。在重庆郊区，她假作应征的女仆，进入她父亲及另一个妻子的家，逐渐让父亲认出她的真实身分，进一步动之以情，当父亲偕她返回汉口家中时，她的母亲在忧伤担心中已过世了。
这篇题名《扬子江头几多愁》的小说，与八十多件其他稿件一起竞选1956年的米高梅文学奖。竞选揭晓，众多的外国对手，都惊得目瞪口呆。当高德温先生亲自授给这个中国姑娘首奖的奖金和金牌时，于梨华这个名字，第一次引起了海外文艺界的重视。
二
祖国的江南，山清水秀，风光旖旎，人才荟萃。浙江镇海县是于梨华的祖籍。1932年1月5日（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她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之家。她父亲在光华大学教书，曾经留学法国，在光华教化学和法文。如果不是因为时局不宁，她全家不会迁回祖籍，她的父亲不会失业，用不着带着儿子到几十里的亲戚家告贷，儿子得了重病也不至于死亡。
一家人要吃饭，要活命，剩下的四个孩子是父母的安慰，也是沉重的包袱。她父亲四处奔走，终于由熟人介绍，在福建南平县一家造纸厂，找到了一个厂长的职务。
社会动乱，人似转蓬，忽而西东，她的少女时代也像无根的浮萍。在南平中学刚刚开始初中生活，福建的局势又紧张起来。父亲先动身到湖南衡阳一个私家纸厂当主管，第二年接去了全家人。
还未及弹去旅途的灰尘认识衡阳的市容，就碰上日本兵第四次进攻长沙。衡阳风声鹤唳，工厂、企业纷纷沿湘桂线撤退。
一家人挤在火车顶篷上，经历了不少惊险，狼狈地到达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头上嗡嗡的敌机，街上轰轰的炸弹声，美丽的七星岩不再是游人留恋的胜景，却成了难民们的避弹所。她父亲工作的纸厂在柳州不得已宣告解散。带着一年的遣散费和一大堆行李，全家七口，栖栖惶惶困守在柳州旅馆。父亲想尽办法让她母亲领着四个弟弟先行到贵阳。剩下父亲和她，一直挨到日寇兵临城下，才用最昂贵的价钱，买到两张木炭车的站票，行李上了另一辆车，结果半路“失踪”。父女俩空身找到母亲住的不能再小的旅馆，一家人痛哭不已。
颠沛艰难的生活，能加速一个人的成熟。于梨华说，在流浪中“我看到了真正的不以金钱衡量的朋友的真挚情感，和在危难中损人利己的人。等到一家人像叫花子一样，到了嘉陵江畔的重庆时，我虽然只有十四五岁，却已拥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能观察、分析和辨别被世俗装饰起来的真伪了。”这双来之不易的锐利眼睛，对她后来成为作家，发挥过不少作用。
抗战胜利前夕，她在距成都不远的一个小城，终于回到正常的中学生活。父亲因被派到台湾接收糖厂，先飞回上海。母亲便带着儿子们，沿着荒凉的西北道，坐着两匹瘦马拖着板车，吱呀呀，慢悠悠，由宝鸡、撞关、洛阳、南京兜到上海，又转回老家。
在镇海县中和宁波县中，她读到高中二年级便迁家台湾。当时还不太懂政治的于梨华，这一别大陆的含义她哪会想得到呢？
大陆是她植根的土壤，有她的故乡和擦不掉的亲情、友情。祖国的东南、西南、西北印满了她还没有长成的足迹。跑了大半个中国不是游山观景，而是为侵略者的炮火所追赶。苦难的历程往往比宁静平淡的生活更能嵌入人的记忆，离别欲见不能的故土，更能启动人的心扉。去国几十年，浪迹天涯的于梨华，一直苦恋着多灾多难的祖国，实在是少女时代的生活。留给她的印象太深刻了啊！
三
生活在四面环水的台湾岛别有风味，浊水溪支流上著名的日月潭，映出她和女伴们无忧的笑脸。她们似蹦似跳地走出台中女中的校门，去找她的好朋友——笔直挺拔深深扎根的棕榈树——她做人的象征——轻轻用手抚摸着它，直想大声对它喊：我长大了，小姑娘要当大学生了，为我高兴吧！
如果不是因为英文考试成绩不理想，被校长傅斯年的夫人逼迫转系，她不会离开一心想读的英文系，去学习她并不感兴趣的历史。
告别了大学生活，告别了高大的棕榈，告别了留恋、期望的父母和朋友们羡慕的目光，她离开了生命旅途中的第二个大站——台湾岛，远走高飞，长本领，见世面去了。在美国她没有进入理想的美国文学系，但获得米高梅文学奖，又得硕士学位，嫁给物理学博士孙至锐——这三件决定一生命运的大喜事，竟然都发生在同一年——1956年，谁能不羡慕她的成功呢！
自从到美国，至1962年当了三个子女的母亲，九年时间过去了，她对此无限感慨：“九年，从一个把梦顶在头上的大学生，到一个把梦捧在手中的留学生，到一个把梦踩在脚下的女人——家庭主妇。但是把梦踩碎了的生活未始不是一个好的、踏实的生活。做梦的生活固然美，却是迷迷亻叔亻叔，不知路的方向；踏实的生活平平稳稳，知道自己要什么，能什么，做什么，写什么。不，也许不知道自己写什么，但至少知道了自己要写，这一点是踏实的。”
她要养育三个孩子，又想写作，“在忙于家庭琐事时憎恨着生活的乏味。在伏案工作时愧悚于未尽主妇母亲之职。”在矛盾中，她曾写过三个英文长篇，因文字不够熟练和组织得不够严谨，未能成功。
从1960年起，她开始了搁笔多年的文学创作，追寻记忆中童年的浙东家乡，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梦回青河》。故事描写了一个三角恋爱，主题是揭露中国旧式家庭对于妇女的迫害。这篇小说先在台湾《皇冠》杂志连载，1963年全书出版后又再版六次，不但被台湾的广播电台采用为小说连播，还被香港邵氏公司购得电影制作权。它所受到的欢迎表明了她的成功，这无疑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动了梨华的不断攀登的信心。
她对自己的精神长子，就像一个母亲对自己初生的宁馨儿一样，既爱得热烈，也不免为孩子的或是眼睛不够大，或是鼻子不够直，而略感遗憾。
另一位美籍华人著名女作家聂华苓，有一次在台北的一家冰店里，遇见从美国回家小住的于梨华，讲到自己对《梦回青河》的意见说：“开场太乱，人物一下子全涌了上来，美云遇害的两个场面太戏剧化。但我喜欢书里的两个角色：'定匠'和'阿姆'。我尤其喜欢'阿姆'被'阿爸'抽打之后的那段描写，把一个旧式女人苍凉的心情和忍受命运的力量写得恰到好处，我看的时候非常感动。”
聂华苓谈到的这段情节是这样的：
“阿姆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模糊地看见她无声的挣扎及抗拒，她一面躲避着如雨的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