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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色彩。这以后谌容的很多中篇或长篇小说都要在叙事方法上花样翻新，往往贯之以两条甚至三条平行的线索，以便在有限的篇幅内加大容量，增强密度，衬托对比，深化内涵。《散淡的人》和《人到老年》是把描述现实的章节和追述历史的章节交叉着写，《散淡的人》尤其有规律，单数章节写现实（田家宴会），双数章节按时间顺序写杨子丰历史中几个重要片断。《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由阿漳、阿维夫妇的通信组成，阿漳讲杨月月的故事，阿维写他读萨特的心得（很多论者都试图弄明白这种设置的内在统一性又都感到难圆其说）；而《懒得离婚》里贯穿着三条线：一条是青年记者方芳对刘述怀家庭婚姻状况的采访，再一条是方芳与同宿舍神秘兮兮的李索玲的对话，第三条则是没名没姓的夫妻间的怄气，拌嘴及离婚的艰难。孤立地看，每一篇的写法都有些“意思”；整体上看，便因手法的重复而冲淡了新鲜感，倒是《人到中年》先入为主地让人牢记着作者运用新手法的老到娴熟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管从哪方面看都能当之无愧地成为谌容的代表作。难怪巴金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写一部像《人到中年》那样的小说！”
也许陆文婷是个技术型的知识分子，或许因为她是个女性抽象思辨能力较弱，要么就是作者的疏漏，她的理念世界（即卢卡契所说“人物的智慧风貌”）逊于她的感情世界，以致影响了陆文婷形象的丰满厚实。而在《真真假假》里，我们看到了各具情态的学者型知识分子群像。这部小说不过写了某省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室的“大研究员”们奉命举行了三天的政治学习会的里里外外，却十分敏锐辛辣地描绘了极左路线的回光近照对一群惊弓之鸟的骚扰，既使人忍俊不禁，又使人慨叹不已；但历史留给新生活的阴影，毕竟遮不住新时代的曙光。开会，曾是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极富特色的场景，而停工停产连续几日开会务虚，更是文化界知识分子的家常便饭。但在谌容之前，很少有哪位作家把开会写得如此引人入胜。走过极左政治冲击一切的年代、身经百会、出口成章又素请各种政策条文套话术语的知识分子们虽总结出一整套“人生在世，开会发言，真假并举，以真为主，以假为辅”的经验，但当省委赵部长点名批评他们的同仁那篇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寓评于介的文章是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脚下的立场态度问题，院党办吉主任敦促“学习讨论”赵部长讲话时，他们又一次面临在讲真话与讲假话之间抉择的痛苦。这种痛苦，看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历史悠久的课题。一边是“左”的压力，一边是科学的真理，不讲话不行，讲真话不敢，说违心的话不情愿，于是除了决心“唤回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霞光”的支部书记杨昌明，和当年为右派鸣不平而“自投罗网”的右派室主任吴天湘光明磊落、仗义执言外，大多数与会者都采取了“前王朔”式的态度，或“批评青年奇装异服、痛斥电影胡编乱造”；或大谈访日见闻以证明资本主义的腐朽；或批判重庆灯会的崇洋媚外，避实就虚，避近就远地抵制、应付三天的会议，来保护自己，保护同志，保护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谌容用了“字斟句酌的表态”，“离题万里的表白”，“不着边际的联系实际”，“故作小心的检讨”，“貌似真诚的坦率”，“眉飞色舞的谎言”和“热烈的废话”这些相反相成的词构成的词组，高度概括、维妙维肖地表达了知识分子式的狡黠，准确地刻画出中国知识分子“外圆内方”的传统特征。“方”固然是可敬的，这使吉子宽未能真正达到预期目的；但谌容也通过吴天湘的言行对世俗所认可的“适度的变通”、“无伤大雅的圆滑”的消极面进行了批判，这对知识分子乃至全体国民的文化性格的改造，至今仍有着强烈的警省作用。
如今这部“问题小说”中的主要“问题”对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中的读者可能已失去了政治的震撼力，但它的可读性并没有减弱，我看到一些1982年时还是幼儿园小儿的青年仍能把它当作一出喜剧玩味欣赏。书中的人物没有完整的性格和命运，但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强烈鲜明，潜台词丰富，令人过目难忘。因被打成“特嫌”而变得唯唯诺诺的张维，每次会上都要第一个结结巴巴艰苦地发言，两膝紧并，身子前倾，瘦骨嶙磷，粤味普通话，即使他说出要“自己整自己的风”，“自己搞自己的运动”这样的话来，全室同仁念他的“老实巴脚”，又提到“党员标准”等等“严肃”的事情，也暗自感激他的长篇发言“救了”大家的“驾”，所以全部都有教养地“正襟危坐”，“有礼貌地聆听”。而张维再紧张也不失学者的严谨，十分注意“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华主席”云云提法的区分。而会议冷场时吴天湘埋下眼吞云吐雾，叶菲研究秦童童毛衣的编结技法，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朱盛以少有的殷勤给大家提壶续水，都受各自性格的支配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回避和掩饰的心理。当事人许明辉被迫说出自己的文章“有错误”时的脸上一红，“不觉朝”刚正不阿的吴天湘投去的“一瞥”没能逃过谌容的眼睛；而结在脑后的长发一甩一甩的秦童童，嬉笑怒骂，童言无忌，被作者赋予“高干”出身、“知青”资历的背景和依据。我由衷钦佩作者对生活观察、感受和表达的非凡能力，特别是她驾驭语言的功力。书中人物的语言（和行为）是充分个性化的，而作者自己的叙述语言，也都在词汇、句型、语气、风格上同她所描绘对象的情味完全吻合。
谌容发表于1985年第三期《收获》上的《散淡的人》中的杨子丰，同吴天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的刚正不阿，他的光明磊落，他的襟怀坦荡，以及被社会溢之为“恃才做物”、“孤芳自赏”的那些知识分子的特征，比吴天湘表现得更充分、强烈、鲜明；而且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被打成右派妻离子散的遭遇，或者更因为他是除了真理别无他求的散淡的人，他比吴天湘少了些深思熟虑而锋芒毕露、落拓不羁。
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起，开始了文坛上多元化的“战国时代”。在这一年里，人们几乎是要言必称《小鲍庄》、《你别无选择》和《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了“寻根”宣言的青年作家们在老井里、棋盘上和刑天氏的后裔当中挖掘着我们民族传统的优根或劣根。创作面貌千姿百态，若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不同于此前引起社会轰动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不再所谓“粘滞”于现实，政治色彩也大大减弱。但谌容笔下的那群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她一样是政治化了的，他们的一生都在政治的风浪中颠簸沉浮。然而谁能说中国的政治不体现传统文化的特色，作品中的文化意蕴只是“寻根派”小说的专利呢！谌容十分巧妙地安排了一场年近古稀的老友们的聚会，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论古道今，这既描绘了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典型情景，又用简炼的笔墨汇集了高密度的审美信息量，还利用读者信奉的“酒后吐真言”的规律真实地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群人三句话不离政治：谈到宴会男主人的戒酒，便劝女主人“放宽政策”；说太太制止不了杨子丰的滔滔不绝是“专不了他的政”；谈论殡葬改革时“酒仙”杨子丰担心自己脱光衣服泡在酒缸里有“精神污染”之嫌；联想到每个人在“文革”中充当牛鬼蛇神的遭遇便把此次聚会定为“群魔会”；杨子丰说自己和杨白劳“寻根”可寻到杨贵妃一家那里，并表白已在“文革”中“交代”了杨国忠这个“社会关系”；饭桌上谈论最多的，是杨子丰在小说第一节便吟出的“一愁”：“人过花甲未入党，事非经过不知难”——党员发展工作中的弊端。小说对主人公杨子丰着力表现的，不是他如何成为莎士比亚专家、诗人、作家、翻译家、历史学家及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和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而是他从“东洋小孩”到“西方少年”到“救亡青年”到“'牛津'贵族”到“似党非党”的政治生活。而影响杨子丰入党的，恰恰是常常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爱提反对意见，爱放炮”、“骄傲自满”、“不靠拢组织”一类的帽子，说到底，是杨子丰身上最具魅力的“那股说不出、学不到的傲气”。
杨子丰骨子里的那股“傲气”，让谌容表达得细微传神，光彩夺目。细细品味，那“傲气”正是他的不从众，不随俗，有个性，有创见的学者气质。这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备受排斥压抑、不够健壮发达的“优根”。你看杨子丰这个“话霸”，在整个宴会上喧宾夺主，滔滔不绝，咄咄逼人，显得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感情激越，精力过人。他和所有的人对话时，没有一句“顺茬”，总是一个又臭又硬的“不”：他一出场就不“随和”，对别人赞赏的田惠中的室内装修、家具款式看也没看一眼，只是在田某大谈“知识更新！设备更新！家具更新！”时板着脸回敬了一句“就是老婆不能更新！”田惠中告诉他席上备有“鲁迅先生赞不绝口”的“加饭”名酒，他晃着手中的特曲说“鲁老夫子说好，未必我就要说好”；妻子说他“死活也要入党”他马上咬文嚼字地“抬扛”：“我不是死活要入。我是活着要入党，死后我不入——死后追认，那有什么意思。”这种不重物质、爱喝特曲、活得执著认真的“傲气”有什么可指责的呢？特别是他对“第五梯队”的赵逊关于“莎士比亚可研究可不研究”（因为大家公认“正确”和“荒唐”的东西都不必研究）的高论，还有他那“科学来源于幻想，真理产生于胡说”的妙语不正是学术研究中一种反对人云亦云、打破平庸、锐意创新的思维方式么！他的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坚持真理的自信和自尊，不但被鲁迅所痛斥的“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的传统行为规范所不容，更在极左空气笼罩下的政治生活中招致灾难。小说中第十二节《否定之否定》实在是精彩别致，全节由1969年专案组炮制的《杨子丰反革命言论汇编》构成，这简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它摘录了杨子丰自1951年到1969年发表的对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大炼钢铁”、“突出政治”，以及对胡适、梁漱溟、费孝通、彭德怀、吴晗和刘少奇及其《修养》等一系列问题和人物的看法，光明磊落，直言不讳，见解独到，既刻画了杨子丰式的“傲气”和他的“智慧风貌”，又以那类对杨子丰的“老虎屁股”“摸定了，而且要经常摸，反复摸”，“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来摸”的“按语”所体现的“文革”时代独具的荒唐令人捧腹。
杨子丰的“傲气”体现在他的入党问题上，就更令人慨叹。早在四十年代的雾重庆，他就想向地下工作者“老黄”申请入党，但“老黄”未亮明过身分，他担心老黄不是党员，自己的申请会使他难堪；加之“老黄”每次都来去匆匆交代很多工作，他怕个人入党的私事耽误党的工作大事便一直“憋”着不提。按照某种偏见和模式，这就会被误解为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甚至是同党“若即若离”。阴错阳差，只知道利用杨子丰的“非党'身分完成党的工作的”大老粗“偏偏碰上有周密严谨的思维方式和”克己“品德的”大老细“，使三十年代就被父亲斥为”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的杨子丰八十年代还没入党，但还要入党。在他看来，入党决不是贪图”先锋队“的美名或”执政党“的权力，而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实现共产党的纲领，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理想、信仰、价值、追求和操守。可叹即使同他谈话的党员都不理解、不相信他要求入党而不带某种个人目的。他接受陈中雅的”揉面“说，但认为自己这团”面“应由”高明的面包师来操“；他容不得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因此为某些人驯服地低眉顺眼、虚伪地唯唯诺诺地入了党，从而造成党风不纯、也影响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健全发展而耿耿于怀。难怪在他的”滔滔不绝“中总有一股压抑不住的愤懑。这就是他要用酒”解“的”愁“。但他决心同组织发展中”左“的倾向”较劲儿“，明白宣布：”入党是神圣的事情，让我把什么莫须有的罪名都兜下来，淋着一身水污入党，我不干。这不是给党增光，这是给党抹黑。“”我要堂堂正正地跨入党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