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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张洁在文学成年时代所显示出的自我超脱力是惊人的，表现为与社会和政治意识的亲合，与以往的女性情绪的疏离（比如《方舟》中所谓的“女性雄化”），以及对于正统、严肃的世界态度的烙守。她把自己以往建立在古典唯美之上的那份独有的璀璨，淹没在保持着正统严肃面貌的社会现实批判中，淹没在对政治的领会中。她的转型，是一种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代价的付出。
从《他有什么病》开始，张洁好像突然变态了。在这一次大幅度的转型中，她反叛了自己在文学成年时代那种成熟的严谨，那种寓于常态情绪的人生感慨和幽怨，那种不失正统面目又饶有分寸的社会把握和文学观照。仿佛是终于沉入到生活的渊底，把这个世界看了个底儿掉，张洁不仅仅是怀疑，而是对世界彻底失望。如果说，这样的失望带给人类的是精神的衰老和畸变，带给张洁的则是一种犹如人生更年期的焦躁和怪癖。变形的中性眼光的文学观照，现代荒诞形式的社会人生把握，作品内质的超现实化和文学情绪的非常态化，作品秩序的不均衡、紊乱与抽象化，以及创作心态的审丑趋向，使她这一时期作品表现出一种来自反面的指控、反抗、否定的性质。张洁变得老辣、尖酸、刻薄，显得玩世不恭，又好讽世讥俗。她似乎在着力于一种恨与厌恶的宣传，在充满无人情的恨怨和以毒攻毒的嘲谑中，戳穿的是世道人心的阴暗，使我们领略到的是一种犹如恶作剧式的游戏谜底。
是由于社会本体日复一日地堕落？对心中上帝信仰的毁灭或抛弃？由于对这个上帝恋情的历史惯性？虽然依然难以说清，但是你不能不承认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太多的人生悲剧体验使人们普遍被一种“畏”苦苦折磨着——存在主义哲学家基尔凯郭尔把人们无名的世界虚无和恐惧感概括为“畏”，认为它包含着厌烦、忧虑、失望三个层次。——谁能对“畏”的世界感所激起的那些怨声载道，那些亵渎，那些调侃，那些扬着突发机智的黑色蓝色灰色黄色的“民间幽默”无动于衷？张洁尤其不能。她肯定像许多人一样被“畏”的世界感所笼罩。不然，她为何携着同样的亵渎、调侃和杂色的民间幽默，彻底跳出了美的圈定，落在了“对抗美学”的边缘，偏偏为自己挑选了一付丑的滤镜？倘若你能够欣赏此时的张洁，我敢说，这样的接受就是一种共鸣，一种世界感的认同。
是存在的荒诞不经逼出了现代主义的离奇古怪的恶作剧和文学游戏，也迈出了张洁独有的文学机智。这样的机智使张洁再一次获得她在文学的成年时代被一度淹没的辉煌。《他有什么病》以亵渎的口吻、放任又欠节度的情绪宣泄，暴露现实人生中习以为常的行为和心理畸变。种种早已被人们司空见惯的可恶、可鄙、可悲、可笑、可怒的症象，经过一种非常态情绪的渲染，在夸张和变形之后强化了各自的性质。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处女膜在羞涩感的彻底摒弃下被丁小丽幻化出来，它大得可以“节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卖给那些丈夫不中用的女人”，“薄得让风一吹，就呱嗒、呱嗒地响”，“保证一吹就破”，使女人能受到道德委员会的嘉奖。恶狠狠的近乎胡话般的诅咒，指控了世俗冥顽不化的处女嗜好，从反面否定了一种社会丑心理。胡立川的日记以直言不讳的内心剖露显示出爱国知识分子现存的荒诞感。外科主任陈莲生梦见自己变成一块华美的奶油大蛋糕，被四周的人用又粗又长的舌头耐心地、慢悠悠地一丝一丝、一条一条地舔没了，他坐在公共汽车上的淌着口水昏昏欲睡的呆状和丑态，把当今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纳入丑的感性形态的描画中。陈么妹面对众人对罗曼先生《肛门与蔷蔽》的讲演崇拜，向那位领导世界文学新潮流的泰斗不恭的发问（如“阳痿”之类的恶语），显然从反面强化了其中“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批判意味，使之成为以恶抗恶的挑战或游戏般的挑衅。
《鱼饵》中语言的泼辣、尖刻和粗俗更令人瞠目结舌。“三八”一类的淋漓咒骂，“嗅了嗅几个臭隔肢窝”，“寻了一番花、问了一番柳”一类的恶语亵渎，将对现实人生的否定与批判情绪置于审丑的形态之下。AB的鱼钩和BA的观钓完全是一个超现实的故事，一场恶作剧式的人生游戏。他们因为那些“如指盖大小、多边的、过渡颜色复杂得令人难以确认的，你可以说它是鱼又可以说它不是鱼，或随便说它是你所希望的什么”的鱼非鱼所展开的争斗，他们在一场恶战后双双落水被鱼非鱼所食的结局，实则一幕抽象化的人间悲剧。张洁以对丑事物的抽象，打破了现实世界具象的秩序，摆脱了具象存在的偶然性，甚至控空了一切现实自我的内容，在一种必然律与合规律性的追求中，显示出对现存世界的永恒观照。只有洞悉人间的丑恶并为此而引起巨大的内心躁动的人，才有可能产生如此的具有超验倾向的抽象冲动，并以抽象所构成的联想整体寄托自己带有批判和否定性质的观世应物的世界感。从艺术史的角度看，人类抽象冲动的驱力来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不安定感和渺小感，原始民族面对现存世界的变幻莫测，不得不在一种永恒的寻求中获得心灵的栖息之所，正如沃林格所说：“抽象冲动则是人由外在世界引起的巨大内心不安的产物”，“他们在艺术中所觅求的获取幸福的可能，并不在于将自身沉潜到外物中也不在于从外物中玩味自身，而在于将外在世界的单个事物中从其变化无常的虚假的偶然性中抽象出来，并用近乎抽象的形式使之永恒，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便在现象的流逝中寻得安息之所。”表现为现代艺术意志的抽象风格，自然也是现代人侧身世界与丑恶人生所产生的不安定感和渺小感的结果。面对必然律和规律性的永恒中被张洁抽象出来的鱼非鱼，你能说自己在人际世界永远说不清道不明、要多没意思有多没意思、要多复杂有多复杂，却又使任谁也摆脱不了逃避不了，并且能将人置于绝境的无端缠绕中，比AB或BA的命运更好一些么？你能拍着胸脯吹牛说自己不会在那个被鱼非鱼主宰的奇怪透顶的世界里充当可悲的鱼饵么？你能么？！
《横过马路》则有别于《鱼饵》的形而上魅力，带着形而下的粗俗，表现为一幕幕乱哄哄的社会丑形的蒙太奇组接，仿佛一出玩世不恭的恶作剧，使人联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在对浸淫于人的罪恶和人的内在生活的黑暗面的剖露中，不难发现两者的契合，而文学更年期所特具的亵渎情绪又使张洁比陀翁走得更远，似乎有意通过荒唐的文学游戏在整个人生的自我嘲讽中叫人难堪。
张洁当属于“极致型”的作家，当她走到审美的极致或审丑的极致时，便有一种非她莫属的魅力。她注定不能“中庸”，只有置身于感性形态的极致状态下，才能真正释放出自己的艺术天性。不管《他有什么病》如何荒诞，不管《鱼饵》如何抽象，不管《横过马路》如何咒骂，你均不会感到她是在现实之上强加给人一种秩序，你可以认为此时的张洁不如文学的少女时代那般“高雅”那般可爱，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她对现实秩序本质的绝对忠实。既然波德莱尔可以有《恶之花》，金斯博格可以使劲“嚎叫”，高更可以以“野蛮人”为荣，凡高可以恣意“疯狂”，张洁自然也可以背逆以往的高雅，痛痛快快地粗鄙一下。因为：现存世界原本并不那么高雅和可爱，艺术也没有必要一味“逃避现实”，唯美或古典到底，偏要在很不完美的世界上窥见一点完美。
在对美的反范畴——丑的展示和表现中，蕴纳着深刻的批判力。张洁以她的创作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五
在长篇小说《只有一个太阳》里，张洁继续做着她在文学更年期那种恶作剧式的文学游戏。这部作品再一次显示出这位女作家对自己审丑感知力的强化，不过，这种强化并不表现为艺术手段的荒诞化或抽象化的超验寻求，而是一种全人类眼光的投入。这里，张洁那种处于文学更年期的世界感不仅越出了民族而指向整个人类，并且被纳入严格的现实主义轨道。
张洁好像是想故意同世界开玩笑，为她的长篇标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副题——“关于一个浪漫的梦想”，却展示了与浪漫和梦想根本无缘的世界丑相大观。人类生存意志本质中的“原罪”，真正粉碎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梦想，在世界上仅有一个太阳的光照之下，中国人和老外并没有因为人种或文化环境的巨大差异而显示出人性阴暗层面的轨劣。张洁是从整个人类的意义上把世界的异化和荒诞感凝聚在世俗丑人生的感性描画中，揭开了人类天性的渺小、庸俗和衣冠禽兽的本相。所有出场的人物（除了极个别的如那个毫不悲壮地淹死在国外的正统知识分子司马南江，以及充当客串角色的莫莉小姐外），几乎都近于丑角。那个靠着《中国当代女名人辞典》指点迷津，以“一个男儿的自由之身”的出卖为代价在中国行骗的老外，与那个耍尽性伎俩勾引洋高干子弟菲尔的北京姐，概括的是同一种性异化的心理类型，而且这样的异化并没有因为洋人而变得高级，因为是中国人而显得格外卑下；在美国旅游胜地的所谓文化交流中心，展览的实际上是被金钱扭曲的人类丑灵魂，狡黠贪婪的理查以文化欺骗与智慧的榨取所显示出的人性恶，与在异域谋生的中国人——那个“拿着几根银针卖针灸”的从首都大医院来进修的医生，教刺绣的女士，以及算不得是什么画家却携着夫人前来教授中国画和中国烹调的未来博士——尊严的贬值和良知的丧失，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那个由颇有些地位和身分的人组成的出国代表团在外邦的种种洋相——如逛“跳蚤市场”，看性电影，饱览裸体浴场，以及对于包括避孕药片在内的所有洋物件的贪欲与搜罗——实际上已经不是对具体的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讽刺，而是对一般性的普遍国民心态的讽喻，如此的卑陋自然亦没有因人人身分地位的差异而现出贵贱高低。也许，在张洁的眼中人类就像波德莱尔那首诗——“犹如没有桅杆的破船，在丑恶无涯的海上飘荡颠簸！”她便以对这丑的消化力领悟了人类生存意志本质中的“原罪”，把握了整个世界和人生的否定面，在人本性不可救药的堕落与无可美化的丑行恶德的揭示中，寄寓自己对被“畏”所笼罩的时代的悲剧性感受。她反叛了古典浪漫的自我蒙骗，背逆了正儿八经的自我拘禁，彻底释放出自己，使我们看到的是没有经过理想化和神圣化修饰的真实灵魂大特写，和没有一点点自欺的人生现实。
这就是走进文学更年期的张洁，一个表现出深刻审丑力和出色文学机智的张洁，一个恶狠狠的、无所顾忌又淋漓尽致的张洁。在她的焦躁中含着一种看破红尘的冷静，那冷静又因着失望的主宰而显得无可奈何。因此，不管此时的张洁如何咬牙切齿、慷慨激昂，如何恶语中伤、玩世不恭，也掩饰不住她内在的悲哀。她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既是悲剧性的喜剧，又是喜剧性的悲剧，或者干脆是既悲又喜的恶作剧。而这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品质。
这之后，张洁的短篇小说《最后的高度》却以一种令人意外的平和心境一扫弥漫于其文学更年期的焦躁和怪癖，作品所表现出的对于“衰老和死亡的悟彻，对于人性人情的冷漠和人生孤独处境的宽容与麻木，使人感到一种人经过大恶大痛大苦大悲之后的超度。张洁的心态似乎也伴随着那平和那悟彻那麻木衰老了。它是否预示着张洁世界感变化的再一次风格转型的境界？
对于张洁，最后的高度在哪儿呢？
张洁：对母亲的共生固恋
——一种文学之恶的探源
时光经历了许多波折，终于滑进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令人尴尬的是，它展示在我们面前的那种商品经济大潮对社会生活和各个阶层巨大冲击的奔驰般速度。在这种奔驰面前，文学仿佛是落伍的马车，在一条越来越冷寂的人间小路上慢慢行走。昔日文学轰动的种种辉煌已为近乎名落孙山的沮丧所取代。清贫和寂寞之下，谁还愿意继续驾着太古老的文学马车在世纪末的路上让自家独守空名永远也富不起来呢？
于是，便有了一些告离文学后下海的灿烂，也有了显得几许悲壮的文学贞操的执守。
或许这个时代对于我们最大的宽容和放纵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选择的充分自由，你可以下海体会灿烂，也可以站在海边流连往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