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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景和舞台上的表演等问题展开讨论，写了《演剧问题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汉日报》）。这些讨论和论争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艺作品问题上，限制在文艺本身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学术之争，并且是双向的，有来有往。而苏雪林对鲁迅的论争与上述情况则迥然不同，从表面上看似笔墨形式，但内容的实质却完全脱离学术，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对立状态，而且是单向的，有来无往。因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苏雪林对鲁迅的敌对态度，却是在鲁迅病逝后的一个月内开始的。苏雪林反对鲁迅的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她对鲁迅的看法从赞颂到反对也是众人皆知、举世瞩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苏雪林与鲁迅并无积怨，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1929年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以后在《周作人先生介绍》中对鲁迅及其《阿Q正传》的评价是：“对中华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文周报》11卷14期），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评价说：“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该文中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三：“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其技巧之超卓，真可谓'传神阿堵神妙欲到秋毫岭了”'。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苏雪林写作的《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收入《文坛话旧》）一文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鲁迅的钦佩之情：
《阿Q正传》可真把我们闹疯狂了，大家抱着读这一篇，读 后又互相批评。当时我们欢喜的只是文章里的幽默与风趣，…… 我读了周作人的评价，对《阿Q正传》始获得深一层的看法，更 觉得这篇小说的价值之高。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苏雪林对鲁迅突然由钦敬走向反对，乃至敌对的态度呢？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什么时候对他观感幡然转变呢？那就是女师大风潮以后。”由于苏雪林与鲁迅对女师大校长杨荫瑜女士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所作所为看法截然相悖，继而牵涉到对支持杨荫瑜的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态度也产生分歧。随着时局的变化，苏雪林与鲁迅在政治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其言辞也愈来愈激烈，真可谓“喜笑怒骂，兵戈相见”。苏雪林于1936年11月12日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第二天她写了《理水和出关》，对鲁迅进行冷嘲热讽。又过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发表于1937年《奔涛》创刊号）。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发表于成都《军中文艺》（署名“野隼”）、《武汉日报·鹦鹉洲》、《文艺》民族专号、《奔涛》等刊物上，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看都十分激烈，较之前两篇有逐步升级之势。
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鲁迅传论》上、下等，于1967年将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爱眉出版社）。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我论鲁迅》加上附录共收集十八篇文章，她在《自序》中谈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
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出版这本集子？
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 了我半生的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是没 有人能知道清楚。……因为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 “感想”、“评价”。
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 鲁的人，也应该写一点，所以一口气竟写了一篇两万七千字的 《鲁迅传论》和《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
其三、我见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 喊在台湾重印鲁迅著作了。……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 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
语言清楚、明白、毫无遮掩，苏雪林与广大读者也算是坦诚相见，从中不难看出她的“勇气”和“胆量”。
事隔多年，年近百岁的老寿星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会不会有变化？历史就是历史，让那一切不变地保存下去，作为一块文化化石。鲁迅在台湾逐渐拥有更多的读者，这是事实。但愿这一切恩恩怨怨在日月江河中飘然散去，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为了炎黄子孙世代的幸福
凌叔华
阎纯德
……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 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 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 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 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 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中国新 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鲁迅在三十年代为“五四”时期女作家凌叔华写下的这几句评语，言简意赅，既指出了她的作品的内容，又指出了其作品的风格特点，还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她是读者熟悉的女作家，也是画坛高手。在时代前进的轨道中，历史的激流把她推了出来，多年旅居海外；虽然她像一只孤独的风筝，但她没有断线，心里那根爱国主义的情丝，仍然执著地缠绕着祖国的锦绣山河，迷恋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自1979年秋后，我开始同凌叔华通信，询问她的生活、创作、翻阅她的作品，使我对她有了一些了解。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笔名叔华、瑞唐、瑞棠、SUHOA、素心，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00年3月25日生于文化古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是其父第四位夫人所生，姐妹四人，排行第三，在家里排行第十。古城的灿烂文化和环境启迪了她的天资才华，影响了她的爱好和生活。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字润台，出身翰苑，光绪十九年中举人，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历任清朝户部主事兼军机章京、天津知府兼天津工艺局及习艺所督办、保定知府、天津道长芦盐运使、顺天府尹代理、直隶布政使。1911年后曾任北洋政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员参政。他精于词章、酷爱绘画，曾与齐白石、姚茫父、王云、萧厘泉、周启祥、金城、王梦伯、陈半丁、陈寅恪等著名画家过从甚密，组织“北京画会”，家里常有文人墨客出出进进。这种家庭、生活环境，使她从小便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并首先爱上了绘画。在六岁的时候，她在花园中，用木炭在白墙上画了很多山水风景、花卉和人物。她父亲的一位朋友看到这些画后对她说：“你的画很有风格。你有天才，你会成为大画家的。我要跟你父亲讲，让他给你找一位老师……”这样，她就拜了著名的女艺术家、慈禧太后宠爱的画师缪素筠为师，还受到当时被称为文化艺术界一代怪杰辜鸿铭的教育，使她打下了古典诗词和英文的基础。在七八岁时，还曾拜著名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为师，后又从女画家郝漱玉习画，这使她的绘画技术有了坚实的基础。
当她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写作才华像第一枝出水的芙蓉，文采超众，引人注目，其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成立“天津爱国同志会”，出版由许广平、蒋云主编的《醒世》周刊，她也受到影响。
1922年二十二岁那年，她考入燕京大学预科，曾与即将毕业的谢冰心同学一年，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并听过周作人的“新文学”课。美丽的燕大校园，一年四季洋溢着诗情画意，创作的冲动时时撞击着她的灵感，于是她常挥笔作画，让大自然的青春和生命活力永留丹青妙笔之下。大学时期的凌叔华，其画艺已们熟到能够妙手回春，“偶一点染，每有物外之趣”的程度。后来，她的这些画大半都曾经朱光潜看过，他评论说：“取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泳的自然……在这里面我所认识的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看她的画，“我们在静穆中领略生气的活跃，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来清净的自我。”
虽然她爱画，但“文学”却像一只磁性极强的巨手，牢牢地抓着她，“写作”是她倾心神往的目标。当胡适、郭沫若、冰心等人以其各自风格独特的新诗风靡文坛时，她的创作欲望就像一盆刚刚燃起的火，愈燃愈旺。于是，1924年，在大学里，在作画的同时，她开始以白话执笔为文，1月13日在《晨报》副刊上，以瑞唐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接着又发表《资本家之圣诞》及杂感《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
1924年5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作为北京大学教授兼英文系主任的陈源（西滢）担任接待，凌叔华也在欢迎的代表之列。5月6日下午，北京英文教员联合会假燕京大学女子学院举行茶话会欢迎泰戈尔，这时，凌、陈第一次相见。之后，书来信往，讨论文学艺术问题。1925年1月10日，凌叔华奠定她在文坛上的地位的成名之作《酒后》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3月21日，短篇小说《绣枕》又在同一刊物（第一卷第十五期）发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至此她创作的兴趣更浓，除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小说外，也在《新月》月刊、《晨报》副镌、《燕大周刊》、《文学杂志》、《大公文艺》、《武汉文艺》、《文学季刊》、《开明》、《国闻周刊》及《中国文艺》上发表作品。终于在陈源（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迈出了文学生涯的第一步，是《现代评论》社唯一的女作家和日后新月派的主要小说家。她“以一只善于调理丹青的手，调理她需要的文字的分量，将平凡的，甚至有点俗劣的材料，提炼成无瑕的美玉。”1926年6月她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源结婚；翌年初秋，夫妇同往日本作短期旅行，后凌叔华留京都一年，研读菊池宽、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夏目漱石的作品及日本艺术。
凌、陈二人对于文艺有着一样的爱好，写作绘画、评文论艺是其一生中共同的精神寄托。据一位记者在《凌叔华谈陈源》一文中说，他们婚后不在同一书房写作。凌叔华创作总是对陈源“保密”，生怕这位批评家在她的作品尚未发表时，用冰冷的水将她的文思和创作激情之火浇灭；陈源写好文章后，也不给她看，只有一俟发表，才彼此相示。
1928年春，新月书店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花之寺》（“现代文艺丛书”第四种），由陈源编定，他在《编者小言》中说：“在《酒后》之前，作者也曾写过好几篇小说。我觉得它们的文字技术还没有怎样精炼，作者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没有收集进来。”
1929年，陈源离京赴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及外国文学系主任，凌叔华也随丈夫到武大任教，最初住在武昌西北的昙华林，后住在武昌美丽的珞珈山上，与另外两名在武大执教的女作家袁昌英和苏雪林过从密切，结为好友，当时被称为“珞珈林山三个文学朋友”，又称“珞珈山三杰”。在武汉，凌叔华在授课之余，还努力创作；为了“搜罗华中文艺天才”，还主编《武汉文艺》。
凌叔华是一位气质娴雅、温柔、慈祥、谦逊、坦率而又热情的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