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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安、宗融到了巴黎，一面做印刷工人，一面勤学法文。世安文字清通，写得一手好字，脾气又温驯，很快被华侨协社看中，请去当了一名办事员。不久又被推荐到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去帮忙，从此一步步踏入外交界，成了一个小官。
世安当了外交官以后，家书渐疏，后来索性不给家里写信了，阖家惊慌。罗淑去了很多信追问，杳无音信。一天，忽然来了一封寄自法国的笔迹陌生的信，大意说，令兄世安忙于事务，无暇写家书，嘱我代笔，云云，署名是马宗融。全家的不安和忿怒是可想而知的，又是这个马宗融！他欺骗我们一家，拐走了世安，如今又来耍什么鬼名堂。世安不来信，一定是他在作梗。谁要他代笔，不理他！罗淑没有理睬宗融，照旧给哥哥去信。回信来了，但署名的还是这个马宗融。忍无可忍，罗淑客气地，然而也是坚决地，请马先生不要再替哥哥代笔。哥哥并非不会写字的文盲，为什么要别人代笔呢？
原来留学生初到法国，挤在一起住小阁楼，吃干面包的时候，谁家里来了信，是要大家共读的。人人都想家，都想从自己的和别人的家书里，获得一点家乡的消息。罗淑那一手秀丽的赵体，优美的文笔，流露在字里行间的那种追求光明，想为国家作一番事业的志气，是怎样地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啊。当她开始用白话给哥哥写信的时候，大家又是怎样的惊讶。同学们都认为，如果她是个男儿，一定能中状元，或者考个洋博士。然而她……可惜呀可惜，却是个女孩儿！……不过，这才好呢，宗融心花怒放了。那年他到老马湾的时候，罗淑还只是个扎着小辫子的十一岁的毛丫头，想不到现在成了一个有才学，有胸怀的新女性了。他借代笔的机会，向姑娘表示了钦慕之情！
罗淑仍旧没有理他。
不得已，宗融只得请罗淑代为禀告老伯，世安的确没有时间写家书，他天天晚上出门去跳舞，热恋着一位意大利少女，快要结婚了。他竭力反对这桩婚事，但已经拿世安无可奈何。
这消息对于老马湾的罗家犹如晴天霹雳。树屏公亲自提笔给世安写信，责备他行为不检，嘱咐他千万千万不可带一个洋媳妇进门。树屏公忘掉了宗融是怎样可厌可恶，竟反过来恳求他以大哥哥的身分，好好开导世安，务必不能让他失于检点。然而父亲的责备，母亲的眼泪和朋友的劝告都不起作用，世安还是在1925年和那位意大利的姑娘结了婚，一点也没有回国的意思。
宗融和罗淑的通信却从此多了起来。他是个性烈如火的人，信也写得热情奔放。不过他在罗淑面前，总是谨言慎语，驯顺异常。他俩通了八年信，罗淑对他的追求，总是矜持地回答：等我毕了业再说。当年简阳的姑娘，不到二十岁就要“放人户”，过了二十，便算“老姑娘”，不容易嫁出去了。然而罗淑在女师一直读到二十五岁才毕业。父亲为了她的终身大事，心焦如焚，劝呀，说呀，她只有一句话：“我要把书读完。”当时罗淑的小姐妹里，已经有几位嫁给了权贵，她的四弟世泽也和父母商量，想把姐姐嫁给成都的一位师长，罗淑抵死不肯。她决心嫁一个志同道合的读书人，这时宗融已从法国回到上海。1929年夏，罗淑终于毕业了，宗融在上海收到她一封称他为“马哥”的信时，欣喜若狂，径直奔了简阳去。老马湾的山水依旧，而宗融已进入中年，罗淑也长成个端庄贤淑的大姑娘了。
罗老太太见了宗融，泪眼里含着笑，似嗔似喜地拿手指头指着他：“拐走了我的儿子，又来拐我的女儿呀！”世安没有一起回来，二老深感痛心。他们额头上添了皱纹，头上添了银丝。树屏公的腰弯得更厉害，一刻也离不开烟灯了。罗家二老悲悲切切，送罗淑上了路；罗淑却十分兴奋、快活。她要飞出这小天地，去寻求新的生活。她不是男子的附属品，她有独立的人格。她不带嫁妆，也不要聘礼，短短的头发，素淡的袍子，拎了个小箱子就跟着宗融走了。亲戚们祝贺她好福气，有的说：“这下好了呀，老马来带你出国了！”罗淑正色道：“男女平等，不是他带我，是我同他一起到法国去读书。”
罗淑怀着一颗激动的心，来到雨果、左拉、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等伟大人物的故乡。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一向对她有吸引力。每当她读到关于1789年的法兰西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史实时，她那年青的心里总是充满了激情。她跟哥哥走遍巴黎，一遍又一遍地拜访那些她在书本上读到过，又一再引起她联翩幻想的地方。她先在里昂中法大学补习法语，之后就进了里昂大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课程，并就地考察了法国的一些小学和幼儿园。
到法国的当年，她和宗融结了婚，次年生女儿小弥。罗淑白天上课，女儿就寄养在一个法国保姆家里。保姆的丈夫是个纯朴的铜匠，独生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打死了。善良的保姆一提到德国侵略者就咬牙切齿，想起儿子就潸然泪下。她非常疼爱寄养在她这里的小弥。每天晚上，快乐的铜匠让小弥骑在他的脖子上，一路唱着歌，把她送还给她的妈妈。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到三天工夫，日本占领了东三省。政府不抵抗，东三省变成了满洲国。接着又是1932年…·二八日本兵进攻闸北。法国人对中国留学生那种轻蔑的眼光真叫罗淑受不了。她的散文《在车厢里》记述了她当时感受到的极度屈辱。她决定回国。可是哥哥世安不同意。他这时在巴黎做外交官，住了一套虽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他那意大利妻子是个黑发褐眼活泼可爱的时髦女郎。世安认为，日本军队入侵东北，国内政局动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起仗来，为什么不舒舒服服的在国外找个工作？罗淑认为，自己到法国是为学习，不是为享洋福。国难当头，正好回国去做一点于国家有益的事情。兄妹俩僵持了年把，最后吵了一场，妹妹对哥哥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兄妹分道扬镳。哥嫂留在国外，妹妹诀别哥嫂，和宗融一起，带着小弥于1933年毅然登上归途。
在回国的轮船上，一个比小弥大得多的德国男孩抢走了她的洋娃娃，小弥哭着回来找妈妈。罗淑大怒，说：“为什么让个德国孩子抢走你的东西？你要是不去夺回来，就不是我的女儿！”说完，“砰”的一声把小弥关在房舱门外。宗融忙说：“孩子这么小，何必太认真！”罗淑气得脸发白，撕扯着自己的头发说：“想不到我的女儿这么没出息！”直到小弥背水一战，夺回洋娃娃，罗淑才转怒为笑。
到了上海，宗融一面在复旦大学教书，一面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罗淑在市郊南翔的立达学园高中部农村教育科教书，兼小学部主任。农村教育科的主任陈范予是一位富于理想的社会改革家，提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学生参加学校的管理，师生都参加劳动。各人按照特长与爱好，分别养鸡、种菜、养蜂、师生轮流做饭烧菜。课程有农业生产、园艺、社会科学、教育等。
南翔是个美丽的地方。树木、田野、小溪之间，疏疏落落几排平房。罗淑在这里和学生一起种菜、浇地、挖沟、做饭、砥砺学问，日子过得新鲜，充满朝气。她买了一只山羊，让小弥也学着放羊、打草。
南翔的宁静生活不久就结束了，罗淑随宗融迁到上海，在拉都路敦和里租了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
宗融是个好客的人，家中常有文化界的朋友，差不多的熟人都编着文学刊物，如巴金、靳以、黎烈文、黄源、李健吾等。朋友们想的谈的做的，都是新文学方面的事情，热烈得很。罗淑听得很动心。巴金在法国的时候，曾译过几篇描写旧俄“新女性的姿态”的作品。他本打算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何为》也译出来，编在一起，印一本小册子。可是前面几篇译稿寄回上海后找不到发表的地方，所以停止了已开始的《何为》的翻译。这次（即1936年在上海），巴金在整理旧书的时候，找出了他1928年在法国买的那本《何为》，虽是个节译本，却并没有支离破碎之处。这本书探讨了妇女问题，“创造了新妇女的典型，表现了当时的年青女性的渴望，指示了她们应该有的观念，应该走的道路。这本小说对于19世纪60…70年代的俄国青年都有过极大的影响。”巴金把这本《何为》拿给罗淑看，她表示愿意翻译，巴金就把这件事托给了她。“过了一个多月的光景，她就把稿子送来了，是这么流畅的译笔。我把译稿仔细读过一遍，在我算是了却一桩心愿、我觉得很高兴。”（以上引号中的话均引自巴金）《何为》于1936年4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署的是罗淑的本名世弥。之后，她又为《译文》月刊和《文学季刊》翻译了普希金的《棺材商人》、保罗·玛尔格里特（著有不少关于1870年普法战争及巴黎公社的小说）的《白甲骑兵》、雷米（曾获得1936年度法国平民文学奖金）的《决心》和罗曼·罗兰的《贝多芬的笔谈》等。
罗淑不满足于翻译，她有了创作的冲动。美丽的沱江，老马湾的盐场、底层人民的悲欢，一一凸现在眼前。于是她对黎烈文说，她小时候的生活和四川的一些特别情况，很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黎烈文便极力劝她尝试，不过，他认为长篇比较难作，劝她从短篇开始。她接受了这个意见，悄悄地埋头写起短篇小说来。终于，她怀着兴奋、期待的心情，把她的处女作《生人妻》交给了巴金。
巴金比罗淑小一岁，谦和的外表下有一颗热烈的心。当他发现新文学的园地里增添了一名辛勤的园丁，而这园丁又是他的姐妹般的友人时，他非常感动，非常欣喜。他以极大的热情鼓励她写作，帮助她修改，并且替她在稿子上写了一个“罗淑”的笔名，交给靳以拿到1936年9月号的《文季月刊》上去发表了。
《生人妻》讲的是四川乡下一个穷卖草人卖妻的故事。用纯朴无华的文字，写出了两颗善良纯洁的灵魂，写出了一对贫苦夫妻相德以沫的恩爱。《生人妻》发表以后，引起文坛广泛的注意，朋友们既惊讶又赞美。李健吾说：“等我发觉友谊圈子中间不声不响跳出一位我所景仰的作家的时候，我的蒙昧好像一种过失，惶愧而又喜悦。”鲁彦把《生人妻》推荐人当年的《短篇佳作选》；胡风、周文、沙汀等文学见解和审美标准各不相同的作家，异口同声赞赏它，这真是很少见的。
此后，朋友们常常怂恿罗淑写作，可是她对写作的态度是那样郑重，自己稍不如意的作品便毁了重写，轻易不愿拿出来发表。继《生人妻》之后，她又在《中流》杂志上发表了《刘嫂》，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橘子》，同样得到了读者的好评（《井工》是抗战爆发后在成都的《文丛》杂志上首先发表的）。
这年6月，巴金与黎烈文商量要公开发表对抗日救亡的态度，经与鲁迅讨论，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要“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宗融和罗淑都签了名。
1936年秋，不安定的教书生涯迫使宗融到广西大学去，罗淑带着两三个未成篇的原稿，也跟着到了桂林。那时已经是民族抗战的前夕，政局动荡，各种势力都在重新组合。
1937年夏，因世弥怀孕，宗融把她送回上海待产，在姚主教路树德坊为她租了一所幽静的房子，就又独自一人回桂林去了。殊不知他刚刚离开上海，就响起了八·一三的炮声。宗融在去广西的途中，心急如焚，连连打急电回上海。罗淑怕他补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