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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简短有力。运河是人工的，生命是人们给的，所以“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扬子江则不同，它把千山万岭“凿穿了，打平了”，生命是奋斗来的，因此，它的生命是“无人能毁的”。运河奴性十足，成毁由人，全不在乎，所以扬子江说：“快乐的奴隶，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总远胜于怨尤的奴隶呵！再会了，运河！我祝你永远心足，永远快乐！”
扬子江告别运河后，十分自豪地唱着歌流向东海。那结尾，很鼓舞人，使人想到中华民族的奋斗历史——
奋斗的辛苦啊！筋断骨折；
奋斗的悲痛啊！心摧肺裂；
奋斗的快乐呵！打倒了阻力，羞退了讥笑，征服了疑惑！
痛苦的安慰，从火山的烈焰中，采取生命的真谛！
泪是酸的，血是红的，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
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奋斗来的生命是美丽的！
一反她文笔之细腻，这《运河与扬子江》却是一座爆发的火山，一腔炽烈的爱国之情。
阿英说：“她的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显然是代表了五四运动初期的青年的思想。对于人生的态度，虽然是向上的，虽然是奋斗的，究竟是不免于朦胧的。只晓得不满意于现实，只晓得为生活而奋斗，战术与战略，以及不幸的生命的起源，以及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背景，是不曾加以精细的考察的。就是这一时期运动的主要意义，是一种反封建的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黎明运动，很多的青年也不曾理解。五四初期的一般青年的心理现象就是如此。她所表现的，就是这个时代青年的潜在的生命的活跃的力的爆发，抗斗的生命的基本力量。”（《现代中国女作家》）在她的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是五四时期比较进步的表现。
陈衡哲的创作中，基本上不以热烈的感情做墨水，而能理智地支配自己，她的作品不是自叙传，没有旧时代多愁善感的女性的形象，而是取材于广泛的人间，客观地描写一切事物。
阿英说：“她的取材也不像一般女性作家的狭小，她是跳出了自己的周圈在从事创作。”（《现代中国女作家》，署名黄英；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贺玉波评论说：“她的作品里充满了为自由快乐而奋斗的精神，能使读者不满于现存的丑恶的世界，而有急进向上之勇气。若以整个技巧来说，那些作品也有相当的成功：就是能够利用自然界的景物，而作成象征的作品，并且能够利用难于解决的问题，而作成问题小说。从这两点看来，我们可以得知作者对于西洋文学是极有心得的。”（《中国现代女作家》；1936年，现代书局出版）对于她的小说，陈敬之也说：“由于她是一个能够把题材范围，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亲情、性爱以及由此而滋生的关于个人情智上的困扰，推而至于人生和社会问题，而在技巧上则又能舍弃第一人称改用第三人称来描写的女作家，故尽管在创作上正和其他一般女作家一样，仍然有赖于她的那一股炽烈的感情，以为其永不涸竭的源泉；但她之所以显然与一般女作家有所不同者，就是她却能进一步的把这一股炽烈的感情，透过严肃的理智，冷静而客观的描写社会和反映人生。所以她不仅能够从各方面找寻写作题材，而不必以身边人物和身边琐事为限；而且还能够以卓越的意境，华丽的词藻，运用她的类似象征派的手法与乎接近理想主义的作风，借以表现她在文艺创作上的独特风格。”（《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1980年，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以上引了三家评论，目的在于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来说明陈衡哲的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
作为“五四”启蒙思潮高峰到来前后的陈衡哲，有别于冰心，她的创作方式作品风格，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人生、妇女、家庭和社会等诸多问题，流露出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小雨点》里，除以上几篇外，《波儿》和《巫峡里的一个女子》也有着“一种对于世间不幸人们的同情”；《洛绮思的问题》一篇充满了诗意，写爱情痛苦与事业，歌颂那种为了伟大的目标而牺牲爱情的高尚情操。瓦德白朗教授爱上了女研究生洛绮思，并订了婚约。她是一心想在哲学上有所成就，虽然极爱自己的老师，但还是要求解除婚约，这位教授为了成全她就同意了。瓦德白朗当然没有苦等“天上的天鹅”飞到人间来，他与一位体育教员结婚了。婚后，他写了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我不愿对我妻子有不满意的话，但我怎能欺骗自己，说 我的梦想是实现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己当尽我作丈夫的责任，但我心中总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给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无穷过去的悲欢，无限天堂地狱的色相、我常趁无人时，将他打开，细味一回，伤心一回，让他把我的心狠狠揉搓一回，又把他关闭了。这是我的第二个世界，谁也不许偷窥的。他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他能碎我的心，但我是情愿的，他有魔力能使我贪恋那个又苦又酸的泉水，胜于一切世俗的甘泉。
我的朋友，请你恕我乱言，我真愿有一个人，来与我同游这个世界。我怎能希望这个人是你呢？但你却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没有你便没有他，所以他是纯洁的，出世的，不染尘埃的。
我不多写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虽结了婚，但不曾因此关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我永远是你的。
瓦德写的这封深怕创伤洛绮思的心灵而扣压的信，是用痛苦写成的，充满了哀怨，心理上的矛盾折磨了小说中两位主人公。他们是高尚的，这种爱情在当时也是新型的。
《一支扣针的故事》也不是一般的爱情小说，是通过“爱情与义务的交战”的描写，表现了人生和社会问题，这是有着很深的时代意义的。
陈衡哲一生写了很多散文，但辑集出版的只有《衡哲散文集》上下两卷。此集共收短文五十二篇，是从一百数十篇文章中选出来的。她在《前言》中说：“近年来常有识与不识的青年们，写信或当面问我，对于某某问题的意见。这些问题有时是属于社会，有时是关于青年的教育或修养的，有时是属于妇女的。”这不过只是她的散文的部分内容。《衡哲散文集》分五编：第一编“通论”，所论甚广，不少篇章里都有一颗跳动的爱国之心，如《清华大学与国耻》等；第二编“妇女问题”，论及的全属妇女解放及社会责任一类问题，如在《国难与知识界的妇女卜一文中说，国难当前，“……我们不但要学着过一点刻苦的生活，并且还应该抱一个不怕死的决心。这个决心是我们人格的火洗礼，受过这个洗礼的人，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做，什么重任不能负，什么精神与身体上的享受不能牺牲？”第三编“教育与青年问题”；第四编“传记”，所写多属世界文化名人的小传，《纪念一位老姑母》和《我幼时求学的经过》是写自己的；第五编“记游”，是她到美国、加拿大、北戴河的既有思想又有文采的游记散文。
陈衡哲的散文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司马长风说她的散文“善于写景物，也善于谈人论事，议论风发，其活泼幽默可与较后的两大散文家梁实秋、钱钟书互相竞耀。”
当中国新文学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陈衡哲作为女作家之林的第一个战士，先于冰心和庐隐，踏过时代的风暴，用那支才华横生之笔，为新文学呐喊助威，写了不少新诗、小说和散文。她的创作不多，但那珍贵的《小雨点》，却似及时雨一般，预示了新文学丰收季节的到来。
中国新文学已经跋涉了七十多年。如果我们要建立一座光辉的里程碑，那么这纪念碑上，一定要写下这个曾被人们遗忘的名字——陈衡哲！
1981年3月8日初稿
1994年11月25日修订
白薇
她的生活，她的意志，就是一篇血泪凝成的杰作。
——题记
1987年8月27日，白薇终于走完了坎坷而悲苦的一生。她默默地走了，给我留下的，是难忘的回忆……
1978年一个温和的冬日。没有雪，没有风，太阳暖洋洋的。我兴致勃勃跋涉到北京和平里居民区。在门上轻叩，又继之以重叩，终于伸出一张胖嘟嘟老妇的脸。她盘问一番，把我让进了屋子。
这是个独间单元，房子里的东西一目了然，陈设简单，陈旧而杂乱。
“谁来了？请等一下，我就起来。”她用胳膊撑着抬起身子，慢腾腾地下了床。我一下子愣住了。她，会是女作家白薇？
白薇曾经是出名的美人。连鲁迅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还说过“有人说你像仙女……”这样的话。
一个在1894年出生的人，活到现在，当然不能指望有多漂亮，但作为女作家，她起码还应高雅端庄，犹有风韵；而眼前的这位老人，头发稀疏蓬乱，脸上褐色老年斑像织了网的蜘蛛，眼睛被上下眼皮挤成一条缝，身上一件蓝布大襟棉袄，棉袄底边上白色缝线的每个针脚都足有半寸多长……尤其当她扶着两根棍子站起来的时候，不由使我想起风雪中乞讨捐门槛的祥林嫂。
莫名的惆怅锁住了我，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又自我介绍了一番。
“我早已经是死了的人了，也不是什么作家。不要找我！”
我又是一愣。为她的不客气，也为她的自我否定。她突然慈祥地笑了一下，又说：“你也姓白？我们还是一家子呢。”
“您不是姓黄吗？白薇不是您的笔名吗？”
“谁说我姓黄！不要提我姓黄，我就是白薇。”她有点温怒。
“那么，白薇同志，请谈谈您的身世和您的创作好吗？”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不是作家，不要找我。几十年前的白薇早死了！”“您怎么不是作家呢？您是'五四'以来著名的女作家，写了很多东西，还是'左联'和'剧联'最早的成员……您从1922年开始创作，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还写了东西……您怎么能不是作家呢？”
“不要提了。白薇已经死去了，活着的只是她的躯壳。”……
这第一次的拜访，是四届文代会前的事了。之后，我又看望过她许多回、有时她正昏睡不醒，有时坐在门口带着眼镜看书。遇到她情绪好的时候，她会对我说：“等我身体好了，就坐车去看望邓大姐。”邓颖超解放前后始终非常关心她。
有时她又说：“我希望国家能派我管理一个植物园，我一定能管得很好。我还留着一双布鞋，等着劳动的时候用。”
又一次她告诉我，正在构思一个剧本。我问她准备反映什么内容，她诙谐地抿着嘴说：“剧名暂时保密。”
为全面了解她，我拜访了她的亲友熟人，更多时是求助于北京的各大图书馆。从那些陈旧发黄的书刊报纸里，找寻着她的足迹。
她没有权，没有势，没有财产，没有丈夫和孩子。她贫困吗？可怜吗？不！哦，那长长的凄风苦雨的九十余年生涯哟！
一
酷暑即将来临，长沙女一师的毕业生正热汗淋淋地准备考试。
黄彰正在教室里看书，忽然见自己的四妹气喘吁吁地往她这儿跑。她放下书，用惊异的目光看着四妹。
“姐姐，不好了！我刚才经过校长办公室，看见父亲坐在里面。她来这里肯定与我俩有关系……”
糟了！不迟不早，父亲偏偏这个时候来。从家乡湖南资兴秀流到长沙，千里迢迢，没有急事，父亲是不会来的。
“姐姐，父亲一定是要把你弄回婆家，也拉我回家嫁人，这可怎么办？”
“回婆家？不！我死也不能再到李家！”
一想到婆婆和丈夫，黄彰的心里又是厌恶又是颤抖。
她的亲事是家里当权的母亲一手包办的。母亲长胳膊长腿、精明能干，家里家外的活全拿得起来。父亲比母亲小8岁，在日本留过学，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他曾在地方上兴办过教育，送大女儿黄彰和她的妹妹在男校读书。他虽然是新派，但对女儿的婚姻却采取了封建卫道士的态度。
黄彰跪在父母面前，苦苦哀求。她听人说，婆婆是远近闻名的恶寡妇，丈夫是婆婆唯一的遗腹子，惯得粗蛮混狠不通情理。
父亲铁着脸说：“父母之命是几千年的祖训，祖宗之法不可违。”她想逃跑，想死，父母派人盯着她寸步不离。那时她才十几岁。
黄家是名门，婆婆指望儿媳妇有阔阔气气的陪嫁。谁知道，她的父亲在陪嫁问题上又来了个新派：决心矫俗，只给了女儿极少的东西。黄彰的箱子里没有几件值钱的衣物，却有不少书。什么《中国近代外交失败史》、《罗曼·罗兰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