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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师范，并有幸认识了南通伶工学校校长、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受到他的关怀与帮助。1921年秋，回到发生巨变的家，哥哥们一个个结了婚。她在《我的母亲》中写道：“自从南通回来之后，我不知不觉的心已经由离家远行而受了一点小小的打击，同时反顾家庭情形，则更茫然无措，简直不知此后如何立足！而我的母亲已由好端端的人，变为不能自由行动的残废者了！我已经感受了生之悲哀了。我从此在家庭中是一只战战兢兢的小绵羊，同时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时的感觉到，我是一个寄居寄食者，这家庭——苦的和乐的——也没有我的分。行动既不能随意随便，言谈也非有三分钟的思考不行！大概彼此的心腹中都蕴藏着一个板起面孔的圣贤，含着敌意似的对抗着呢！从此我不能不装起大人，好像风雨里的夜写，不再作愉快的歌唱。我成了一个呆板的，缄默的，寡言的人了。生的悲哀已彻透了我的心了！”十几岁的少女，在这种境遇下，孤寂、敏感、倔强的个性日益形成。
社会的挤压、家庭的隔阂，把她推出门外。唯一的慰藉是书和海。一头钻进书的世界，古典的、当代的、从外国翻译过来的，都如饥似渴地读，还常常一个人跑到堤岸上，望着无涯汹涌的大海，望着远去的点点白帆，沉思遐想。她多么渴望作一个自由翱翔的漂泊者。
为了早一点毕业，早一点谋生，她于1922年初孤身一人闯上海，插入私立爱国女学二年级学习。在这里认识了张琴秋，并通过她结识了沈雁冰及夫人孔德氵止。
1923年初冬，“有一天我看到《时报》上刊有征文通告，题目是：'我所希望的新妇女'，我写了寄去，用了一个笔名'学昭'。用'学昭'。是因为我很喜欢读《昭明文选》，意思是学昭明。到1924年元旦登了出来，被录取为第二二名。我收到了《时报》主笔戈公振先生的一封信，鼓励我多多写稿子给他们报纸。”（《天涯归客》）这便是陈学昭创作生涯的开始。初次在文坛露面，就引起反响，文章虽短，分量却不轻。她以洗炼、泼辣的语言，强调妇女与男子在社会上担负的是同样的使命，大胆呼吁娜拉的行为“是新妇女的行为！”“是真正的妇女解放！”
从此，她找到了新的寄托。一张纸，一支笔能抒发自己的希望与理想，表达对人和社会的不满与哀愁，她觉得生命有了意义。不久，在女友陈竹影的影响下，她参加了文学社团“浅草社”。
从爱国女学毕业后，陈学昭曾到安徽屯溪隍阜乡下教书半年。1924年6月回到家乡，开始写《倦旅》，一篇篇投给《妇女杂志》，并与该社负责人章锡琛和周建人通信。过了夏天，来到上海，住在章、周二位先生住屋斜对面一间阁楼里，继续写作。秋冬，又搬到从事革命工作的张琴秋、沈泽民夫妇的住处，认识了瞿秋白和杨之华。“瞿秋白先生看了我已发表的几则《倦旅》，他鼓励我，还送了我一部李太白集，在第一页空白页上写了一些鼓励我的话。”（《海天寸心》前言）第二年，《倦旅》结集出版。
1925年初，陈学昭赴绍兴县立女子师范教书。不到半年辞职。后来到杭州，住在西湖岸边一座尼姑庵里专事写作。她把钢笔当画笔，写下优美如画的散文集《烟霞伴旅》。
离开杭州时正值夏天，陈学昭前往太原参加陶行知等人发起的中华教育改进会的第一次年会，会后与孙福熙、孙伏园一同去北京。刚到不久，陈学昭记得那是9月9日，孙伏园领她去看鲁迅。她曾回忆说：“大先生早已知道我熟识周建人先生，所以我一进门，他就说：'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后来我自己单独去过好几次。鲁迅先生他们创办《语丝》，我也投了些稿，有时是散文，有时是诗。鲁迅先生很鼓励我。”（《天涯归客》）与鲁迅先生最初的相识，在她的生活里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在京期间，她一边在北京大学听课，听过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李大钊的演讲，一边在黎明中学、适存中学教语文。
奉军入关，北洋政府加紧残酷统治，陈学昭离京南归，来往于海宁、上海和武汉之间，找不到适当职业，只好卖文为生。这年暮春，她在张琴秋、沈泽民家里开始写长篇连续性散文《如梦》，初秋完成。还在《时事新报》、《浅草旬刊》、《妇女杂志》、《向导》、《新女性》、《语丝》、《京报副刊》、《文学周报》、《申报》、帕由谈》、《朝花旬刊》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诗及散文。最早用笔名“陈学昭”、“学昭”，后来为躲避反动派的鬼眼，改用“野渠”、“式微”、“惠”以及“陈芳尘”等笔名。
“四·一二”惨案给陈学昭一次沉重打击，目睹好人遭残害，她悲愤之至，越发感到自己写的文章尽管咒骂时弊，但缺乏力量。在她眼里上海变成了囚笼，她失望了。还是那么一句话：“我是一个流浪者！孤零漂泊的流浪者！天涯的游子，只有天涯的浪花是一生的伙伴！”（《寸草心》）她要远走高飞了，到外部世界去呼吸自由空气，看看海那山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她担任了曾参与创办的《新女性》杂志的特约撰稿人，约定每月寄回三篇槁，用所得槁费维持国外生活。当拿到《寸草心》和《烟霞伴旅》的版税，有了出国经费后，不低头驯服在生活之下的她，终于在5月的一天，登上开往法国的邮轮，同行者还有郑振铎、徐霞村等人。
旅程中，她动笔写下《法行杂简》、《红海月》等散文，发表在1927年的《文学周报》上。
寸心幽幽
在这广大，空漠，扰杂的道路上，我踯躅着，我徘徊着，到处 都是这不可扑灭的尘灰，到处都是难以选择的歧途，我空寂着的 心，我缥缈的魂，我失却了努力的目标，我憎恨着一切……
我孤蓬一般的漂泊，我浮萍一般的随波逐浪，能做而可以做 的事情，都不容我做！我变成这般的因循苟且，我还需要这生命 做什么？我的心剧跳着，它奔飞出了胸腔，直冲破了灰色的云天， 飘摇在空间；我的热情燃着，火球似的烫着了这冷酷的大地， ……我看破了！这梦幻的人生！这厌倦的生活！（《我的母亲》）
读着这样的文字，笔者仿佛见到二十年代中叶的陈学昭，一个被社会远弃，流浪漂泊的女青年，她憎恶现实，发泄痛苦，恨不得与这黑暗世界同归于尽。这便是陈学昭早期作品中流露的情调。
《倦旅》于1929年又连续出过两版，在第二版自序中作者写道：“几年来虽然还是倦旅，可是，旅途毕竟是可爱呵！踽动的烦杂的人间：种种丑恶与愚劣、奸凶，种种高洁，与奇异的伟大，虽然如地沼的清水与浊泥一样，在所有的各种社会中都是紧贴在一起的。每在那个境地里，在那样情形之下，我时时的感念着《倦旅》了！”这部集子是作者自己生活的写照，旨在表露她对人生对社会的情绪。散文集共分四章三十二节，以女主人公逸樵的生活片断和内心感受为主线，每节又可以独立存在。逸樵多年来颠沛困苦，生活的重压使她多愁善感，惆怅厌世，她以“冷然的微笑走向人间”，“对于一切都起了根本的怀疑，觉得不是空虚，便是辽远！”她甚至诅咒“至于社会，管你什么是适合与不适合，发展与不发展，不过是一个罪恶的高台！”这里不只是压抑的低诉，还有女作家宝贵的独特见解。尽管流浪生活使逸樵疲乏，但她仍楔而不舍地追求，她呼喊：“为什么我不能勇敢地自为，我必须要人家援助我？……一个人的成就努力，究竟不是外界所能援助的；惟有自强不息！”主人公没有被痛苦烦闷的情绪压服，她仍然充满自信的勇气。
1927年出版的《寸草心》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包括游记和抒情散文。在《寸草心》里，作者表露出更加忧虑社会的情绪，她寻问：“这样的问题谁曾加以思索而求实际上的解答？好一片大的荒漠呵，我向谁去说话呢？”她把那个社会看成是“人间的监狱”。
《如梦》完成较早，但1929年才得以出版。它包括二十二节。与《倦旅》在风格上相仿。作品描写主人公绿漪离家在杭州、上海、南京、北京的流浪生活，着重表现她的思想情感。绿漪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她用“惯于深思的态度思索着。她找求一个真理，一个最有意义的最重要的……她找不出，于是她犹豫，她徘徊了。”但当她见到在女工中间进行革命活动的琴姐，听琴姐讲在工人中她“发现了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向上心与革命的精神！”她“如像嗷嗷待哺的小孩子，张着口的期待着”。写到这里，作者明显地表现出与以往作品的不同，对社会的认识深入了，把眼光开始放到了劳动人民、工人群众的身上。并逐步认识到：“畸形的社会还不是人类所组织的？那么还得求之于人类自己的解救！——解放！”但陈学昭那时终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远离斗争实际，一个人苦思，“走来走去都跳不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如梦一般”。
孙福熙为代序并作画插图的《烟霞伴侣》是陈学昭歌咏自然景致的小品散文集，有《山里》、《湖上》和《海边》三篇。每篇作品犹如优雅的山水画，有浓有淡，有情有景。关于这本书，作者说：“《烟霞伴侣》我并不喜欢，这里面的好些散文是吟风弄月的。”（《天涯归客》）
陈学昭的早期作品，表露她最初对人生、对社会的探索，既有找不到出路而感到的悲切，又有向上的青春活力。正如林非所论：“她的内心世界是在希望与绝望、欢欣与苦闷、追求与幻灭之间，剧烈地摆动着的，这典型地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思想情绪。”“这对于当时不少受过'五四'思潮的洗礼，却又找不到前途的知识分子来说，有着一种相当典型的意义。”（《中国现代散文史稿》）
几本散文集，文笔之美，令人赞叹，写景物，写环境，意在表现人的心灵。“天气已是秋深了？一番一番的风雨，吹黄了堤边的绿柳，吹乱了碧池里的皱纹。雨点平匀的下着，阶前檐头，愁吟似的滴着——我空虚的心，淡漠的情，怎样才好呢，怎样才好呢！”（《家庭生活》）作者一步一步把读者带进她自己的内心世界，让人们品尝她悲伦的情怀，文字疏朗俊秀，感情浓度很深，富有韵味和诗意。
陈学昭这时期的散文创作无论是量还是质，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天涯求索
“幸福仅存于成功，而成功即为前进”，难道“我的前进的路已绝了”！陈学昭不相信。她远离了祖国母亲，到天涯求索。
初到巴黎，她跟私人教师学习法语和钢琴，两个月后进巴黎大学文学院附设法语补习学校。在这里有些中国官费留学生成天吃喝跳舞，打麻将逛妓院，醉生梦死。陈学昭看在眼里，气愤之极，提笔写下一篇通讯寄给《新女性》。她以严厉的口吻抨击道：“中国留学生的情形，因为多所接近之故，我知道了好些……这里所最盛行于留学生中的，是赌风与嫖风……他们都是不懂得本国的文化和本国的好处的。结果，崇拜法国到五体投地……”文章登出，惹怒了官僚子弟，他们散发传单，威胁谩骂，写信捏造作者是有政治色彩的人，阻碍她的学习生活。当然在留学生中也有支持她、赞扬她的，他们给了她坚强的勇气和信心。
这年秋天，在巴黎她见到多年崇敬的长者戈公振，由戈先生介绍，她作了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经常携带法国外交部的记者证参加集会，进行采访，用笔名“野渠”、“式微”为该报写稿，有时也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散文。陈学昭说：“自从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扣留我的稿子起，我拿笔写东西就用一种男子的笔调和口气，使他们摸不清到底是谁写的，因为反动派很清楚我是个女人，慢慢地我习惯于这种笔调，一拿起笔就忘了自己是个女人。”敌人的刁难，没有使她低头，她仍然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写自己要写的东西。
她身在法国，却时时系念十灾九病的祖国。在《旅法通讯》中写道：“现在巴城已有三分秋色，满街满园的黄叶，在晚雨中飘落，又在晨风里飞起！这好比我思乡的情绪呵！”
在12月4日写的散文《印象》里她说：“我是不愿意长住在法国的……我想念那故乡可爱的山水和那纯朴的人情。”
多年来，东奔西波，客居异乡，半工半读，陈学昭一直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
到了年底，情况又有变化，尽管写的稿子照样一篇篇登出，但《大公报》的月薪却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