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Ρ┞毒缮缁岬暮诎党蠖瘢甘拘律缁岬墓饷饔胄腋＃栊幢谎蛊热死嗌畹牟铱嗟囊磺兴枷肭敖淖骷遥加芯俨骄＜小Ｎ颐俏按蟮穆逞赶壬谡庋斩竦幕肪忱铮贾毡ё挪磺荒拥木瘢胪蚨竦木缮缁岱芏贰谒奈恼吕铮永凑也怀觥跋薄盎妹稹钡淖盅郏乃枷胧贾帐且还岬姆吹鄯捶饨ǎ恢钡剿偎赖那傲教欤故悄茄笄浚茄Р⌒８澹模苹乓〉氖榧�
鲁迅先生，你是尽了你的责任而过早永远的休息去了，一切敌人们将不知要怎样高兴，因为现在又少了一个领导青年大众的“叛徒”了。但是，成千成万的勇敢前进的文化工作者，正在继续着你未完的工作，正在猛烈地和敌人们斗争，只这一点，你是可以在九泉之下感着安慰的。
永存在我们心坎里的悲哀，是描写不出的，真正的纪念你，惟有从艰苦的环境里，打出一条血路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华民族，解放全人类的奴隶！
虽然，谢冰莹不愿介入文化界的矛盾和斗争，但她对于鲁迅先生的崇敬溢于言表。从这篇祭文中，我们又可窥见谢冰莹的人格。
五
1937年，当她正在南岳衡山半山亭疗养的时候，卢沟桥上抗战的炮声把她从病床上赶到了前线。她母亲病故不久，父亲又患重病，但她顾不得感情的创伤和亲情的挽留，心，扑向了战火，她毅然告别家乡，永别了父亲，奔向战场。她说：“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也是北伐以后第一次痛快的生活。”大革命时代的青春活力，又在这位“女兵”心头生长起来，她，还是那位“女兵”！
谢冰莹来到长沙，立即发动妇女到前线为伤兵服务，四天内便成立了一切都是自备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对她的行动，统治者并不以为然，还骂她们无用，说女人是不能上前线的。但由她负责的妇战团还是抢先上了前线。她举着鲜红的团旗，她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告别了长沙，许多人都流着热泪为这群热血沸腾的女青年送行，其中也有孙伏园先生。
这是谢冰莹一生最快乐的经历之一，她说：“真的，我不知用什么文字来形容我的快乐”；她一直认为那是最值得回忆最有价值的既艰苦又悲壮的人生！
在战场上，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她们虽然没有同敌人直接拚命，但为“受伤的战士洗伤口、敷药、绷扎、倒开水、喂饭、用温柔的语言安慰他们，用激昂慷慨的话鼓励他们，为他们写家书，寻找旧衣服给他们御寒，送书报给他们看，讲述时事给他们听……”，她们不分昼夜地工作着，战斗着，她们睡的是潮湿的地铺，喝的是泥沟里的污水……生活是苦的，但谁也不说苦，谁也不怕苦。
在抗日战争的烽烟里，谢冰莹跑遍了运河东西、长江南北，跑遍了黄河流域，在汉口作过“前线归来”的讲演，也曾在重庆为《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在四川，她不习惯后方的生活，于是又奔向徐州；台儿庄大捷中那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使她兴高采烈。这时期她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后来在广西出版了一本《五战区巡礼》。在欢乐与痛苦、光荣和侮辱、血泪与火交炽的战时生活里，她凭着自己的勇气，“冲破了黑暗”，“斩断了枷锁”，又做了一次“叛逆的女性”。她回忆说：“我没有一天停止过我的工作，虽然我个人是胜利了，一步步接近了光明、幸福。但回顾整个的国家仍然在被敌人侵略着，全中国的妇女还在过着被压迫、被轻视、被歧视的生活，我不能放弃我的责任，仍然要向着人类的公敌进攻；总之一句话，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和恶势力奋斗一天。”
1939年初，她不顾国立编译馆黄维特的反对，不在后方作“太太”，坚决到前方。到重庆，她在报上发表消息，动员民众一致挽救民族的危亡，组织妇女上前线为伤员服务。谢冰莹4月5日到宜昌，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她为九十四军作讲演，疾呼救亡图存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在那里，她组办救护人员训练班，第一次认识在基督教全国总会任训练主任的贾伊箴，冒着敌机的狂轰乱炸到前线视察，同诗人臧克家讨论战时文学问题。后来她又在老河口组织了一个训练团，全身心地投入抗战。她搜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材料，并及时地写成文章，把为祖国而战的无名英雄介绍给千百万同胞。1940年至1943年，她到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她说：“那一段生活也是值得回忆的，常常把稿子带到厨房去看，左手抱着孩子，右手写文章……”《黄河》是当时西北国民党统治区仅有的大型纯文艺刊物，对当时的小说创作有颇多贡献，不少撰稿人后来都是知名作家。这期间，她出版了《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姐姐》、《梅子姑娘》、《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及《在日本狱中》。后者是在华山三元洞写成的。写作是需要环境来配合心情的，但在景色幽美的华山来写狱中生活，太不调和。但她到华山的目的不是游山，而是写作，如果把用生命换来的宝贵材料永远埋在脑子里，是对不起一个作家的良心的。她在《樱花开的时候》一文中说：“无论做什么事情，只怕动手，一动手，总有一天会成功的。自从那晚下了决心以后，我便开始拟小题目，一共写了二十三个……”，“我对于写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只要一动笔写文章，我全副的精神都要集中在情节上，我没有心思来做别的事，甚至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也并不高兴。……我要使全部的情感沉浸在回忆里，使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像电影似的在我眼前演放；因此我在两个星期里，决不和孩子玩，我只等他们一出去，马上把门关上，同时用蓝布把窗户遮住，只露出四分之一的窗口，使光线暗淡得像狱中一般。在这样的布景和气氛下，我写得很快，精神贯注，一气写成三四千字是常有的事；到了晚上，更是我写作的理想时间……在豆大的菜油灯下，许多小青虫来扑向灯光，起初它们飞得很高，慢慢地它们又受了创伤，翅膀被火烧得支支作响；但它们并不灰心，仍然再接再厉地挣扎着，奋勇地向前猛扑；最后，它们的小生命都被牺牲了，后来者又踏着它们的尸体前进……”谢冰莹看到这些小小的无名英雄，就想起在受难的狱中，她觉得她也像这些小虫子一样，以必死的决心，在忍受一切敌人所加于的残害。她带着悲愤的心情写作《在日本狱中》，脑子里不论白天晚上，时刻回忆着狱中生活：“例如看守，犯人，和我同室住的良子，吉子，以及法官，翻译，大鸟公寓的管理人……他们一齐来到我的脑海里；我有时痛恨，有时伤心，有时我从门缝里望望隔壁，看见一些来游山的客人，在那儿有说有笑的，我就讨厌他们！我恨他们的谈话影响了我的写作，于是我在这边故意用拳头把桌子捶得砰砰响，大声地学着日本警察的口气骂着：'马鹿野郎！'（'混蛋'之意）由于我骂别人，而联想到日本警察骂我，打我，以及我当时的心境。……在这个时候，不论什么人，他如果妨碍我的工作我就把他当做敌人一般看待。”
她埋头写了十天，精神渐渐不能支持，头晕，眼睛模糊，腰背痛，但是《华北新闻》催稿付印，于是又恢复了夜以继日的写作，发誓“一定要把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材料写出来告诉全中国的同胞”。她在脑子里又坐了一次监狱。当她写完《在日本狱中》最后一个字，竟兴奋得一夜没睡。这部书，也已由日本名作家鱼返善雄译成日文出版。她说：“我坐监牢的罪没有白受，我终于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我们的国家，也得到了最后的胜利，至于个人的损失，又算得什么呢？”
1943年夏，谢冰莹离西安去成都，在制革学校任教。抗战胜利，她兴奋地赴汉口任《和平日报》（原《扫荡报》）及《华中日报》副刊主编，还创办了幼幼托儿所。她爱孩子的天真纯洁，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志愿便是这时萌发的。1946年，自己借资出版《一个女兵的自传》（中卷）。1948年初，谢冰莹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新文艺习作”，同时在北平复刊《黄河》月刊，仍任主编，贾伊箴在北京大学任秘书兼化学系教授。她回忆说：“那年夏天，我想到沈阳寻找写作素材，但到了山海关就走不动了，因为有十几里的铁路被毁掉了。山海关到处住的都是阿兵哥。他们看见我就说：'哎，女同志，这里有个空，来睡吧！'有时没有办法，我只好睡在他们当中，不过一切风平浪静，没有出事。我那时想，如果他们有不轨行为——我不会客气的，我可以打，可以叫，可以骂，因为我是战士！从山海关回北平，住在同乡刘克定家里，这时远在台湾的梁舒先生来信说，台湾省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要聘我去当教授。于是我便积极筹划赴台之事。但明达（即贾伊箴）反对，他说我太好动，刚从汉口到北平，又想去台湾。不过他还是顺从了我。我是从上海走的。在上海，我和小女儿莉莉住在赵清阁家里。她是一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处处善待朋友，诚恳之至。8月下旬离开上海，我带莉莉先到台湾，住台北和平东路二段——四巷十八号，明达和两个儿子暂留北平，之后不久，也到了台湾……”一晃几十年，至今流落海外，真是感慨系之；听起来像个梦，像个长梦，也像个短梦，人生难道真是个梦吗？
八
谢冰莹不信鬼神，但后来她还是真的皈依了佛教，于1956年拜师父，并取“慈莹'为法名，似乎从此无人无我，无智无得。
她为什么信佛？故事是：1954年，她为台湾《读书杂志》写连载长篇小说《红豆》，当写到第三期时，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了，要求主编暂停，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写不出，她已心灰意懒，要求干脆停掉算了，但主编和读者都不答应。这时，她突然想到：观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的，何不求她帮忙？于是当晚就提着小箱子到庙里去住，向菩萨叩拜后，往书桌前一坐，随之文思如泉，当夜就写了五千多字。她在庙里只住了几天，就把长篇小说完成了，如期刊出。其实，作品的产生并不是佛的法力，她那些苦苦写不出的日日夜夜，正是她开掘文思之泉的过程，而到她上庙来写作时，已是水到渠成之势了。这一点，她也清楚，她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则是她中年以后对宗教看法的注脚。但自此，她便信了佛，在家里供奉了观世音菩萨像，每天必顶礼膜拜，桌卜的白银小塔里，还放着从印度来的三颗舍利子。之后，她曾改写佛经故事，出版了《仁慈的鹿王》和《善光公主》两本书。
谢冰莹在台湾一直从事教学，但她的创作很旺盛，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五十年代，曾先后到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讲学三年，在台湾出版了《菲岛游记》、《冰莹游记》、《马来亚游记》、《海天漫游》和以菲律宾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碧瑶之恋》。六十年代，她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
1972年8月，谢冰莹乘船到美国探望久别的儿女和朋友。她爱自然，爱山更爱海，对于海的恋情是从青年时代就种在心里的。她已多年不乘船了，这一次，她觉得那浪中的船，像海鸥一样，给了她许多写作的灵感。但是有一天，巨大的风浪使船身突然倾斜，她摔倒了，右大腿骨折，使她几乎昏了过去。在没有医生治疗、无药止疼的大海上，她以惊人的意志，忍受了二十多天的痛苦。船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马上就进医院开刀，大腿肌肉里被放进一截不锈钢支架来代替已经粉碎了的骨头。在美国治腿的一年间，她没停笔，仍为台湾《小朋友》月刊的《海外小读者》专栏每月写一篇文章，把美国的风土人情，介绍给小朋友。
1973年，她回到台湾，又经五位骨科名医会诊，进行了有效的理疗，在一个四只脚的不锈钢拐杖的帮助下，经过苦练，学会了走路，她风趣地说：“我一生学过两次走路”。
由于腿的原因，迫使她从任教二十多年的台湾师范大学（原台湾师范学院）退休，1974年又到美国，同丈夫贾伊箴住在旧金山，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每天6点起床，吃完早点便上楼念经，作运动；7点40分柱着拐杖搭公共汽车去中国城的一所英文学校学英语，然后买菜，下午阅读报纸、杂志和朋友来信……但她还不能习惯美国的生活。
谢冰莹是一位不甘寂寞、从不愿闲静下来的人。退休后，她在写一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