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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葛琴，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每一个脚印，都量出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每一篇作品，都跳动着她那颗高尚、坦荡的心。她出生入死，无私无畏。从大革命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她的足迹踏遍了半个南中国。
葛琴生于1907年12月24日，江苏宜兴了山镇人。她的父亲葛沐春，是一个开明的文化人，年青时曾进师范学堂读书，后在家乡创办了山小学，自任校长十六年。为了谋生，也曾开过陶瓷作坊。宜兴的高利贷剥削是很重的，幼年的葛琴，目睹了高利贷剥削的残酷，逢年过节，母亲要出去躲债，天黑才回家，从此，在葛琴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憎恶剥削，同情被压迫者的种子。葛琴的母亲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四个。她是长女，由于父亲的思想较新，又是小学教员，所以能够冲破女孩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呆在深闺大院的封建枷锁。葛琴是全村第一个上学读书，第一个剪短发的女孩子。十三岁葛琴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南京中学，由于家境贫寒，无力供养她上学，所以未能如愿。求知欲十分强烈的葛琴，第二年又考取了苏州乐益女子中学，父亲不愿意让自己的长女过分伤心、失望，便答应了女儿的要求。为了筹借学费和路费，只好让女儿给城里一个姓鲍的做寄生女，这笔钱，直到葛琴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还清。进入中学后，葛琴更加发奋学习，尤其是数理化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她是学校的活动分子，爱好体育运动，是校篮球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会舞少林棍，和另外一些舞大刀的同学经常在一起，习武练棍，很引人注意。葛琴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景贤女子中学，接触了进步的老师和同学。朴素的阶级觉悟，成为她接受马列主义的最好土壤。在学校任教的张闻天，是她政治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由张闻天介绍，她进入上海大学，并兼做工人夜校的教员。1926年秋，葛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成为一只“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间……得意洋洋地飞掠着”。
葛琴一经踏上革命征程，就不是一个孤独脆弱的女子。她在被压迫、被剥削者中间寻求知己，结识朋友，在他们中间磨练意志，摔打筋骨。她深深地扎根在工人群众中，把党的指示带到他们中间去，把革命的火种播在工人心田，赤贫的工人，把她看作是启蒙老师。她在工人阶级的怀抱中成长，铸造了大胆、泼辣、无所畏惧的坚强性格。
1927年回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转而进攻江西、福建、浙江，和军阀孙传芳交战。上海工人为了配合北伐进军，决心打开上海大门，以武装起义夺取上海。葛琴在三次武装起义中，不仅是光荣的参加者，而且是勇猛的斗士。在起义前的示威游行中，她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与工人一起，秘密运送枪械、文件；在密集的骤雨般的街垒战中，她和夏之栩等人一起，往火线送去一袋袋的烧饼和大桶大壶的开水；她们还用沙包之类的东西，筑起临时救护站，随时抢救受伤的工人纠察队员。工人纠察队员们，把她们的英勇行为，传为佳话，称她们是“三剑客”——女中豪杰。
1927年，“四·一二”政变当天，上海十万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要求归还武装夺回总工会的示威游行，葛琴在游行的行列中，与战友们手挽手，肩并肩，昂首挺胸，高呼口号。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蒋介石下令开枪，屠杀工人群众，造成血流成河的惨状，葛琴目睹了这一切。工人运动遭到血腥镇压，革命出现暂时低潮，葛琴和许多优秀的革命者一道，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战斗。
大革命失败以后，葛琴在上海、江浙一带做共产党地下工作，担任过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内部交通员，并先后以公开身分在暨南大学附小、浦东新陆师范附小，宜兴丁山小学等校做过教员，后又在杭州城西小学、裕成小学做校长，因斗争需要，她经常变换名字，曾用葛允斐、葛韵焦等。在此期间，她接触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阅读了不少文学书籍，产生写小说的欲望。1932年春在朋友们鼓励下，开始了最初的创作生涯，她的第一篇小说《总退却》，发表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
葛琴在回忆自己写《总退却》时说：
我写小说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开始的、那在“一二八”之后，丁玲先生编《北斗》时候。有一天她给我一封普遍征稿信，记得信里规定有十个范围，关于农村、工人、士兵、学生等等，就是说你能写哪一方面的你就选哪一方面的写。当时我十分不安，自知哪一方面也不能写，从未写过的缘故，但更苦的是从未接到过这样的信，好像不写就不好意思再看见她。所以苦思结果，我选了士兵这一范围的。
《总退却》写的是抗战中的士兵的转变及退却时的愤懑和失望。葛琴亲自参加过“一二八”上海抗战，和十九路军受伤的战士有比较多的接触，对那些战士的同情与感怀；对见死不救、卖国殃民的卖国贼种种罪行的憎恶和仇恨充满胸膛，便情不自禁地写起来了。
接着又在《现代》、《文学月报》、《夜莺》、《文季月刊》、《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等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闪烁》、《罗警长》、《犯》、《蓝牛》、《枇杷》、《逃》、《一天》等。葛琴三十年代的作品都是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抗争的，属于“左翼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
三十年代中期革命进入低潮，葛琴的生活也十分不安定，陷入困境，她回忆说：
灾难和贫困突然把我击落到一个极困苦的环境里，而孩子苏苏又在这时死去，一切的不幸都同时向我压下来，我只得离开上海到偏僻的农村去，在生活鞭子的残酷打击下焦头烂额地奔波着，几乎把写作的兴趣完全丧失了。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冬天，重来上海，才又继续写了几篇，那时一位挚友劝我把稿子集起来，出一个小册子，同时他答应帮助我出版，这才重新提起我的
勇气，于是把旧稿整理一遍，想请鲁迅先生替我看一下。
1933年12月，一个寒冷的下午，葛琴和几位朋友到四川北路内山书店去看望鲁迅。她在1937年出版的《总退却》后记中，追记了访问鲁迅的经过，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十分真挚、感人，字里行间洋溢着她对这位良师的崇敬。
一路上，我怀着满腔的惊悦或惶惑，以为把这样幼稚的作品，去请教那样一位当代文学家评阅，也许会遭到轻视和拒绝吧！但是事情完全出我预想，当我们走入内山书店时，他从一只火钵旁边站起来，很亲热地招待着我们，他听了我的来意之后，把稿子大略翻了一翻，说内中有几篇他已经看过的，接着便恳切地鼓励我，继续写作，并且立刻允许为我作一篇序。
他完全不像一个老人——虽然他上唇上是留着那么一抹浓黑的胡须，他更没有一丝名人的架子。那天我们在咖啡店里谈了两个钟头，我完全不感觉有什么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劲地说着文学上的各种问题，和不断地给予我们热烈地鼓励（我们可以想起，那时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样一个沉闷的状态中），他的说话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样充满着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绪，当我们从咖啡店里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以外，更惊愕中国现在还有一个青年的老人。
过了一个星期，序文就写好了，当我第二次去见他时，他很关心地询问我的生活状况，又对于私人信件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帮助。这时，从流露于他脸上那种真诚的表情，我才认识这位被人家骂为冷酷刁刻的人物，才是最伟大的热情者。
鲁迅的序文，写于1933年12月25日夜。序文前半部分，追述了中国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对小说的看法和意见；后半部分是鲁迅对葛琴创作的评价，见解精辟、透彻，犹如画龙点睛。
深切的期望，热情的鼓励，严格的要求，重新点燃了葛琴的创作热情，不管生活如何困顿，道路如何坎坷，她铭记着鲁迅的教导，积极投身革命文学活动，她参加了1936年6月15日以鲁迅为首的六十位作家签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要求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政策，并不遗余力地坚持写作。
葛琴在《总退却》后记中回忆道：
那时——一九三四年，正是出版界最黑暗的时期，要靠写作维持生活，几乎是不可能，于是我被掷回农村中去，整天躲在村屋的窗子下，但是那时我对于创作的兴趣却没有减低，每每想起鲁迅先生和好友们热切的鼓励，使我从生活的深渊中燃起无限的勇气。
鲁迅爱护作家，特别扶植女作家的成长。对当时的一位剧作家赞扬葛琴说，文艺界有了新生力量，有些生气和希望了。1932年以后几年中，葛琴一直与鲁迅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鲁迅有时在经济上对她慷慨相助，葛琴每年都把自己家乡的新茶，通过弟弟葛桂芬送往内山书店，再转给鲁迅。
鲁迅为《总退却》所写的序言，由于当时世道的艰难，生前没能出版，在他逝世后才开始付排，葛琴怀着无限的悲枪，写了后记，作为对良师的悼念。
“一二·九”运动之后，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在逐步形成。团结抗日的共同信念，缩短了人们认识上的差距，联络了作家的感情。1936年春，葛琴邀请邵荃麟、王惕之、蒋牧良、张天翼、叶以群、吴组湘、刘白羽等党内外作家云集了山，畅谈写作。
丁山位于美丽的太湖之滨，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价比起大都市上海、杭州等地便宜得多，又可以稍稍躲避一下敌人的盯梢。因此左翼作家，把丁山作为创作根据地，来来往往。丁山是葛琴的故乡，地熟人也熟，有关事情都由她一手包办，伙食办得很好，顿顿有鱼虾，餐餐有鸡鸭，这对于穷困惯了的左翼作家们，是多么大的享受呀！
丁山集会，其中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个人的创作计划，进行写作；并通过自由讨论的方式，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提高创作水平。大家各抒己见，情感交融，一位老作家回忆这段往事时，仍然十分留恋。他说：“当时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和后来的批评不一样，那时的批评，使人感到热乎乎的，越批评越觉得自己对革命有用。”他还说：“葛琴当时也写了几篇，其中有一篇叫《窑场》，对别人的意见，她虚心听，态度严肃、认真，她不大批评别人”。
讨论和写作之余，作家们还常常乘小船在广阔的太湖上荡漾，高唱《国际歌》，畅谈苏联——列宁，畅谈理想、未来和前途，这对于长期被白色恐怖包围的作家们，在精神上是多么大的解放，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呀！
全面抗战爆发后，葛琴和荃麟已结为夫妇，他们没有贪恋于新婚的欢乐，更没有沉缅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之中，而是为组成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到处奔走呼号，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随时准备转移；哪里需要哪安家。每到一地，他们总是按照党的指示，跟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相配合，办报纸，编刊物，组织民众，并且通过刊物团结大批文艺青年和文化人，指导并培养了大批青年工作者。
1937年冬，荃麟和葛琴接受党的派遣，率领三十多人的战时抗日政治工作队，冒着风雪，到了龙泉。为扩大宣传舆论阵地，荃麟任县教育科长，葛琴任县审编办公室主任，并主编《龙泉快报》、《大家看》，在他们的努力下，小小的龙泉山城，当时竟有十余种铅印、油印和石印的报刊发行。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广泛深人的组织发动，在龙泉山区各界人民的心里，播下革命火种，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火焰，使交通闭塞的龙泉城，出现了从来未有的勃勃生机。
皖南事变前夕，浙东的政治空气已经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浙江一带的反动派，迫不及待地抢先向共产党地下组织下了毒手。当时，葛琴和荃麟正在金华。一天清晨，有人来通知葛琴说，党的特委机关被破坏了，要他们赶快离开金华。当时在一起的共有七个人，经过商量，决定分两路走：一路经沦陷区，绕道上海，找新四军；一路走大后方，经福建去桂林、重庆。葛琴、荃麟和另外一位同志走第二条路。三个人分别装扮成医生、护士、药剂师，葛琴化名何桂贞。途中的遭遇十分惊险。三个人到达江山时，天色已晚，经别人帮助，住进了乡城的客栈，客栈的老板是自己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