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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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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小玲妹》及小小说《汉澜桥畔》、《魅惑》、《水鬼》、《表兄弟》和中篇小说《绝地》。这时,可以说是她一生创作的第一高峰。
  她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揭露和诅咒黑暗,从侧面反映工人和社会下层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艺术表现上,她不太追求情节和结构的完整,而是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刻画,长于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人物的性格,也长于描写人物心理、形态和景物,自如地运用第一人称,以“我”的闻见为线索,带动情节的发展,发现人生的种种画面,令人感到亲切信服。
  她为什么将自己的爱和同情寄予工人、穷人;为什么将自己的仇恨和反抗掷向剥削压迫者呢?除了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革命理论的教育外,显然和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顺德县坐落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它盛产稻、甘蔗、蚕茧、香蕉、鱼类。很久以来,制糖、缫丝工业就很发达。草明的家在顺德县桂洲乡。
  母亲是雇农的女儿,九岁时,因为小弟弟生病无钱医治,自愿卖身换取兄弟的性命。由于医治不及时,小弟弟一命归天,当姐姐的却做了广州一个徐姓官僚地主家的丫头,永远失去自由。到十六七岁,主人把她和另一个丫头送给一个姓吴的官吏做妾,这人就是草明的父亲。
  她生于公元1913年6月15日,原名绚文。从小体弱多病,十岁时,个子像六七岁孩子那样矮小。她的复杂的大家庭,常使她厌恶和恐怖。嫂嫂总是责骂她没有天性,死了一个不满三月的弟弟也不悲哀;父亲的另一个老婆,常借用她的肉体来发泄自己的怨气;骄纵坏了的异母兄长和比母亲还要大的姐姐、嫂嫂们,也常虐待她,她好像一只可怜的小黄雀,被关在笼子里。
  父亲的大家庭日趋破落,她初知人世时的生活知识,不是好看的衣服、漂亮的洋娃娃,而是抽屉里的“当票”'。父母的衣服、首饰、古董、字画、碑帖……进了当铺;父亲的几个老婆也一个个离开“倒了霉”的丈夫,唯独她的老实而从来没有得过宠爱的母亲,坚持留在家里,靠借债,靠手工,勉力维持着一家人的温饱。她的同母兄长,一个到香港广生行当售货员,一个在上海邮局拣信,还有两个念私塾。她跟着妈妈学习编织、糊纸盒子、做香包……
  家里经常没米,一小锅饭得先让父亲吃,然后是哥哥,到她嘴里已剩下不几口。肚子不饱,就出去跟着哥哥淘气,抓蜘蛛、钓鱼、摸田鸡,弄熟后,几个孩子分着吃。她也跟着男孩子爬屋顶。有时一个人留在屋顶上,望着辽阔的南天,变幻的彩云,便托着腮帮无边无际的遐想起来。
  她的家乡,缫丝厂星罗棋布,绝大部分是手工劳动,只有一家最大的是半机械化。她常去丝厂玩。晨光熹微中,女工们应着汽笛的召唤,急忙走向工厂。晚霞收敛在大芭蕉树丛后面,她们拖着疲饿不堪的身影走回来,木屐打着白麻石,似有无穷的哀怨。小草明不知道她们苍白的脸色是由于工时过长,成天看不见太阳和恶劣的劳动条件所致,更不懂为什么她们整年辛苦,却过着贫困的生活,只是睁着大大的好奇的眼睛,羡慕地盯着这支长长的队伍。有时清晨和小朋友们跟在她们后面,一直把她们送到坟澜桥头;傍晚跟哥哥们跑到五里外的大凉亭,去迎接这支放工归来的队伍。
  十岁那年,母亲打算送她进丝厂,但要准备拜师的礼品:至少一个金戒指,一套香云纱衣裤。那次没去成,因为国际市场上受日本生丝的排挤,我国丝业不景气,丝厂纷纷倒闭,加上她体弱多病,长得矮小,腿脚跟不着翘板,只好作罢。
  她的母亲虽然不识字,却鼓励自己的女儿读书,认了字长大了好找个事做。她边跟妈妈学针线活,边跟念私塾的哥哥学识字,每天学一个,会了十个,奖励她一个铜板。她家有个书箱,零乱地装满《封神榜》、《西游记》、《水浒传》、《笔生花》、《福尔摩斯侦探案》等小说。她贪婪地读起来,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大致明白了它们的意思。
  十一岁那年,母亲送她进了邻村的小学,一年级念了半年,就跳级上二年级。二年级也只念了半年。因母亲生病,她只好停学。母亲因肺病在病床上熬了一年,便永远闭上眼睛,卸去了人生的负荷。
  后来,她有比较自由的机会跟那些完全靠丝厂生活的姐妹们交往。她提出到丝厂去,家里的人都不赞成,哥哥们说不如到省城读书。但钱呢?她只能仍然呆在乡下,枯寂,无聊,苦闷,时时蹲在书箱子面前,啃那些看了一遍又一遍的书。
  父亲经常不在家,也不顾家,溜到广州熟人家当幕僚,也有时替人写状子、写字,聊以糊口。她十三岁那年,父亲替人写状子打赢了官司,得了一笔可观的酬金,便写信叫回在香港的儿子替他管家,接女儿到广州念书。
  由于有自学的基础,草明考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四年级,学习很勤奋,各门功课成绩都在九十五分以上,语文尤其突出。念满四年级,又跳级考入师范中学。半年后,父亲的钱用光了,只好回到乡下去住。一个在银铺学徒的哥哥,从每月二十四元的微薄收入中,分出一半给妹妹,供她继续念书。
  上了中学,她一本接一本地看了“五四”以来的著名文学家鲁迅、郁达夫、茅盾等人的作品,继而转向外国文学。她最崇拜鲁迅和高尔基。鲁迅的斗争精神,高尔基笔下的穷人的崇高品德,鼓舞着她。她立志向鲁迅学习,要像高尔基那样也写工人、穷人。
  四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从华北直逼南方。上海局势危在旦夕,她回到广州。
  不久,上海沦陷,很多著名人士如郭沫若、廖承志、茅盾、夏衍等,都云集广州,盛极一时,文化工作很活跃。欧阳山组织了战地文艺工作团,计划去前方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同时搜集材料搞创作。这件事,颇得廖承志的支持,还捐助了一些经费。
  在郭沫若创办、由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林林和她共同负责编副刊。她还参加了“广东文学界救亡协会”,积极从事抗日宣传。
  侵略者的魔爪很快又伸向广州,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繁华的五羊城里,顷刻之间楼倒屋塌,尸横遍地。那抛洒在街头的同胞的热血,激起了活着的人对敌人的切齿仇恨。进步青年纷纷到前方去,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去。草明安排好三个女儿后,也和欧阳山毅然奔向斗争最需要的地方。
  他们乘车到长沙,便听说汉口失守,只好在长沙下车,找到郭沫若。后来,又看到刚从新四军回来的吴奚如,他把草明和欧阳山带到八路军办事处。吴奚如也是左联的作家,搞过工人运动,这时正跟随着周恩来副主席。
  过了一两天,她听了周副主席的形势报告,和在座的一千多个干部同样,雾蒙蒙的心顿时豁亮了。
  她和欧阳山向周副主席请示,要求工作。周副主席让他们到湘西沅陵去办报。那里比较偏僻,聚居着苗、彝等少数民族,社会闭塞,民风剽悍,在那儿办报,既宣传抗日,又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抗战报》以田汉名义主办,负责人是廖沫沙,还有周立波等人。她工作了一个时期,由于怀孕离开了沅陵。
  1939年,她到达重庆,找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她和欧阳山在重庆做抗日宣传统战工作。这时,重庆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许多文化人涌到这里,很快便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抗敌协会”。
  不久,由于身体的原因,她迁居南温泉。南温泉在重庆市长江南岸,花滩溪畔。含有硫磺质的泉水,自建禹山洞泪流出,附近有建文峰、虎啸口、仙女洞,颇能吸引游人。她租了一间竹屋,购置些竹制家具,草草地安了家,便开始埋头写作。常有文艺界的朋友到她家玩,戈宝权、叶以群、宋之的、舒群、罗烽、白朗、萧军,都曾是她的座上客。1940年,经沙汀和吴奚如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她要求去延安。欧阳山准备把孩子接来一同前往,就先安置她到八路军办事处。她住进曾家岩,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心里暖洋洋的。有一天,邓颖超用广东话亲切地告诉她,入党候补期已满,是正式党员了。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保护人才,集结革命力量,周恩来让一部分作家、文化人撤退到延安去。二十一辆大卡车,载着她和白朗、韦囗等大批人,浩浩荡荡北上,到川北,经剑阁,穿秦岭,取道宝鸡,终于到达延安。
  她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上海,到1941年到达延安,三年多中,辗转于广州、长沙、玩陵、重庆,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在帝国主义的屠刀和国民党特务的魔爪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她锻炼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她对敌斗争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手中的笔。尽管生活动荡,条件艰苦,她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她勤奋地创作,揭露侵略者的罪行,沤歌中华儿女抵御外侮的斗争精神,是这个时期作品的主题。透过《阿衍伯母》、《梁王的烦恼》、《饶恕》、《秦垄的老妇人》、《诚实的孩子》、《追悼》、《受辱者》、《新嫁娘》、《遗失的笑》和《南温泉的疯子》等短篇小说及一些散文、杂文,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这是她创作中的第二个高峰期。
  五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这欢乐深情的歌声,震颤着草明喜悦激动的心。从大后方到了延安,不愁吃穿,出门不用上锁,走路不担心有特务盯梢,连出气都感到无比畅快。
  她被分配到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同刘白羽、丁玲、林默涵、吴伯萧、萧军、雷加等作家和文化人一起工作。带着蹒跚学步的小儿子,她住在杨家岭后沟的一个窑洞。
  革命队伍里,人人平等,亲如一家,领导朴实、平易、亲切地生活在大家之中。她亲眼看见朱德总司令和普通战士一起,随随便便、高高兴兴地打篮球,也曾听到陈云对她的亲切问候。更难忘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主席亲自邀请她和欧阳山到自己住的窑洞,诚恳地征求意见。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她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工农兵中去认真深入生活。
  安排好孩子,她随西北文工团的秦腔演出队,踏遍陕北的米脂、绥德、清涧等地的山山水水,创作了《陈念慈》、《平凡的故事》、《史永平》等作品。
  就在延安,她和欧阳山感情破裂了,最终分了手,那时她只有三十一岁。之后,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工作的劳累,尤其是个人生活的不幸,加重了本来就瘦弱的身体的负荷,她生病住进医院。吃不惯面食,长期消化不良,胃下垂,人越来越瘦,出院后,又住进党校疗养院。
  1945年8月15日那天晚上,忽然满山遍野响起了欢呼声。大家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回到山头一看,山头上,窑洞前,全点着了火把。“我们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欢呼声回荡在山谷,震撼着大地。延安,不,是全中国、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中。“
  朱总司令调兵遣将,收复失地、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令又吹响了。疗养院的病号们都无心养病,争着归队,她也坚决要求去东北。临行前,她又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勉励她:
  “今后到前方去,看见工农兵就更高兴了。”
  “过去我脱离工农兵,不懂得要改造世界观,现在懂得了一点,可惜太晚了,我已经三十三岁了。”
  “三十三岁算不了什么,六十六岁还可以为党工作好多年嘛。”
  毛主席亲切的话语,像春风激荡着她的心帆。
  为了照顾她的身体,组织上没让她随大部队步行。拨给她一名勤务员,还有一头牲口,让她跟着古大存一家和几个干部一起走。他们取道清涧、吴堡,穿入山西,经苛岚、五寨、右玉、左云,1946年到达河北省张家口市(当时属察哈尔省)。
  张家口四面环山,市区虽不算大,但具备了城市的规模。当她重又看到高压线、电灯、火车、水塔的时候,不禁失声喊了出来:“呵!久违了。”她像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友似的非常高兴。
  因为承德失守,队伍不能继续前行,只得原地待命。古大存建议大家分别到各部门去帮助工作,并带头去了党校。草明也持《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证,到了龙烟炼铁厂。这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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