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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于1914年8月25日生在北京，她上面有一个哥哥，叫杨成勋，比她大十二岁，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二妹杨成亮，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白杨。杨沫那时叫杨成业。
父母不和，各自寻欢作乐。儿女既得不到父爱，也得不到母爱。杨沫说：“幼小的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浓血；浑身长满了虱子……”（《乡思的朝和暮》）五六岁时，母亲常常打牌看戏，半夜不归，家中只她一人孤苦伶什。有时她害怕，拦住妈妈不让走，自私而暴躁的母亲，居然伸手打她几个耳光，扬长而去。后来，她被送到舅舅家，在那儿寄人篱下。表兄弟们随便欺负她，把她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不得不把她接回家，但待遇依旧。这倒使杨沫这个生长在豪门的“大小姐”有了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她同佣人睡一盘炕，放学后，和拾煤渣的穷孩子一起玩。她还常被母亲带到滦平乡下去收租。她回忆说：“在这里，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惨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农民，怎样吸干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汗的真实景象。他们常常把不肯——也是没钱交租的佃户吊到房梁上毒打。他们住在佃户家里，要鸡、要肉、要吃好的。他们把农民当做供他们压榨的牲畜……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还不懂什么是剥削、压迫。但是我看到了佃农的孩子在严寒的冬天，还光着身子没有衣穿，一个个瑟缩在炕角，用烧热了的土坑来温暖污脏瘦弱的身子。为了给我父母亲交租钱，他们没有钱买盐吃，吃着没有盐味的树叶子……”（《我的生平》）穷与富的鲜明对照，使小杨沫对黑暗社会隐约产生不平，对贫苦的劳动人民产生同情，对地主丑恶的行为愤慨不满。母亲专横、粗暴、常常歇斯底里的变态行为，使杨沫差不多在十岁时，就对母亲产生憎恨、厌恶和敌对情绪。
共产党人第一次闯入杨沫的生活是在她十二三岁的时候。那时她父亲因学校停办而失业，家境日趋困难，全家搬到北京西四附近的皇城根居住。常来这里走动的一位客人叫方伯务。他蓄长发，高个子，长脸，和蔼可亲，气度不凡。这个大学生是她父母的同乡。杨沫喜欢跟这个大朋友亲近，因为他喜欢谈天说地讲故事。有一天晚上，他在杨沫家呆了好久才离去。可是不久，就传来了他被杀害的消息。他是与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军阀张作霖绞死的。杨沫在《顺天时报》上发现了这消息后，似乎明白了“大朋友”方伯务那天是来她家避难的，但父母没肯留她。大朋友的死不仅使她悲痛哀伤，更多的是惊奇、迷惑。她在《答亲爱的读者》一文中说：“这个消息给了孩子的心灵多么大的震动呀！当时我是那样地奇怪，他为什么要被绞死呢？他既不是强盗，又不是坏人，他有学问，又那么诚恳、热情、谦虚……直到今天，我的眼前还浮现着他那温和的笑容。于是，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从小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书香之家，虽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但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有可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去寻找欢乐。
五六岁时，从家乡来的祖母，常给她讲故事，那娓娓动听的湖南腔把小姑娘带进模糊而美丽的梦乡。老家湖南湘阴东三里村，山巍巍，水青青，大地绿油油，一条弯曲的泪罗江从她心中缓缓流过。认得几个字以后，好奇的小姑娘常上街观看店铺的牌匾对联，什么“德顺老酱坊”、“又一顺羊肉店”，连那红红绿绿的电灯上写的妓院和妓女的名字，什么“翠玉”、“嫣红”，什么“红凤”、“醉妃”，她都好奇地观看。这也是小姑娘最初的文化学习，文学教育。八九岁时短发齐眉、天真无邪的杨沫，见母亲躺在沙发上手捧唐诗，高声吟哦，她也跟着学。渐渐地，连《长恨歌》、《琵琶行》她都能背诵下来。小姑娘对人生充满幻想，在家抓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小小年纪，学着名士派头，起雅号“野鹤”和同学和诗。十多岁，又迷上《红楼梦》，为林黛玉的命运热泪潸潸。后来读武侠小说着了魔，受《小五义》、《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的影响，放学后，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学武术，梦想投峨嵋山学艺，作个劫富济贫的侠客。听大人谈话也是杨沫重要的文化生活和对社会的了解。家中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客人都有，大人坐在沙发上聊天，有的高谈官场见闻，有的大聊阔人新娶姨太太，哪家小姐嫁给有权有势的丈夫。动乱的时局和不断猛涨的物价也是大人常议论的内容。不管谈什么，杨沫总喜欢躲在沙发的一角，津津有味地听着。杨沫还喜欢音乐。当时著名的昆曲家红豆馆主借杨沫父亲的学校教昆曲。小姑娘每每路过这里，那悠扬婉转的乐声、幽雅动人的演唱，就像磁石般把她吸住。她用全部心灵痴痴地谛听、欣赏，对“如泣如诉，饱含着万种柔情的昆腔曲调”非常喜爱。孩子的痴情感动了红豆馆主并收她作了徒弟。这是她最初的“美的陶冶，美的感受，美的挚爱。”
童年生活没有温暖，不幸的遭遇给杨沫孱弱稚嫩的童心投下深深的阴影。但童年生活也有阳光，大自然的美，书籍、音乐，是她心中的太阳。在那里，她有过欢乐，有过幻想和希望。
少年：在流浪、挣扎中找到了亲人
十四岁那年，杨沫刚刚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了躲避腐朽的家庭，她自作主张，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五四”以后，我国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小说、欧洲和日本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她。她渴望新生活，渴望精神食粮。郭沫若的小说《落叶》是她读的第一本新小说。最初读的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朱自清、冰心、庐隐的作品。接着是鲁迅、茅盾、丁玲、蒋光慈、萧军、萧红及日本的厨川白村、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杨沫爱上了文学，从小学到中学，作文成绩一直很好。
1931年春，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这个家庭瓦解了。母亲把十六岁的杨沫叫回家，强迫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正读初中三年级，对社会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学校。女儿的行为激怒了母亲，她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
现实的黑暗、冷酷，刺痛了杨沫这个十七岁的少女的心，沉重的打击使这个不能自立的中学生“变得像老人似的忧郁、沉默、感到人生是那么可怕……”渴望与绝望在杨沫心中不断地斗争。
几个同学向杨沫伸出友爱的手，帮助她交了两三个月的饭费，勉强维持到暑假。暑假里，母亲威逼加紧，动不动骂女儿不孝，不听话。忍无可忍的杨沫在一个夜晚从家里逃出来，住在同学那里，但找不到工作，无奈又跑到北戴河，投奔在那里教书的兄嫂。“可是，兄嫂见我这么狼狈，怕我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对我的态度忽然变了。这样一来，生活给我的刺激更大了！于是，我整日徘徊在北戴河的海边，海成了我唯一亲密的朋友。我对着大海哭泣，我对着大海呼喊：天地如此之大，难道我不向恶势力屈服，不去当有钱人的玩物，就只有死路一条么？……这时，死亡在向我招手——有多少次，我站在高高的岩石上，仰望着天上的白云，凝视着美丽的晚霞，遥望天水交接的远方，流着眼泪，多么想纵身跳进大海……”（《青春是美好的》）看了这段回忆，我们会自然感到《青春之歌》的准备好像从这时已经开始，或者开始得更早。
但是，生活也在给杨沫以希望。她眷恋美丽的大自然，憧憬青春的活力月p些优秀的书籍，不断激励她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她不曾就这样结束生命。不久，靠一个同学的帮助，她终于在河北省香河县县立小学谋到一个教书的位置。
两三个月后，母亲患子宫癌病危，杨沫回到北京，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守护垂危的病人。不久，母亲去世，哥哥不肯回来，大妹奔了东北长春，小妹杨成芸只有十一岁，投考联华电影公司，开始独自谋生，这个本来就不像个家的家完全解体了。
在河北香河教书时，杨沫结识了北京大学一位国文系的学生玄。1932年她与玄相爱同居，住在北京沙滩一带一个小公寓里，靠玄家里寄来的少许钱维持生活。波折的生活经历，进步的中外书籍，不断给杨沫注入自尊、自强的新鲜血液。她不甘于平庸、琐碎的小家庭生活，不甘于为穿衣吃饭而活着，由此精神经常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
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她终于把眼界从小家庭放进了大世界。
春节除夕夜晚，杨沫来到当了演员的小妹白杨的公寓。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他们都是大学生，共产党外围组织“剧联”成员，也有共产党员。杨沫与这么多的爱国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动。“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青春是美好的》）那除夕之夜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宣传抗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她空虚的心灵逐渐充实起来，成长为有抱负、有理想的女孩子。她再也不能忍受小家庭的束缚，渴望到广阔天地里飞翔。可是玄是个“钻在故纸堆里的个人主义者，他想的只是个人怎么成名成家。”在小家庭里，共产主义的崇拜者和胡适的崇拜者闹起了矛盾。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她桀骛不驯，不会阿议奉承，结果经常碰壁。哪儿也呆不长，工作时断时续，生活时饱时饥。但那几年，她多是住在沙滩低矮潮湿的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学习。
此时的杨沫，一颗年轻的心全部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她寻找共产党寻找力量，寻找新的生活方向，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同志，为他们做些事情。
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开始拿起笔来参加斗争了。她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来，这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散文有条理而简要地记叙了热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杨沫幼时跟父母去乡下收过租，那一桩桩农民交租卖地的惨剧撼动过她的心灵，因而当她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了从心中迸发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这篇短文虽然显得粗糙、简单，但感情是真挚的，显示了杨沫作品爱憎分明的特点。
这一时期她的创作热情很高。她说，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杂志投稿，杨沫发表于1937年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杨沫最初的创作有个特点，她不像一般年轻作家善于描写身边琐事，抒发个人情感，她是一开笔就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些是她熟悉的，也有些是不熟的，但她要努力地表现他们，替他们代言。《某家庭》、《死与逃》写了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两个普通家庭的悲剧，揭露日本侵略者倾销毒品、奴役劳苦大众的罪恶。前篇炳儿的爸被白面瘾缠身，日益堕落，丧失了人性；后篇小保妈被坏人勾引，抽起白面儿，不能自拔，结果家毁人亡。《浮尸》描写于老婆子的儿子上了汉奸的当，受他们招工的欺骗，丧失了生命，而于老婆子还在家里苦苦地盼着儿子归来，做着儿子发财、带回白花花的银元、花洋布还有几匣子点心的梦。这一个个辛酸的故事，有力地控诉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