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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在写《神秘的大苇塘》这篇散文时，她曾在小注中这样表示：“写起小说这类费力很大，而自己的能力——结构、布局、使用语言、个性刻画——说起来本无能得可怜……”那时苇塘的生活使她激动，但又觉得驾驭小说的能力还不够。三年过去，杨沫的创作能力提高了，终于完成她创作生涯中第一个中篇《苇塘纪事》。这篇描写冀中苇塘地区反扫荡的斗争生活的作品，又一次再现出人民战争生活的场面。《七天》描写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一场地道战。一位老同志带领七个新学员，在漆黑的地道里与日本鬼子周旋了整整七天七夜，终于取得胜利。关于这个时期的作品，杨沫在《红红的山丹花》的后记中总结道：“我感到它们的内容扎实了，有了生活基础，也有了些群众语言。但是，我并不喜欢它们。它们被我写得太实了，也就是现实生活太多，浪漫主义太少。丰富、光彩夺目、充满战斗气息的沸腾生活，却被我写得那么平淡无奇，黯然失色，不能动人心魄。”杨沫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历程中和她从事革命活动一样，不断解剖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创作也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
《青春之歌》：投身革命生涯的血
新的战斗开始了。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杨沫的心不能平静。沙滩红楼，就像一位历史老人，如今又看见它了，埋在杨沫心头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一下子全蹦了出来。走进西山温泉的山光水色，钻人热闹起来的北京小胡同，又把杨沫带回悲苦奋进的少年时代。天地变了，生活变了，可那流逝了的岁月却在杨沫的心中永驻。最初杨沫在《人民日报》社担任编辑，不久转到北京市妇联担任宣传部长。1950年杨沫生病休养期间，多少年来要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又翻腾起来。闲暇时比激战中更怀念亲人，更流连往事。受玷污自杀的贫苦女儿秀妮，被军阀绞死的方伯务，1933年那照亮前程的除夕之夜，在北戴河徘徊海边的痛苦与绝望，与大学生玄的最后分手，“九·一八”之后群情激昂的学生运动，抗战八年在冀中平原的日日夜夜，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运动，那些数不尽的牺牲了和活着的英雄们，都在杨沫的脑海中活跃起来。是时代塑造了杨沫的灵魂，是时代给了杨沫创作的命题。在思想、感情、生活艺术的准备都已完成之后，到了和平环境，杨沫才有条件实现她多年的宿愿。1951年杨沫提笔开始创作长篇，到1952年底写出二十万字的初稿，这时她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从事专业创作。把头脑中的形象变成文字是个艰苦的过程。而杨沫又处在病的折磨中。她常常是躺在床上写作，写了改，改了写，满意的留下，不行的撕掉再写，经过六七次的修改、重写，艰难地熬过六年漫长的时日，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三十七万字的《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在此之前《北京日报》曾连载过其中几章。初版的三十五万册《青春之歌》，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获得巨大反响，人们争相传看、购买。第二年，杨沫一鼓作气，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崔嵬、谢芳、秦怡、康泰、于洋等著名导演和演员参加了这部影片的制作。《青春之歌》为杨沫赢得了声望和荣誉。盛名之下的杨沫仍然是那样谦虚、热情、质朴。她吸收了读者的一些意见，用三个月时间，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增加了十一章，全书达四十多万字，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青春之歌》激荡了千百万人的心，前后销售达四五百万册，被翻译成日、英、法、越、朝、俄、希腊、阿拉伯、印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几国文字出版。在日本，从1960年翻译出版，到1965年，共印刷十二次，出版二十万册，这在日本也是惊人的数字。
这部小说描写北京的爱国青年学生在“九·一八”至“一二·九”的历史风暴里所进行的顽强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几位青年共产党人的形象，刻画了从苦闷访惶到觉醒的成长中的知识分子，写出他们的痛苦、欢乐、爱情和战斗，也描写了几个动摇、沉沦以至叛变的社会渣滓。在民族危亡系于一发的历史年代，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走上舞台充分表演。书中描写了众多的人物，但各具特色，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环境，成长道路，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处世哲学，也有自己的感情世界以及爱情生活。爽朗热情、潇洒不羁的卢嘉川常带着狡猾顽皮的微笑；稳健沉着、淳厚质朴的江华更多的是工人气质：“希腊女神”般美丽的林红面对死亡镇定自若。这三位坚定的共产党人具有共产主义战士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风采。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自私平庸的余永泽和戏弄人生、玩世不恭的白莉苹，个性和生活环境截然不同，但都走向沉沦堕落的泥坑。温柔、善良、沉静的王晓燕也走过曲折的路，但终于觉醒投入革命怀抱。而戴愉从共产党里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叛变投敌也有他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过程。还有徐辉、罗大方、许宁、李槐英等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群像，表现了时代的特征和风貌，他们又都站在各自的角度影响着主人公林道静。
《青春之歌》最成功的地方是塑造了林道静这个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杨沫对她太熟悉，太了解了。在这个形象里有杨沫自己的生活经历，更有杨沫的阅历、思考和典型化。杨沫站在更高的角度细致地写她所热爱的人物，使人物光辉夺目又血肉丰满。林道静纯洁、善良，有时表现得乖僻、执拗、倔强，有时又感情脆弱而缠绵。她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爱情的热烈追求都是独有的。她从一个富有正义感、反叛封建婚姻的个人奋斗者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经历了艰难的历程。要不是空前的民族危亡、激烈的学生运动，要不是党的教诲，要不是她亲身的实践，她也许会走向另一条道路。林道静的不幸、追求、抉择处处扣人心弦，她的方向在三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之中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在今天的现实中无疑也有她特别的教育意义。
《青春之歌》的写作长达六年时间，但读起来却使人感到流畅、紧凑，好像作者一提笔便没有停顿过，哗哗地一直写下来一般。人们拿起书几乎可以一口气把它读完。杨沫有本事把读者带进《青春之歌》的时代，让读者关心她笔下的人物，特别是林道静的命运。爱书中可爱的人，恨书中可恨的人。这是一部热烈、悲壮而深沉细腻的长篇，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这部长篇小说在当时，犹如清新甘露，浸润着千百万读者的心。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文学形象以巨大的磁力吸引过整整一代人。
小说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我感到最突出的是语言方面，无论是交待情节、描写人物以及对话等等，语言似乎不耐咀嚼、寻味，缺乏多变的表现力。这可能正如茅盾所分析的：作者的“词汇不够多，句法也缺少变化”的原因。
《青春之歌》问世后，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影响，在教育、文艺、青年等部门也受到瞩目，各报刊发表过不少赞扬、评论的文章。1959年初，《中国青年》、《文艺报》两家杂志社曾开展了对小说的讨论，许多学校、工厂、共青团组织也掀起了讨论，把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推向高潮。大多数人认为这部小说是优秀作品，持相反意见的代表是郭开，他在同年第二期《中国青年》和第四期《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和《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全盘否定《青春之歌》。他认为“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作者给她（林道静）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等等。这种教条主义的乱扣帽子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的严肃批评，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不仅重新抬头，而且发展到顶点。文化专制主义者把《青春之歌》诬蔑为“反党、反毛主席，为反党分子树碑立传的大毒草”，说“在青年读者中起了极坏的腐蚀作用”。这部小说遭到全国二百多种小报的批判。五十年代不正确的文学批评，六十年代后期法西斯式的文艺专断，都没能挡住杨沫前进的步伐。她不断总结《青春之歌》的创作体会，写过《我为什么写〈青春之歌〉？》、《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1958年），《谈谈林道静的形象》（1977年）等等。杨沫坚持走自己的路，尽管有时快，有时慢，但她并没有停过步。
杨沫拥有广大的读者，也得到真正评论家们的真诚支持与鼓励。文学巨匠茅盾发表了《怎样评价〈青春之歌〉》（1958年4期《中国青年》）称赞《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在人物描写、结构和语言三方面，茅盾也具体地指出了作品的不足。何其芳称《青春之歌》是“流荡着革命激情的小说”，“最能吸引广大读者的是那些关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描写、紧张的地下工作、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英勇的监狱斗争”（《〈青春之歌〉不可否定》，1959年第5期《中国青年》）。巴人赞扬《青春之歌》“是一部热情洋溢，对青年们有教育作用的好书”，它的主要成就“其一是由于作者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概括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各方面，斗争的复杂性和由此而引起的各种阶级关系的变化，构成了作品情节的生动性。其二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照亮了一群青年革命者的精神面貌。这就使艺术表现上也是热情洋溢，促人奋发的。”（1958年4月号《文艺月报》）当时人们称赞《青春之歌》，多是从她展现了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揭示了“青年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必由之路”这一层面去分析。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我认为，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限制，人们并未真正认识到或虽然感觉到却不敢深入探究《青春之歌》独具的艺术魅力。实际上，《青春之歌》正是从掀开人物的情感世界这一层面上塑造了一批各种类型有血有肉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从而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并使这部小说鲜明地有别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其他优秀作品。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之歌》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日本也在1960年日译版的基础上，参照原著新版再次改译出版。国内各报刊对于杨沫及其《青春之歌》的介绍与评论文章又多了起来。其中王永生的《小说〈青春之歌〉评析》一书（198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较系统地分析了小说的时代背景、人物形象、思想成就和艺术特色。张韧的《论杨沫的现实主义创作》（1981年第13辑《文艺论丛》）对杨沫的创作道路、创作个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进入六十年代、杨沫身患较重的冠心病，这时她的创作不多，但没有断，仍然写她所熟悉的抗日斗争生活。1963年杨沫调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并担任了北京市作协副主席。
短篇小说《永久的纪念》、《房客》、《红红的山丹花》、《我的医生》、《汇报》、《素不相识的大娘》等六篇在1962年至1965年写成。这六篇小说全采用第一人称写法，表现的又都是抗日烽火中根据地的战士、干部、群众和“我”——女八路的关系。他们在艰苦的岁月，掩护和抢救了“我”，帮助教育了“我”，表现了他们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品质和高度的革命觉悟与坚韧不拔的意志。有人评价作者在这个时期创作的“我”这个女八路的形象，“可以说是林道静形象创作的延续，她们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意义。”（张韧《论杨沫的现实主义创作》）
当杨沫身体好转，正要着手写《青春之歌》下卷时，不幸，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东方欲晓》：创作中有甜也有苦
在“四人帮”猖狂肆虐的日子里，杨沫被当作“三名三高”的典型、“大毒草”《青春之歌》的作者批判过，当作“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假党员”被批斗过，强迫她交待“反动历史”、“修正主义罪行”，杨沫坚强地顶过来了。到1971年她早就烦透了“靠边站”学习班里无尽无休的“学习”，占据她头脑的是应该写东西了。那时她心头常常浮现《青春之歌》下部的人物和故事。在1971年5月20日的日记（《风雨十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