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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承受着复杂的矛盾。祖母、母亲吃饭、睡觉、起床前，都一定要曾克和她们一同做祷告，第一句总得说：“我有罪，请上帝饶恕！”这句话，曾克像唱歌一样唱得很熟，慢慢地她不想这么说。她记得祖母、母亲常常对她说：上帝要求每个孩子都要遵守“不打人，不骂人，不说谎，不骗人”这四条戒律。她问奶奶和母亲：“我没有罪说有罪，不是说谎吗？”她们无言以对，但总是以要进天国为人生目标，要求幼小的曾克这样做。直到接受了唯物思想的父亲回到开封，她才逐渐摆脱了无罪说有罪的痛苦，并得到父亲给女孩解除封建枷锁的自由——不准家里给她缠足、穿耳、说婆家。
曾克五岁即人母亲办的私立初级小学读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曾克的父亲由于不肯到国民党大员铨叙那里登记而被通缉，并通知河南全省不准他在省内工作，这便促使他下了彻底革命的决心。这之后，曾克在开封第五小学和第一小学读高级小学。1929年至1936年她在著名的开封私立北仓女子中学读书。其间，沉迷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里，《格林童话》、《灰姑娘》、《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及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等作品，不仅最早给她带来文学上的趣味，还在她的心灵深处播下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她从父亲和老师楚图南（作家）、柯仲平（诗人）那里接触到新潮杂志《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和新文学及国外的文学作品——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梅特林克的《青鸟》和苏联的小说，这些使她如痴如迷的精神食粮，是她追求人生光明目标的动力。另外，在老师帮助下，曾克积极参与成立学生会、出墙报、办读书讲演会，讨论社会进化史、大众哲学和妇女解放问题，开始发表诗歌与散文，后来自己又自办墙报《五只手》。墙报，便是这位作家最初的操练场。
二
1935年冬，因响应北平“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曾克积极参加开封大学中学学生的罢课、卧轨、请愿运动，在陇海和京汉路上召开声援大会，发表演说，编印传单，战斗四天四夜，使火车中断一百多小时，因而被学校当局勒令退学。她父母都是学生爱国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学生在她家开会，她母亲不惜冷淡上帝而为卧轨学生送水送饭。翌年春，曾克在楚图南、罗绳武、冯素陶等老师的帮助下到上海江湾私立“腾佩福幼园”担任保教员，同时参加上海共产党文委的外围组织“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井在法租界萨菩赛小学当代课老师。1937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先修班，同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事爆发后，她参加了大夏大学地下党组织的“大世界难民收容所”的服务工作，不久她回到河南大学借读，同时投入开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学生演剧队，同大夏大学的同学柯岗和黎辛创办救亡刊物《争存》半月刊。
卢沟桥的抗日炮声，是一个民族的伟大召唤。在父母的支持下，曾克和妹妹曾兰分别离开了家，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工作。曾克先后在魏伯组织的河南学生救亡演剧队，接着即投入有共产党活动的国民党部队从事民众工作，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东北军181师学兵队和第五战区臧克家组织的文化工作团从分文艺宣传。这期间，她结识了东北作家于黑J－。于黑了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战乱中与妻子在上海分手，失去了联系。曾克与他因在工作和生活中彼此产生了感情而同居。1938年，他们一同到武汉，在李辉英等作家的帮助下开始发表和出版作品。她的处女作散文《战斗的心曲》就发表在武汉《大公报》副刊“战线”上，接着出版中篇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
这部报告文学受到文艺界的好评，茅盾在《文艺阵地》上以笔名“玄”发表评论并热情推荐：
在《中华儿女》中，我们已经看见勇敢的女性怎样在炮火的硝烟下工作；现在我们又看到另一个战区里勇敢的女性的剪影了。这本《在汤阴火线》就是那一群勇敢的女性的工作的记录，作者曾克也就是这一群中的一个。
……这里充满了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战斗者的奋发而愉快的 面影。……那一种紧张、热烈、愉快的空气，构成了壮丽的场面。
这本书的特色是充满了：对于胜利有确信，对于工作有热情 的，一群青年们的，活泼兴奋倔强愉快的笑声。
《在汤阴火线上》集中描述了“捉汉奸”、“包饺子”和“美人计”三个故事。作品表现了战士和老百姓情同手足同仇敌代的爱国精神。作品写得相当细腻：除夕，妇女队长赵大嫂带领全村妇女紧张地包饺子，送到战壕慰劳前方战士。当敌人进犯时，战士们嘴里的饺子还没有咽下便冲向敌人。一个小战士牺牲了，当人们把他抬回来时，发现他的口袋里还有咬过一口的饺子。这是十分感人的精彩情节。一个是妇女，一个是战士，他们，也就是全中国人们，都有一种精神，这是不可征服的伟大精神。
不久，曾克又创作了另一部七万余字的中篇报告文学《在战斗中》（1940年连载于重庆的《妇女生活》，个别篇章刊于茅盾主编的香港《文艺阵地》）。这部纪实作品是作者跟随部队踏遍河南战区十几个县的所见所闻所思的结果，所描写的对象除了抗日战士，还有普通民众，其中也有妇女、儿童，还有乡镇、矿山，所涉及的生活面相当广泛深入，写作上虽是更为自由、灵活，但字里行间则由许多故事为经贯穿全篇。这部报告文学当然主要表现军民英勇杀敌，视死如归，把同敌人你死我活的战斗视为“闪光的梦”，愿把青春献给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的抗日故事；但也写行军途中冻饿病死的尸体及战争所制造的各种惨状和凄凉，也写厌战情绪和逃跑，写充满生命意识的生与死的挣扎，也有战斗中一些平常小事。总之，这些悲壮的平常的故事和描写，更多了一些亲切和真实。
高长虹在1940年3月31日《新蜀报》副刊“蜀道”第84期上以《新星》为题评介她的作品，称她是“少年作家”中最“少”的一个，他说：“我看到这些作品，觉得很惊奇，出乎意料地，这沙漠中的绿洲，却像是天生下来叫她写作的。”对她作品的艺术成就尤为赞赏，她的那些描写“十分灵活”，“不是报告文学的写法，已经是一种艺术的写法了。”在描写人物方面，她“用很少的几笔画出人物的姿态、性格来”。
1939年到重庆，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任教于私立复旦中学，参加文艺界、中苏友好协会、东北流亡总会的抗日宣传活动，为“上海孩子剧团”的团员补习文化课。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她在武汉、重庆和香港的《妇女生活》、《自由中国》、《抗战文艺》、《大公报》、《文学月报》、《新蜀报》、《文艺阵地》等报刊发表小说、报告文学及话剧计三十多万字。创作上她虽是最初的尝试，却是十分成功的，形成影响，颇为当时文坛所关注。
三
1940年冬，经周恩来、邓颖超介绍，她与于黑丁一同奔赴延安，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事专业创作。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使她明确了作家创作的目的性，从此再没有离开过战斗生活；同年6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曾克喜欢现实主义作品，因此她所接触的作品多是一些具有强烈人民意识的作家的作品，并受其影响。曾克说：“我喜欢杜甫、白居易的诗，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传》、蒲松龄的《聊斋》、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柯仲平的《海夜歌声》，以及外国作家高尔基的《母亲》、《我的童年》、《我的大学》等作品并深受其影响。这大概同我的气质和我在文学上的追求有关。”
到延安之后，曾克说，她和黑丁在生活、感情上不断发生不协调的矛盾。黑丁过于粗暴和易于激动的性格，以及在学习、工作方面的兴趣、要求越来越有差异，是他们分手的主要原因。曾克说：“作为两个写作者组成的家庭，生活里应该随时议人生，淡写作，交流感情，但黑丁缺少这些。他总是忙忙碌碌，一天难得说上几句话。”曾克性格开朗，善于接受新事物，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她的这些生活都不为黑了理解和接受，以致于引起无端的猜疑和忌妒，有时甚至无理智地撕掉她的文稿（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大概是最不能容忍的），甚而还动手动脚，严重伤害了曾克的自尊和事业心。黑了虽然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但他未必就了解年轻妻子的心，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男子主义，也许还在捉弄他，自由的新鲜空气他还感到陌生，不理解应当如何对待女人。这便导致这一对战火烽烟中相爱的夫妻未能走完人生的旅程。
日本的投降给每一个中国人展示了一条新的大道。曾克和黑了一起奔赴晋冀鲁豫太行山根据地。使曾克心仪已久的新生活，正微笑着向她招手。她独自带着孩子和自尊，到基层人民中生活和写作。在太行，她任晋冀鲁豫文联理事、《北方杂志》编委，还到北方大学文学系宣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精神。当时曾克仍以深入生活为主，仍然从事专业创作，骑着小毛驴，带着孩子，一头扎进太行腹心地区左权、武乡、长治、邢台等地，和工农兵群众一起迎解放，搞土改，保卫胜利果实。火热的斗争生活，使她的创作格外活跃，那几年的创作结集为《新生命的检阅》，但未能出版，后来又辑为小说结集《新人》、散文结集《光荣的人们》出版，这是她明确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之后的成果。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文学创作，应该说是从这时候才算真正开始的。”（《新人·编后记》）
《新人》共辑短篇小说八篇，作者形象地再现了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各方面的伟大斗争。这些故事，有的描写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太行山群众与敌人进行尖锐复杂艰苦的斗争，有的表现军民粉碎敌人频繁而疯狂残忍的扫荡及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和坚持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作为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记录，这些文字的价值不可低估。其中短篇小说《掩护》和《爱》都是优秀之作。《光荣的人们》是新社会的颂歌——“……再也见不到挨冷受饿和没有工做的人。大家都在用劳动养育自己，用手创造自己的幸福。千年来压迫人和寄生的剥削阶级，受到了制裁，广大的工农劳动大众抬起了头、人类纯良的本质，高度的同志的友爱，沸腾的领导热情，是这社会的基本内容。仇恨只用在对付破坏这新生活的进犯者。眼泪虽然还会在最欢乐的时候进射出来，那也只是过去受难的即将消逝的影于。这儿人民走出贫穷、封建和愚昧，残废者各尽所能，组织起来互助的工作，连监狱都成了学校。”曾克在这里所描写的，正是这本书里的光明主题，是人民朴素的理想，是日后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美丽风景——一个新社会的蓝图。
四
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给中国这块苦难的土地带来最后的和平，中国人自己还得来一次你死我活的最后较量。1947年春——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的前夜，曾克正式参加野战军，在野战军新华总社任随军记者，跟着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正北战，在战士的行列中和行军、作战及大小会议上，都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同年夏，刘邓大军接受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要执行挺进大别山的反攻任务，部队决定，除了卫生部门和文工团的女战士外，女同志一律不参加南征。而这时已是一位母亲的曾克焦急万分，月夜向刘邓亲自请战，而终被获准，一时成为部队的美谈。
在跃进千里无后方的大进军中，曾克和野战军部队一起，冒着飞机的轰炸扫射，爬险山，涉恶水，终于进入大别山，她积极投入重建根据地的斗争，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到岳西县二区发动群众，支援野战军。这时，她创作了著名的报告文学《挺进大别山》。茅盾对这部作品予以充分的肯定。他在该书序文《读〈挺进大别山〉》中说：“严格说来，《挺进大别山》这集子内的各篇，还不是短篇小说，而是一种速写，或报道。正如作者在《前记》中所白：'这些东西，都是时间性较强的新闻，由于当时交通阻隔，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