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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人物的语言，是“可以从别人的谈话里推见说话的人物的”（鲁迅语）。如听到“我晕、我晕哪！”的叫喊，我们就知道这是《烛》中大妇特有的语言。我们甚至通过那发颤的声音，看到她满脸的盼望，触到她那颗渴望爱却又被弃的心。从“绿藻的繁殖很快，一天分裂两次半，它只需日光、空气、水和少量廉价的药品……将来有一天，每家的屋顶开辟一块可以晒到太阳的绿藻培养他，这一家人就可以取之不尽、食之不竭了。我们将和绿藻共同生存，繁殖在这世界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慷慨发言，看到微生物学家肖定谟的雄心大志（《绿藻与咸蛋》）；也从“感谢这一段友谊的散步。它使我认识一个可爱的男人，像你这样的男人才是我心目中寻找的对象的标准。有一天也许我们又偶然在街头上遇，那时我们又何妨像熟朋友一样地互道近况，只是我们现在该分手了，为的是，你应该回你温暖的家庭，我应该奔向我光明的将来。”的一段话，看出女主公怎样理智和向心爱的有妇之夫告别，因为她很清楚，这种散步不应继续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奔向光明》），突出她性格果敢、坚毅的性格。小学生振亚把自己装有鸡腿、肉丸的饭盒偷换贫穷同学装有萝卜干的饭盒而被老师查出时，却请求老师：“老师你不要讲出去吧。刘毅军的家里实在很穷，他天天吃白饭配萝卜干，所以……”展示出小振亚纯洁、美好的心灵（《萝卜干的滋味》），更从“我们看海去”，判定这是天真、聪明的小英子在读书和说话。、甚至从北京腔、天津卫、山东调、闽南语、客家话等不同的语音语调中，读出说话人的籍贯，身分、年龄和性格，作品也因此显示出强烈而鲜明的地方特色。不仅如此，林海音的人物语言还常常展示各人特有的情意和神态。如《琼君》中女主角在丈夫死了以后，她想再嫁，说出口的却是：“大小姐，我想朝前走一步。”这句话，把这个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熏陶的温柔少妇的怯弱心理写活了。她甚至连“改嫁”两个字都说不出口，可是那个语调，又分明满含着她对与她同龄的丈夫前妻之女的信赖和恳求。“你的宝贵青春都为爸爸牺牲了，你有充分的理由再嫁。”大小姐到底是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开朗、明智，对这个一向像朋友一样的后母充满同情，这一组对话，既点明她们不同性格，又突出了她们之间特有的情愫。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投影，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家心灵的镜子。林海音将满腔乡愁，编织在她的作品里，并着重描述了我国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女性人生悲剧，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妇女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大陆去台人员寂寞空虚的生活，表现了思亲和盼望祖国的主题。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儿童生活的丰富世界和台湾下层人民的不幸。她的作品是桥，沟通着海峡两岸同胞的心；是画，展现出祖国北方京城和南方海岛的美丽风景、习俗人情；是诗，吟诵出那埋藏在炎黄子孙心底的爱国深情。因此，我们说，无论她怎么“化”，她都是中国人民最欢迎的中国作家，道理就在这里。
黄庆云
阎纯德
翡翠般的南方，蓝天上飘着白云。那云，为生活编织童话，为大地酿造甘霖。
——摘自我的《文坛日记》
十年前，黄庆云对我说：“我从写作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孩子。至今，我还探索着，用我的笔，用我的心……”
从1938年发表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起，这位1920年5月10日生于南方名城广州的澄海著名女作家，已有五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出版了论文《民族诗人屈大均》（1939年，广东文物社），儿童读物《中国小主人》（1942年，桂林进步教育社）、《国庆日》（同上）、《庆云儿童故事集）（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云姐姐的信箱》（同上）、《地球的故事》（同上）、《妈妈的小模特》（1988年，香港启思出版社），儿童诗集《儿童诗歌集》（1947年，香港新儿童社）、《诗与画）（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幼儿园的诗》（1950年，广东通俗出版社）、《快活的童年》（196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儿朵朵开》（1963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北京外文出版社）、《和爸爸比童年》（196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儿歌新唱》（198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童话集《庆云童话集》（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庆云翻译童话集》（同上）、《奇异的红星）（195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195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月亮的女儿》（1982年，新蕾出版社）、《两个小石像》（1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天鹅的歌声》（翻译童话集，广东人民出版社）、《会叫的鸡蛋》（1988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脱了壳的乌龟》（1988年，香港启思出版社）、《怪电话）（香港真文化出版社），中篇小说《一支枪》（1950年，广东新华书店》、《爸爸的血》（1958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从小跟着共产党》（1958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活跃在粤赣湘边的小鬼连》（1958年，全年儿童出版社）、《从小跟共产党走》（198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中篇传记文学《不朽的向秀丽》（19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刑场上的婚礼》（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朝花》；1986年，明天出版社），选集《黄庆云作品选》（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长篇童话《金色童年》（1986年，广东新世纪出版社），小说《爱我香港》（1986年，香港明华出版社），长篇历史小说《香港归来的孩子》（1988年，明天出版社）及译作《英仙斩妖记》、《金河王》、《温妮啤啤》及《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等许多优美的童话、诗歌、小说和文学传记。
五十多年春风秋雨，斗柄转移，但只有她那躬耕不辍的身影，在孕育未来和光明的园地里闪动。被视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她始终不渝地把它认作神圣事业。虽然，被小读者呢称为“云姐姐”的黄庆云硕果累累，可她却说：“我算不上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是一个儿童文学的探索者……”
她探索着，创造着。在时间的长河里，她有自己的航线；在生命的运行中，她有自己的轨迹……
一
一个作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踏着他们散落在生活里的足迹，便能找到他们创作心理的脉搏。
我问过黄庆云的生活；她给我讲述了一部历史：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动荡的家庭。祖父本是一位到南洋做工的贫苦农民，结果暴富而归，便在广州置买家业，成了大户。可是他不到四十岁就下了黄泉，接着家道中落，连房子也只好变卖。黄庆云说，她是亲眼看着那个偌大的家庭像一座冰山一样瓦解的，正如巴金在《家》里描写的那样。这个变故，自然是时代的原因：帝国主义资本挤坍了华侨实业，以及民族解放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对人们的影响。而她，则在“既不算寂它，也不算幸福”中送走了童年。一个参加革命的姑姑惨遭杀害后，全家只好出走香港。这对只有六岁的黄庆云来说，说不上留恋，只有朦胧的恐惧和迷惑。在人的一生中，童年虽短，却是宝贵的，记忆犹新的。“我似乎没有合乎规格的童年。我的父母成天都为生存而忙碌，从来没有关注我的童年。我很小就学认字，是外祖母教的。大约四岁左右，就认识几百字了。父母的谈话我不懂。当他们注意到我的存在时，便让我读那令人厌烦的四书五经。但也有本一叫我感兴趣的书，那是《史记》，我把它当作传奇来读……”
童年，是一幅纯洁、明艳的画，永远镶嵌在她的记忆里。在她的身边，那些小伙伴多是穷苦的孩子。住在她家楼下的孩子是打绳的。他们一天到晚手执打绳工具，从这边到那边为妈妈打绳，背后还背着比自己小四五岁的小弟弟。那个跟妈妈到三楼的男孩子，小小的便干起大人的活儿了，她那时就想：“若没有他，我们家就吃不上饭，喝不上茶……”还有许多孩子，都有大人一般灵巧的手，有的包陈皮梅，有的装酸柠檬……这是他们的童年，和她不一样。可也有一样的时候：虽然他们的家庭彼此没有来往，但童年的黄庆云与那些穷孩子却共有一个大沙堆，那便是共同的乐园了。他们有时一起抓石子，有时捡贝壳，有时“煮小饭”——就算是过家家了。这些小伙伴给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打石的孩子。那时香港到处开山，爆破之后，一些女人和孩子再用锤子将石头敲碎。他们的十个指头都用破布包着，可是锤于常常砸破自己的手指，弄得满手都是血。“有一个藤厂的学徒，住在我家对面。”黄庆云回忆说，“他的工作是洗藤条、破藤条，而他常被师傅用藤条抽打得鲜血淋漓。他挨打的时候，哭得叫人揪心；师傅不在的时候，他唱歌唱得令人兴奋。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她还有一些同学，有的是织毛衣的、绣枕头的、织灯笼的，还有的是做小媳妇的。黄庆云在他们眼泪里浸泡着，于是那块纯洁的心田，便生出对罪恶的控诉，对弱者的同情；人类最善良的感情——人道主义，就在这时慢慢滋生。
“在我很小的时候，好像从每个小伙伴的背后，看到他们都拖着一条尾巴——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所处的社会。这些都化成信息，投进我不大开窍的脑子里，而后来，又是一呼即出的人物。”黄庆云的总结，是她童年生活的主要方面，自然是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
黄庆云的父亲曾留学日本，读专科学校，回国后当过绘图员、测量员、教员，还做过小生意，经常失业，可他是个逆来顺受的好好先生。妈妈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也当过教师、小职员，店员。可是这么一对，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慢，一个急，一个柔，一个刚。父亲是个乐天派，天塌下来当被盖；妈妈却忧柴忧米，事事操心。妈妈只让她和姐姐努力读书，怕“玩物丧志”，连玩具也不给，小狗、小猫、小鸟更不许养。没有玩的，姐妹俩便以看别人劳动为乐：看菜农挑水浇地，竟要等到人家把池塘的水挑干才走，可池塘是永远挑不干的；在街上看小店里包粽子，也是要看到不包完不离开。对于幼小的黄庆云来说，世界是新奇的，充满了幻想和色彩。
五岁那年，黄庆云有个故事，那完全属于她的独创。她从小胆子就大，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天她走过钻石电影制片厂，人家正教学员练习表演“偷视”，她也站在那里看热闹。有人也招呼她试试表演，她竟得了一百分。人家问她要不要学电影，她一口答应了。可是那时她连个名字还没有，只有个乳名“妹妹”，于是人家便给她起了个名字“黄梅”，并且，几个月后这个名字竟在电影学习班的证书上出现了。在学习班里，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哭泣”二字；这时，一个青年学员走到表演台上，手里拿着一件血迹斑斑的灰色长衫，边哭边诉，——他哥哥在沙基游行示威时，被帝国主义枪杀了。他伤心的哭声，感染了所有的学员，黄庆云也第一次跟大家一起，流着泪，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几十年后，她不止一次描写沙基惨案，成了她作品中的重要故事。以后，她在《爱河潮》里拍过一个镜头，在儿童故事片《小循环》里，也拍了几个镜头。爸爸妈妈知道后，她的艺术生涯也便结束了。但这一段有趣的生活虽然很短，却是她写作生涯里很长的一章。
黄庆云有个姐姐，可以说是她唯一朝夕相伴的“朋友”。亲姐妹间的最大乐趣就是互相讲故事，总题目是《两姐妹》。内容是姐妹俩如何帮助穷困的家庭做事，主人公就是她们自己。她回忆说：“我们把看到的一切劳动——种菜、烧火、上山砍柴、打石子、包粽子，都编进故事。有时姐姐讲，有时我讲，讲完一段又一段，没完没了。凡是我们在一起，就秘密地抢着讲，晚上下了蚊帐不睡觉，窃窃私语，甚至上厕所也一起去——为了讲故事。到了他们能用字写的时候，就用算术本子那小格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到了对画画有兴趣的时候，又把那故事一套一套地画成连环画；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们还演出……”这些最简单的故事，是她们生活的复述、童心的创造，是黄庆云文学之路的起点。
大自然是性灵和诗的源泉，人类从那里走向生活，走向社会。
有一年，爸爸在新界租了一个小园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