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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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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海音人物的语言,是“可以从别人的谈话里推见说话的人物的”(鲁迅语)。如听到“我晕、我晕哪!”的叫喊,我们就知道这是《烛》中大妇特有的语言。我们甚至通过那发颤的声音,看到她满脸的盼望,触到她那颗渴望爱却又被弃的心。从“绿藻的繁殖很快,一天分裂两次半,它只需日光、空气、水和少量廉价的药品……将来有一天,每家的屋顶开辟一块可以晒到太阳的绿藻培养他,这一家人就可以取之不尽、食之不竭了。我们将和绿藻共同生存,繁殖在这世界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慷慨发言,看到微生物学家肖定谟的雄心大志(《绿藻与咸蛋》);也从“感谢这一段友谊的散步。它使我认识一个可爱的男人,像你这样的男人才是我心目中寻找的对象的标准。有一天也许我们又偶然在街头上遇,那时我们又何妨像熟朋友一样地互道近况,只是我们现在该分手了,为的是,你应该回你温暖的家庭,我应该奔向我光明的将来。”的一段话,看出女主公怎样理智和向心爱的有妇之夫告别,因为她很清楚,这种散步不应继续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奔向光明》),突出她性格果敢、坚毅的性格。小学生振亚把自己装有鸡腿、肉丸的饭盒偷换贫穷同学装有萝卜干的饭盒而被老师查出时,却请求老师:“老师你不要讲出去吧。刘毅军的家里实在很穷,他天天吃白饭配萝卜干,所以……”展示出小振亚纯洁、美好的心灵(《萝卜干的滋味》),更从“我们看海去”,判定这是天真、聪明的小英子在读书和说话。、甚至从北京腔、天津卫、山东调、闽南语、客家话等不同的语音语调中,读出说话人的籍贯,身分、年龄和性格,作品也因此显示出强烈而鲜明的地方特色。不仅如此,林海音的人物语言还常常展示各人特有的情意和神态。如《琼君》中女主角在丈夫死了以后,她想再嫁,说出口的却是:“大小姐,我想朝前走一步。”这句话,把这个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熏陶的温柔少妇的怯弱心理写活了。她甚至连“改嫁”两个字都说不出口,可是那个语调,又分明满含着她对与她同龄的丈夫前妻之女的信赖和恳求。“你的宝贵青春都为爸爸牺牲了,你有充分的理由再嫁。”大小姐到底是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开朗、明智,对这个一向像朋友一样的后母充满同情,这一组对话,既点明她们不同性格,又突出了她们之间特有的情愫。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投影,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家心灵的镜子。林海音将满腔乡愁,编织在她的作品里,并着重描述了我国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女性人生悲剧,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妇女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大陆去台人员寂寞空虚的生活,表现了思亲和盼望祖国的主题。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儿童生活的丰富世界和台湾下层人民的不幸。她的作品是桥,沟通着海峡两岸同胞的心;是画,展现出祖国北方京城和南方海岛的美丽风景、习俗人情;是诗,吟诵出那埋藏在炎黄子孙心底的爱国深情。因此,我们说,无论她怎么“化”,她都是中国人民最欢迎的中国作家,道理就在这里。
  黄庆云
  阎纯德
  翡翠般的南方,蓝天上飘着白云。那云,为生活编织童话,为大地酿造甘霖。
  ——摘自我的《文坛日记》
  十年前,黄庆云对我说:“我从写作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孩子。至今,我还探索着,用我的笔,用我的心……”
  从1938年发表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起,这位1920年5月10日生于南方名城广州的澄海著名女作家,已有五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出版了论文《民族诗人屈大均》(1939年,广东文物社),儿童读物《中国小主人》(1942年,桂林进步教育社)、《国庆日》(同上)、《庆云儿童故事集)(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云姐姐的信箱》(同上)、《地球的故事》(同上)、《妈妈的小模特》(1988年,香港启思出版社),儿童诗集《儿童诗歌集》(1947年,香港新儿童社)、《诗与画)(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幼儿园的诗》(1950年,广东通俗出版社)、《快活的童年》(196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儿朵朵开》(1963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北京外文出版社)、《和爸爸比童年》(196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儿歌新唱》(198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童话集《庆云童话集》(1948年,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庆云翻译童话集》(同上)、《奇异的红星)(195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195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月亮的女儿》(1982年,新蕾出版社)、《两个小石像》(1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天鹅的歌声》(翻译童话集,广东人民出版社)、《会叫的鸡蛋》(1988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脱了壳的乌龟》(1988年,香港启思出版社)、《怪电话)(香港真文化出版社),中篇小说《一支枪》(1950年,广东新华书店》、《爸爸的血》(1958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从小跟着共产党》(1958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活跃在粤赣湘边的小鬼连》(1958年,全年儿童出版社)、《从小跟共产党走》(198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中篇传记文学《不朽的向秀丽》(19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刑场上的婚礼》(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朝花》;1986年,明天出版社),选集《黄庆云作品选》(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长篇童话《金色童年》(1986年,广东新世纪出版社),小说《爱我香港》(1986年,香港明华出版社),长篇历史小说《香港归来的孩子》(1988年,明天出版社)及译作《英仙斩妖记》、《金河王》、《温妮啤啤》及《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等许多优美的童话、诗歌、小说和文学传记。
  五十多年春风秋雨,斗柄转移,但只有她那躬耕不辍的身影,在孕育未来和光明的园地里闪动。被视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她始终不渝地把它认作神圣事业。虽然,被小读者呢称为“云姐姐”的黄庆云硕果累累,可她却说:“我算不上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是一个儿童文学的探索者……”
  她探索着,创造着。在时间的长河里,她有自己的航线;在生命的运行中,她有自己的轨迹……
  一
  一个作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踏着他们散落在生活里的足迹,便能找到他们创作心理的脉搏。
  我问过黄庆云的生活;她给我讲述了一部历史: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动荡的家庭。祖父本是一位到南洋做工的贫苦农民,结果暴富而归,便在广州置买家业,成了大户。可是他不到四十岁就下了黄泉,接着家道中落,连房子也只好变卖。黄庆云说,她是亲眼看着那个偌大的家庭像一座冰山一样瓦解的,正如巴金在《家》里描写的那样。这个变故,自然是时代的原因:帝国主义资本挤坍了华侨实业,以及民族解放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对人们的影响。而她,则在“既不算寂它,也不算幸福”中送走了童年。一个参加革命的姑姑惨遭杀害后,全家只好出走香港。这对只有六岁的黄庆云来说,说不上留恋,只有朦胧的恐惧和迷惑。在人的一生中,童年虽短,却是宝贵的,记忆犹新的。“我似乎没有合乎规格的童年。我的父母成天都为生存而忙碌,从来没有关注我的童年。我很小就学认字,是外祖母教的。大约四岁左右,就认识几百字了。父母的谈话我不懂。当他们注意到我的存在时,便让我读那令人厌烦的四书五经。但也有本一叫我感兴趣的书,那是《史记》,我把它当作传奇来读……”
  童年,是一幅纯洁、明艳的画,永远镶嵌在她的记忆里。在她的身边,那些小伙伴多是穷苦的孩子。住在她家楼下的孩子是打绳的。他们一天到晚手执打绳工具,从这边到那边为妈妈打绳,背后还背着比自己小四五岁的小弟弟。那个跟妈妈到三楼的男孩子,小小的便干起大人的活儿了,她那时就想:“若没有他,我们家就吃不上饭,喝不上茶……”还有许多孩子,都有大人一般灵巧的手,有的包陈皮梅,有的装酸柠檬……这是他们的童年,和她不一样。可也有一样的时候:虽然他们的家庭彼此没有来往,但童年的黄庆云与那些穷孩子却共有一个大沙堆,那便是共同的乐园了。他们有时一起抓石子,有时捡贝壳,有时“煮小饭”——就算是过家家了。这些小伙伴给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打石的孩子。那时香港到处开山,爆破之后,一些女人和孩子再用锤子将石头敲碎。他们的十个指头都用破布包着,可是锤于常常砸破自己的手指,弄得满手都是血。“有一个藤厂的学徒,住在我家对面。”黄庆云回忆说,“他的工作是洗藤条、破藤条,而他常被师傅用藤条抽打得鲜血淋漓。他挨打的时候,哭得叫人揪心;师傅不在的时候,他唱歌唱得令人兴奋。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她还有一些同学,有的是织毛衣的、绣枕头的、织灯笼的,还有的是做小媳妇的。黄庆云在他们眼泪里浸泡着,于是那块纯洁的心田,便生出对罪恶的控诉,对弱者的同情;人类最善良的感情——人道主义,就在这时慢慢滋生。
  “在我很小的时候,好像从每个小伙伴的背后,看到他们都拖着一条尾巴——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所处的社会。这些都化成信息,投进我不大开窍的脑子里,而后来,又是一呼即出的人物。”黄庆云的总结,是她童年生活的主要方面,自然是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
  黄庆云的父亲曾留学日本,读专科学校,回国后当过绘图员、测量员、教员,还做过小生意,经常失业,可他是个逆来顺受的好好先生。妈妈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也当过教师、小职员,店员。可是这么一对,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慢,一个急,一个柔,一个刚。父亲是个乐天派,天塌下来当被盖;妈妈却忧柴忧米,事事操心。妈妈只让她和姐姐努力读书,怕“玩物丧志”,连玩具也不给,小狗、小猫、小鸟更不许养。没有玩的,姐妹俩便以看别人劳动为乐:看菜农挑水浇地,竟要等到人家把池塘的水挑干才走,可池塘是永远挑不干的;在街上看小店里包粽子,也是要看到不包完不离开。对于幼小的黄庆云来说,世界是新奇的,充满了幻想和色彩。
  五岁那年,黄庆云有个故事,那完全属于她的独创。她从小胆子就大,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天她走过钻石电影制片厂,人家正教学员练习表演“偷视”,她也站在那里看热闹。有人也招呼她试试表演,她竟得了一百分。人家问她要不要学电影,她一口答应了。可是那时她连个名字还没有,只有个乳名“妹妹”,于是人家便给她起了个名字“黄梅”,并且,几个月后这个名字竟在电影学习班的证书上出现了。在学习班里,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哭泣”二字;这时,一个青年学员走到表演台上,手里拿着一件血迹斑斑的灰色长衫,边哭边诉,——他哥哥在沙基游行示威时,被帝国主义枪杀了。他伤心的哭声,感染了所有的学员,黄庆云也第一次跟大家一起,流着泪,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几十年后,她不止一次描写沙基惨案,成了她作品中的重要故事。以后,她在《爱河潮》里拍过一个镜头,在儿童故事片《小循环》里,也拍了几个镜头。爸爸妈妈知道后,她的艺术生涯也便结束了。但这一段有趣的生活虽然很短,却是她写作生涯里很长的一章。
  黄庆云有个姐姐,可以说是她唯一朝夕相伴的“朋友”。亲姐妹间的最大乐趣就是互相讲故事,总题目是《两姐妹》。内容是姐妹俩如何帮助穷困的家庭做事,主人公就是她们自己。她回忆说:“我们把看到的一切劳动——种菜、烧火、上山砍柴、打石子、包粽子,都编进故事。有时姐姐讲,有时我讲,讲完一段又一段,没完没了。凡是我们在一起,就秘密地抢着讲,晚上下了蚊帐不睡觉,窃窃私语,甚至上厕所也一起去——为了讲故事。到了他们能用字写的时候,就用算术本子那小格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到了对画画有兴趣的时候,又把那故事一套一套地画成连环画;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们还演出……”这些最简单的故事,是她们生活的复述、童心的创造,是黄庆云文学之路的起点。
  大自然是性灵和诗的源泉,人类从那里走向生活,走向社会。
  有一年,爸爸在新界租了一个小园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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