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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类的智慧不仅不肯相信这种解释，还干脆说，这种解释方法就不可信以为真，因为这种解释是把最微弱的现象视为最有力的论据。人们无意识行为的总和造成了革命，也造就了拿破仑，也只是这些无意识行为的总和，才容忍了，尔后又消灭了前后两者。
“但无论何时，有战伐必有征服者；无论何时，国家有变，必出伟人。”历史如是说。事实上，每当征服者出现，便爆发战争，这是人类智慧的回答，但这并不证明征服者便是战争的原因，且在个别人物的个人行动中能找出战争的规律。每当我看看钟，看到钟的指针走到十，便会听见邻近的教堂敲起钟声，但是，从指针走到十点祈祷钟声便敲响这一点出发，我无权下结论说，指针的位置是教堂的钟运动的原因。
每当我看到火车头起动，便听到汽笛声，看到阀门打开，车轮转动；但我无权由此得出结论：汽笛声和车轮转动是机车运动的实质原因。
农民说，暮春刮寒风，是因为橡树的芽苞绽开了，而事实上，每年春天当橡树抽芽时，都刮冷风。但是，虽然我不知道橡树抽芽时刮冷风的原因，我亦不同意农民的看法，认为橡树抽芽是刮冷风的原因，因为芽苞影响不到风力。我只看到日常生命现象中一些条件的偶合，我清楚，无论我多么仔细地观察时钟的指针，机车的阀门和车轮及橡树芽，我依然不会明白祈祷钟声，机车运动和倒春寒的原因。要明白其究竟，我必须完全改变观察点，去研究蒸汽、教堂大钟及风力的运动规律。史学也应如此。而且有人做了这方面的尝试。
为了研究历史规律，我们应该完全改变观察目标，敞开帝王大臣将军们，转而研究民众所遵循的同一类型的无穷小的因素。谁也无法说出，用这一方法，人类能获得对历史规律的几许了解；但是显而易见，这条途径有获取历史规律的机会；且这条途径使人类智慧付出的努力，还不及史学家用来描述帝王将相的行动，和据此行动发挥其想象所费精力的百万分之一。
02
操欧洲十二种语言的军队侵入了俄国。俄国军队和平民为避免其冲击而撤退至斯摩棱斯克，再由斯摩棱斯克撤至波罗底诺。法军以不断增涨的势头冲向莫斯科，冲向其运动的目的地。法军愈接近目的地，其势愈猛，如物体落地时的加速度一般。它后面是几千俄里饥饿的充满仇恨的国土；前面则距目的地只有几十俄里了。对此，拿破仑军队的每一士兵都感觉得到，入侵行动在不由自主地推进，勇往直前，全凭这一股冲力。
在俄军方面，愈往后撤，抗击敌人的士气便愈燃愈炽烈；士气因退却而振作和高涨起来，在彼罗底诺终于交火。任何一方的军队都没有溃败，而俄军一经交火便立即撤出战斗，其所以如此，正如一个球碰到另一个冲力更大的球向它冲来，必然要滚向一边去那样；而狂奔而来的袭击的球，也必然要滚出一片空间（虽然相撞时失去它全部力量）。
俄国人后退了一百二十俄里——撤离了莫斯科。法国人到了莫斯科停下来。以后，接连五周无战事。法国人没有推进。他们犹如受了致命伤的野兽，流着血，舔舐着伤口，五个星期呆在莫斯科毫无动静，突然，毫无缘由地向后逃跑；窜向卡卢日斯卡雅公路，同时，（在打了胜仗之后，因为小雅罗斯拉维茨城附近的战场对他们有利），一仗也不打地退得更快，退向斯摩棱斯克，退离斯摩棱斯克，逃至维尔纳，逃至别列济纳河，向更远的地方逃跑。
早在八月二十六日晚，库图佐夫和全军将士都相信：波罗底诺战役已获胜。库图佐夫亦曾如此禀报陛下。他发布命令准备新的一次战役以歼灭敌人，不是因为他想欺骗谁，而是因为他知道敌人已经失败，每一参加这次战役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
然而，就在当晚及第二天接连不断传来闻所未闻的死亡消息，损失半数军队的消息，这样，新的战役因兵员不足而不可能进行。
·无·法·在·此·时进行一场战役，因为情报尚未收集起来，伤员没有收容，弹药没有补充，阵亡人数没有统计，接替阵亡者的新的军官没有任命，人员忍饥挨饿，睡眠不足。而与此同时，在交战的次日早晨，法国军队却以迅猛之势，以与距离军方似乎成反比的加速运动，直向俄军扑来。库图佐夫想在次日发起攻击，全军将士也都这样想。但是，为了进攻，光有愿望是不够的；须要有进攻的可能性，可是此时，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此时不能不撤退一天的行程，然后又同样不能不后撤另一天，以至第三天的行程，最后，在九月一日，当队伍临近莫斯科时，尽管士兵们情绪高昂到了极点，事物的力量却要求这批部队走向莫斯科以东。他们也就又后撤了一天，即最后一天的行程，把莫斯科让给了敌人。
有的人惯于认为，整个战争以至各战役的计划，都是由统帅这样制订的，即像我们每人一样，坐在办公室看地图，设想他如何如何指挥这场那场战役；对于这些人，各种问题就提出来啦：为什么库图佐夫撤退时的行动不如何如何；为什么他在撤至菲利前不稳住阵脚；为什么放弃莫斯科后他不立即撤至卡卢日斯卡雅公路等等。惯于这样想的人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主帅采取行动所必备之条件。一个统帅的行动丝毫不同于我们轻轻松松坐在办公室里所设想的行动，因为在办公室里，我们是在已知各方兵力已知地形的条件下分析地图上的战役，从某一已知环节开始设想的。总司令总是不具备一个事件的始发点的条件，我们却总是具备这样的条件来研究一件事件。总司令总是处于事件进程的中间段，因此，永远不能，连一分钟也不可能对事件进程的意义作通盘考虑。事件默然地一分一秒地展现其意义，而在事件连续不断展现着的每一关头，总司令都处于极其复杂的角逐、计谋，焦虑，互相牵制，权柄，行筹，忠告，威胁和欺瞒等等的中心，随时必须对向他提出的无穷无尽、时而相互矛盾的问题做出回答。
军事学家过分严肃地告诉我们，库图佐夫在退至菲利之前早就应该调动部队至卡卢日斯卡雅公路，甚至有人提出过这个方案。但在总司令面前，尤其是在困难时刻，方案总不止一个，而是几十个同时提出。而且每一个基于战略战术考虑的方案都互相矛盾。总司令要做的事似乎是选择一种方案就行了。可是他连这一点也办不到。事件和时间不等人啦。比方说，有人向他建议二十八日转移到卡卢日斯卡雅公路，而同一时刻从米洛拉多维奇处驰来一名副官，询问现在就同法国人交火呢，还是撤退了之。他必须就在此刻，在这一分钟内下达命令。而命令退却会打乱我们向卡卢日斯卡雅公路的转移，紧接副官之后，军需官来问粮秣往哪里运，军医官来问伤员往哪里送；彼得堡的信使又带来陛下的诏书，不允许有放弃莫斯科的可能，而总司令的政敌，那个阴谋陷害他的人（这样的人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却提出一个与向卡卢日斯卡雅公路转移截然相反的新方案；但总司令本身需要睡眠和补充营养；可又来了一名未获赏赐的资深将军诉苦；居民则来恳求保护；派去察看地形的军官带回的报告，与先前派去的军官的说法完全相反；侦察员、俘虏与执行侦察任务的将军对敌军位置的描述各不相同。那些习惯于误解或忘掉任何主帅的行动所必备的这些条件的人们，或许会向我们表明菲利地区部队可在位置及其情况，因而断定，总司令本来能够在九月一日毫不费力地作出放弃抑或保卫莫斯科的决定，事实上，在俄军距莫斯科五俄里的地方，这一问题已不能成立。这一问题何时得以解决呢？是在德里萨，在斯摩棱斯克。尤为明显地是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二十六日在波罗底诺，是在从波罗底诺到菲利撤退时的每一天，每一小时和每一分钟就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
03
俄军撤离波罗底诺后，驻扎于菲利附近的地区。叶尔莫洛夫策马视察了阵地后，来见元帅。
“在这样的阵地上打仗是不行的，”他说。库图佐夫惊奇地看了他一眼，让他再说一遍。当他说完后，库图佐夫把手伸给了他。
“把手伸给我，”他说。他把那只手翻看了一下，摸了摸脉，说道：“你不舒服，亲爱的。想想你说些什么。”
库图佐夫在波克隆山，在距多罗戈米洛夫关六俄里处下了马车，在路边一张长凳上坐下。一大群将军们聚在他四周。莫斯科来的拉斯托普钦伯爵也在其中。这群精英分成了小组，互相议论阵地的利弊，部队的状态，各种不同的方案，莫斯科的现状，总之是关于军事问题。大家觉得，虽然没有被赋予讨论的使命，也没有这样的名目，但这就是一次军事会议。谈话始终保持在这些共同的问题范围内。要是有人透露或打听私下传闻，声音就低了下来，随之又立即转到共同问题上。没有戏谑，没有笑声，连笑容也不曾出现在这些人中间。大家努力保持高贵的身份，各小组虽在分开议论，又都努力保持与总司令的近距离（他坐的长凳成了各组的中心点），声音总要使他能够听得到。总司令在倾听，并时而询问他周围的人在说什么，但未参与谈话，也不表示意见。他大部分时间听一个小组的谈话，然后神情沮丧地——仿佛他们谈的完全不是他想了解的那样，——转过身去。一些人议论选定的阵地，但不就事论事，反而评论选择阵地的人的智力；另一些人在证明，早就铸成了大错，本来应在前天发动战斗；另一些人谈的是萨拉曼卡之战，身着西班牙军装刚刚到来的法国人克罗萨叙述颇为详尽（这名法国人同在俄军服役的一些德国亲王一道，分析了萨拉戈萨城之被围。①曾经预料过也会那样保卫莫斯科的）。第四圈人中，拉斯托普钦伯爵在谈他决心与莫斯科义勇队一道捐躯于城下，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惋惜他当时处于情况不明之中，如果他先就知道是这样，情况就会不同……。第五圈人阐述了他们战略设想的深刻性之后，讲了部队今后应向何方运动。第六圈人则言不及义。库图佐夫的面容越来越焦虑消沉。从这些人的所有谈话中，库图佐夫看到一点：保卫莫斯科是没有任何兵力上的可能性的，照其意义充分讲来就是如此，即是说，其不可能的程度很大，假如哪个昏聩的总司令下达了作战命令，也只会出现一场混乱，而战斗仍不会发生；不会发生，是因为高级军官不仅承认据守之不可能，而且在谈话中只讨论无疑要放弃这场防守战之后的事态。军官们如何能率领士卒奔赴他们认为不可能打一仗的沙场呢？下级军官，以至士兵（他们也议论纷纷）同样认为据守不可能，因此不能明知失败而去硬拼。若谓贝尼格森坚持过防守战，其他人还加以讨论过，则此刻这一问题本身已无意义，其意义只在于作驳难和阴谋的藉口。这一点库图佐夫是明白的。
①一八○八年法军围攻西班牙萨拉戈萨城，该城防守数月才被法军攻陷。
选好阵地的贝尼格森，热烈地表现了一番爱俄国的爱国精神（对此，库图佐夫只得皱眉头）之后，坚持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明白如昼地看到了他的目的：如果保卫战失败——把过失推给库图佐夫，是他不战而回师麻雀山，但假如成功呢——则记在自己帐上，要是不采纳建议么——则可为自己开脱放弃莫斯科的罪责。但这一阴谋现在已不能使老人有所触动。一个可怕的问题抓住了他，怎样解开它的答案，他还未听到过谁说出来。这个问题现在仅仅是：“难道放拿破仑到莫斯科的是我吗，是我什么时候放他进来的？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昨天当我向普拉托夫下令撤退的时候，或是前天晚上我要打个盹、命令贝尼格森处理军务的时候？或者还要早些吗？……但是在什么时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这件可怕的事呢？莫斯科该放弃，军队该后撤，所以必须这样下令。”下达这道可怕的命令，好像与拒绝就任总司令是一回事。可是不一样，他爱掌权，也习惯于掌权（驻扎于土耳其时，作为僚属，他对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受到的尊敬艳羡不置）；他相信他肩负拯救俄罗斯的使命，谨此之故，才违背皇上的旨意，顺从民心，他被遴选为总司令一职。他相信，唯独他一人能在此危难之际充当元戎之任，全世界也唯有他一人能无所畏惧，承认不败之拿破仑为己之敌手；但是，一想到他必须下达的那一道命令，便不寒而栗。应该决定些事情呢，应该制止他周围越来越漫无边际的谈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