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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皮埃尔一道被关押的全部俄国人，都是最低阶层的。他们认出他的老爷身份后，对他会说法语而更疏远他。皮埃尔抑郁地听任他们嘲笑自己。
第二天晚上，皮埃尔得知，这些人（他也可能包括在内）将以纵火罪受审。第三天，皮埃尔同另一些人被带进一座房子，里面坐着一名白胡子的法国将军，两名上校和另几名臂上系绶带的法国人。这些法国人对皮埃尔等人，用自以为可以超脱人类弱点的精确和肯定语气（通常对待被告就是如此），问了：他是谁？到过哪里？有什么目的？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些问题，像法庭上问的全部问题一样，抛开事情的本质，排除显示其本质的可能性，其目的只是要选成一道沟渠，法官们希望被告的回答顺着这道沟渠流出来，把被告引向预期目标，即是判处他的罪行。每当被告开始讲出不适宜判决目的的话，沟渠就被移开，水就可以随便流到什么地方。皮埃尔更体会到了被告在所有法庭上都体验到的莫名其妙的心情：——这就是对他提出各种问题的目的。他觉得，不过是出于宽容，或者是出于礼貌，才使用虚设的沟渠这种手段。他知道，他处于这些人的权力之下，也只有这种权力把他带到这里来，也只有这种权力赋予他们要求他回答提问的权利，他们开会的唯一目的是给他定罪。那末，既然拥有权力，又有定罪的意图，那就不须要审讯和法庭这种手段了。显而易见，任何回答均可作为招供的罪状。问他被捕时在干什么，他有些悲壮地回答说，他正在把那个qu‘ilavaitsauvédesflammes（从火里救出的）孩子交给他的父母。问他为什么同抢劫者斗殴呢？皮埃尔回答，他在保护女人，保护受辱的女人是人人的责任，而且……他被阻止了：这与案情无关。问他为什么到着火的房屋的院子里去呢，这是证人看到的？他回答说他要看看莫斯科发生的事情。他又被打断：没问他到哪里去，而是问为什么在火场附近呆着？又问他是谁？——第一个问题又重复提出来，他曾说他不肯回答。现在他依然回答，说他不想谈这个问题。
“记下来，这不好。很不好。”白胡子将军红着本来就微带红色的脸严厉地说。
第四天，祖博夫斯基要塞起火。
皮埃尔同另外十三人被押送到克里米亚浅滩一家商人的马车房。通过街道时，皮埃尔被似乎笼罩全城的烟闷得透不过气来。四面都在着火。皮埃尔当时还不明白莫斯科被焚烧的意义，只是恐怖地看着各处在燃烧。
在克里米亚浅滩边那座房子的马车棚里，皮埃尔又过了四天，在此期间，从法兵谈话中得知，所有关押的人每天都在等着大元帅随时作出的决定。哪位大元帅，皮埃尔未能从士兵口里听说出来。对士兵说来，大元帅显然是代表最高层的有点神秘的权力。
九月八日前，即被俘者第二次受审那天以前的日子，皮埃尔觉得最难过。
10
九月八号，俘虏们的车房里进来了一位很重要的军官，这从看守对他的尊敬程度上看得出来。这位军官，大概是参谋部什么人，拿着一份名单，点全部俄国人的名，呼叫皮埃尔为：celuiquin‘avouepassonnom（不愿说出姓名的人）。他冷淡地懒洋洋地看了一遍被俘的人，吩咐看守军官给他们穿着得像样，收拾整齐，然后带去见元帅。一个钟头后，来了一连兵，于是，皮埃尔和另外十三个人被带往圣母广场。那是雨后晴朗的一天，空气非常清洁。烟不像皮埃尔从祖博夫斯基要塞拘留所被带出来的那天那样低垂：透过清洁的空气像圆柱似地向上升腾。火光是哪里都见不到了，但四面八方都有烟柱在往上升，而整个莫斯科，就皮埃尔所能见到的地方而言，成了火灾后的一片废墟。随处可以看见只剩炉灶和烟囱的瓦砾场，偶尔有些地方剩下石砌房屋的烧焦了的墙壁。皮埃尔观察这些废墟，他熟识的那些街坊已辨认不出来。一些地方还看得见完好的教堂。未遭破坏的克里姆林宫从远处显露着白色的轮廓，连同它的塔楼和伊凡大帝钟楼。近处，新圣母修道院的穹窿灿烂地闪光，钟声也格外响亮地从那里传来。钟声提醒皮埃尔，这是星期日，圣母诞生节。但是，似乎无人庆祝这个节日：到处是灾后的残破景象，偶尔能碰到的俄国人，都衣衫褴褛，惊惧恐慌，一见法军便躲藏起来。
显然，俄国的这个窝巢已经倾复和毁坏了，但在俄国生活秩序被摧毁的背后，皮埃尔不自觉地感到，这倾复的窝巢之上，已建立起完全不同的，稳定的法国制度。他从押解他和其他罪犯的士兵的整齐队形、精神抖擞、心情愉快地行进的样子看出；他从乘坐由一名士兵驾驶的双套车的某个法国重要文官迎面开来的样子看得出来，从左边广场传来的军乐队的愉快乐曲也使他感到这点，而尤其是，从今天早上前来的法国军官宣读囚犯名字的那份名单上更使他明白了这点。抓皮埃尔的士兵，把他带到一处，又把他连同另外几十个人带到另一处；他们好像会忘记他，把他同其他人混起来似的。但不对：他想起他回答审讯时，又被人称呼：celuiquin‘avouepassonnom（不愿说出姓名的人）。皮埃尔顶着这个现在使他觉得害怕的名称，他正被带往某个地方，押解人的脸上带着明白不误的自信，所有其余囚犯和他正是他们需要押送的人，他们正被带往需要去的地方。皮埃尔觉得自己是落入他不认得的却准确运行着的机器轮子里的小小木屑。
皮埃尔同其他罪犯被带到圣母广场右边，离修道院不远，靠近拥有一个大花园的那座白色的巨大宅院。这是谢尔巴托夫公爵府，皮埃尔以前常来这里拜访主人，现在，他从士兵谈话得知，这里驻扎着元帅，艾克米尔公爵（达乌）。
他们被带至门廊前，开始一个个地被领进屋子，皮埃尔是第六个被领进去的。经过有一面玻璃窗的走廊，过厅，前厅，（这都是皮埃尔熟悉的），他被带进一间狭长的办公室，门口站着一名副官。
达乌坐在房间的尽头，俯身靠着桌子，鼻梁上架一付眼镜。皮埃尔走到他的近傍。达伍没有抬起眼睛。显然在批阅他面前的公文，他不抬眼睛，低声地问到quiêtesvous（你是谁）？
皮埃尔沉默着，因为他说不出话来。他觉得达乌不单是一名法国将军、对皮埃尔说来，达乌是以残忍出了名的人。皮埃尔望着达乌（就像一位愿意暂时耐心等待回答的厉害的教师）的那张冷酷的脸，他觉得，每延迟一秒钟，都要付出他生命的代价；但他不晓得说什么。说他第一次受审时说的那些话吗，他决定不下来；公开自己的头衔和地位又很危险，而且羞于这样作。皮埃尔沉默着。但在皮埃尔未及决定怎么办时，达乌抬起了头，把眼镜推到额头上，眯缝眼睛仔细观察了皮埃尔一番。
“我认识此人。”他用从容不迫的冷冷的嗓音说，显然以此吓唬皮埃尔。一股寒气先穿过皮埃尔的背脊，然后像老虎钳一样夹住他的头。
“Mongènèral，vousnepouvezpasmeconnaitre，jenevousaijamaisvu…”
“C‘estunespionrusse。”①达乌打断他的话，对屋内的另一位将军说，但皮埃尔未曾留意到这位将军。达乌又把脸也转向那个将军。皮埃尔突然声音震颤地急忙说道：
①“您不可能认识我，将军，我从未见过您……”
“Non，monseigneur，”他说，又同时意外地想起达乌是公爵。“Non，monseigneur，vousn‘avezpaspumeconnaitre。Jesuisunofficiermilitionnaireetjen’aipasquittéMoscou。”
“Votrenom。”达乌再问一遍。
“这人是俄国间谍。”
“Besouhof。”
“Qu‘estcequimeprouveraquevousnementezpas？”
“Monseigneur！”①皮埃尔喊叫起来，不是用委屈而是用祈求的口气。
达乌抬起眼睛仔细看皮埃尔。他们彼此对视了几秒钟，这一“看”使皮埃尔得救。这一“看”便使两者之间，绕过战争和审讯，建立起了人与人的关系。这一时刻，他们两人都模糊地连连感觉到数不清的事情，明白了他们两人都是人类的孩子，是弟兄。
达乌从名单上抬起头来，（那名单上标志着人事和人的性命的是一些号码），他第一眼看见的皮埃尔只是一个小道具而已，达乌可以无愧于心地把他枪毙；但现在他在他身上看到了人。他沉思了一会儿。
“Commentmeprouverezvouslavèritèdicequevous
medites？“②他冷冷地说。
皮埃尔想起了朗巴莱，叫出他的团名，他的姓氏，和房子坐落的街道。
“Vousn‘êtespascequevousdites。”③达乌又说。
①“不，阁下……不，阁下，您不可能认识我。我是民团军官，我没有离开莫斯科。” “您的名字？” “别祖霍夫。” “谁能证明您没撒谎？” “阁下。”
②您怎样向我证明您说的是真的呢？
③您不是您说的那个人。
皮埃尔哆嗦着断断续续举出例子来证明自己所说的是事实。
但这时进来一位副官，向达乌报告某件事。
达乌一听副官报告的消息，立即露出高兴的样子，并开始扣扭扣。看来他完全忘了皮埃尔。
当副官向他提起俘虏的时候，他皱起眉头往皮埃尔那边点点头说要把他带走。但该带往何处，皮埃尔则不知道：是回到车房，还是带到刑场上去，那个地方难友们在经过圣母广场的时候指给他看过了。
他回过头，看到副官在询问什么事。
“Qui，sansdoute！”（对，自然如此！）达乌说，但什么是“对”，皮埃尔不知道。
皮埃尔记不请怎样走的，是否走了很久，往哪里走的。他在脑子完全空白和麻木的情况下，看不见周围的任何东西，只是动脚同其他人一齐走，直到大家停下，他也停下。
在这全部时间内，只有一个想法缠绕在皮埃尔脑子里。这就是：谁，究竟是谁，最终判决他的死刑的？这不是委员会审讯他的那些人：他们当中谁也不愿意这样做，并且看来也不能作出这一判决。这也不是达乌，他是那么人道地看着他的。要是再等一分钟，达乌就会明白他们干得蠢，但是前来的副官妨碍了这一分钟。而这个副官显然不想干坏事，但他本来可以不进来的。那终究是谁要处死地，枪毙他，夺去他皮埃尔的生命——连同他的全部记忆，志向，希望和思想呢？
谁决定的？于是，皮埃尔感觉到，这里没有谁会这样干。
这是制度，是各种情况的凑合。
某个制度要杀死他——皮埃尔，要剥夺他的生命和一切，要消灭他。
11
离开谢尔巴托夫公爵府，俘虏们被带着直接往下走，经圣母广场，到圣母修道院左边，然后又被带到一个菜园，那里竖立着一根柱子。柱子后面是掘好的一个大坑，边沿有新垒起的泥土，土坑和柱子附近，呈半圆形站着一大群人。人群里小半是俄国人，大半是拿破仑的不当班的军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等，他们穿着各式制服。柱子左右两边，站着排成行的法军，他们身穿带有红色穗条肩章的蓝制服，脚登皮靴，头戴圆筒帽。
罪犯是按名单上的顺序排好（皮埃尔站在第六名），被带到柱子前面去的。几面军鼓突然从两边敲响了，于是皮埃尔感到，随着鼓声灵魂好像飞走了大半似的。他失掉了思考和理解的能力。他只能看和听。并且，他只剩下一个愿望，希望快点儿发生完应该发生的可怕事情。
皮埃尔朝难友望去，一个个地看他们。
头两个人是剃光了头的囚犯。一个又高又瘦；另一个黧黑，多毛，肌肉强健，长了个扁鼻子。第三人是个家奴，约四十五岁，头发已开始灰白，身体肥胖，保养得好。第四个是农夫，很漂亮，有一大把褐色的胡子和一双黑眼睛。第五个是工场伙计，黄皮肤，瘦小，十八九岁的样子，穿外套。
皮埃尔听到法国人在商议如何枪毙：一次枪毙一个或是两个？“两个。”为首的军官冷漠而平静地说。士兵的队列里有了动静，可以看出都在忙着，而大家的忙，不是忙于去干大家明白的事，却是忙于去完成一件必须完成的，但不愉快也不可思议的事。
一个佩绶带的法国官员走近一排犯人的右手边，用俄语和法语宣读判辞。
然后，两对法国兵走近犯人，根据军官的指示。带出站在前头的两名囚犯。囚犯走到柱子前停下，在法国兵去拿口袋来的功夫，默默地看着周围，像被打伤的野兽望着走过来的猎人。一个老是划十字，另一个在抓背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