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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以神秘，因为规定这些力量运动的法则，我们还不了解），却继续起着作用。
虽然，历史海洋的表面似乎不在运动，但人类却像不断前进的时间一样，继续向前迈进。人们所组成的各种集团建立了，又解散了。国家的建立和解体以及各个民族的迁移的种种原因都在酝酿着。
历史的海洋，已不像先前那样从此岸向彼岸凶猛急遽地冲击；但它却在海水的深处汹涌翻腾。历史人物也不像先前那样被波涛从此岸向彼岸卷过来卷过去；现在他们仿佛停留在原处，只是在漩涡里打转。原先，这些历史人物领导着军队，发布命令，宣战、出征、会战，藉之以击退民众运动；而现在却巧用政治和外交手腕，利用法律和条约来击退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
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史学家们称之为反动。
史学家们在描述这些过去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们，因为史学家们认为那些历史人物就是他们所指的反动的祸根。当时所有闻名的人物，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埃尔夫人、福蒂、谢林、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和其他一些人物都遭受到史学家们的严正的审判，并视他们是否有助于进步或反动而宣告无罪或加以谴责。
按照史学家们的记载，这一时期在俄国也发生过反动，这次反动的元凶，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正是这个亚历山大一世（仍然是按照史学家们的记载）在其统治初期就倡导自由主义，宣扬拯救俄国。
在现有的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没有一人不因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的错误行为而向他投掷石子。
“他本应如此这般地行事。他在某件事上做得好，而在另一件事上则做得糟。他在当政初期和一八一二年干得很出色；但是，给波兰制订宪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权授与阿拉克契耶夫、鼓励戈利岑和神秘主义，嗣后又鼓励希什科夫和福蒂，这些事就做得很糟。他过问前线的军队，做得不对；解散谢苗诺夫兵团，他也处理得不当，等等，等等。”
史学家根据他们所具有的关于人类福利的知识，对亚历山大一世所作的种种责备，如果要加以枚举的话，就得写满整整十页纸。
这些责备是什么意思呢？
亚历山大一世受到史学家赞扬的行为，如登位初期的一些自由主义的创举、抗击拿破仑、一八一二年所表现的强硬态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同那些受到史学家谴责的行为，如成立神圣同盟、使波兰复国、二十年代的反动，不都是从形成亚历山大一世个性的血统、教育、生活诸条件的同一根源中产生出来的吗？
这些责备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质在于：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处于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顶峰、就像是处于夺目的历史光辉在他身上聚成的焦点上的历史人物。像他这样的人物，理应受到伴随权力而来的阴谋、欺诈、阿谀、自欺的世上最强有力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他一生中的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个人物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样，有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望——这个人物在五十年前，并非缺乏美德（史学家也没有在这方面责难他）。但是他却没有当代教授们对人类幸福所具有的看法和观点——这些教授们从青年时代起就钻研学问，广谈博览，领会讲义材料的精神，并把他的心得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假定说，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类的幸福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么，当然也应该这样认为，指摘亚历山大的史学家对人类幸福的观点，在若干年之后，也将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这种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必不可少，那是因为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看到，对人类幸福的看法，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作家的不同，在不断地改变着。因此，本来认为是福，十年后就会认为是祸，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对祸福的看法有时也是完全矛盾的。例如，一些人认为给波兰以宪法和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劳，但另一些人却因此而谴责亚历山大。
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说有益或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假如某些人不喜欢某些活动，无非是因为这些活动不符合他对幸福的狭隘的看法。不论是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保存，还是俄国军队的光荣，或者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的繁荣，或者波兰的自由，或者俄国的强大，或者欧洲的均衡，或者欧洲的某种文明进步，对这些现象不论我是否认为是福，我都得承认，任何历史人物的行为，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带有普遍性的目的。
可是，我们假定所谓科学有调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好坏永不改变的尺度。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能够按照另外一个样子来做这一切事情。我们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终极目标的人的指示行事，同时依照现在指责他的人所提供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似乎也没有更新的纲领了）治国。我们假定，可能有这么一个纲领，而且已经拟定好了，亚历山大也按照这个纲领来办了。那么，那些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的人们的一切活动——史学家认为那些活动是有益的，好的，会成什么样呢？这种活动是不会有的，实际的生活也不会有，所有这一切都不会有的。
如果说，人类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可能有实际生活了。
02
如果像史学家那样认为，是伟大的人物引导着人类达到一定的目的——如俄国或法国的强大，欧洲的均衡，革命思想的传播，普遍的进步，或者是其他任何方面，那么不用机遇和天才这两个概念，就无法解释历史现象了。
如果本世纪（十九世纪）初欧洲历次战争的目的乃在于实现俄国的强大，那么，没有战争和侵略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如果目的是为了法国的强大，那么，不进行革命，不建立帝国，这个目的也能达到。如果目的是传播思想，那么，出版书籍就比动用武力有效得多。如果目的是为了文明进步，那么，不用多说，除了使用屠杀生命和销毁财富的手段之外，还有其他更适宜于传播文明的途径。
那么，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生而不是另一种情况呢？
历史告诉我们：“机遇创造时势，天才加以利用。”事情就是这样。
但什么是机遇？什么是天才？
机遇和天才并不表示任何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因此无法下定义。这两个词只表示对现象的某种程度的理解。我不知道某种现象怎么会发生。我想，我无法知道，因此也不想知道，我就说：这是机遇。我看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产生同人类本性不相称的行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只好说，这是天才。
羊群中有一头公羊，每天晚上牧羊人把它赶进一个特殊的单独羊圈，去喂养，于是它长得比别的羊肥一倍，对这群羊来说，这只羊似乎是一个天才。这头羊每天晚上不是进普通的羊圈，而是到特殊的单独羊圈里去吃燕麦，于是这头羊长得特别肥，被作为肉羊送去屠宰。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天才与一系列特殊的偶然机会的奇妙结合。
但是，那些绵羊只要不再认为，它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它们这群羊的目的；只要认为它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有它们所不了解的种种目的。那么，它们就会立刻看到，那头养肥的公羊所遇到的事情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即使它们不知道喂肥这头公羊的目的何在，它们起码知道，那只公羊的遭遇绝非偶然，因此，不论是机遇还是天才这些概念，它们已经无须去了解了。
只要不去探求眼前容易理解的目的，并承认最终目的是无法知道的，我们就能看出那些历史人物一生中遇到的事情的连贯性和合理性。我们才能发现他们那种不符合人类本性的行为的原因，因而我们也就不需要机会和天才这些名词了。
我们只有承认，欧洲各国人民动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以下事实；起初在法国，后来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鲁士，在奥地利，在西班牙，在俄国——在这些地方都发生了屠杀事件；还有，西方向东方进军，东方向西方进军，所有这些事件构成了一个共同的本质。这样我们不仅不必在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二人的性格中去找他们独有的特点和天才，而且对这两个人也不可另眼相看，认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同时我们也无须用偶然性来解释促使这些历史人物本身发生变化的那些琐事，而且将会明显地看出，这一些琐事也是必然会发生的。
放弃对最终目的的探求，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一种植物有一种植物的花朵和种子，我们无法去空想更适合于这种植物的其他花朵和种子。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其他两个有各自经历的人能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更合适地、更细致地和更彻底地完成他们天赋的使命。
03
本世纪（十九世纪）初叶，许多欧洲事件中的一个重大事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的民众自西向东、后来又自东向西的黩武活动。这种活动是从自西向东的进军开始的。
西方各国为了能够完成直捣莫斯科的好战行动，必须做到：一、组成一支足以对付东方军队的庞大军事集团；第二、摈弃一切旧有的传统和习惯；第三，要有一个首领，在进行其军事活动时，他既能为他们，也能为他自己的欺诈、抢劫和屠杀等行为进行辩护。
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旧的不够强大的集团逐渐崩溃，旧习惯和旧传统逐渐消亡，具有新规模的集团、新习惯和新传统逐步形成，一个领导未来运动并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的人物应运而生。
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名望，甚至祖籍不是法国的人似乎凭借极其奇特的偶然机会，在使法国波动的各党派之间，不依附其中的任何党派，竟然出人头地，爬上了显赫的地位。
同僚的浅薄无知、对手的软弱而渺小、本人的撒谎本领、华而不实和刚愎自用使他成为军队的首脑。意大利士兵的优良素质、敌人的丧失斗志、孩子般的冲动鲁莽和盲目自信，使他获得了军事声望。他到处碰到的都是所谓的机会。他在法国执政者面前失宠反而造成他的有利形势。他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未成功；他投奔俄国军队，未被录用；要求去土耳其参军，也没有去成。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几次处于死亡边缘，但每次都意外地得救。俄国军队，就是那后来使他身败名裂的俄国军队，由于外交方面的种种考虑，直到他离开欧洲时才进军欧洲①。
①此处指一七九九年俄将苏沃洛夫率兵远征意大利，而当时拿破仑正在埃及。
他从意大利回国，发现巴黎政府分崩离析，凡是参与这个政府的人，无不遭到清洗和毁灭。
正在此时，又竟无理智地莫明其妙地让他远征非洲，很自然地使他摆脱了危险的处境。这时，他又碰上了偶然的情形。无法攻破的马耳他岛竟不战而降，最轻率的军事命令却取得了胜利。事后连一条船也不准通过的敌方海军，当时却让拿破仑全军通过。在非洲，他对几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犯下一系列罪行。而犯下这些罪行的人，特别是他们的首领，竟使自己相信，认为这么干很好，很光荣，这才像古罗马的皇帝凯撒和马其顿君王亚历山大。
那种光荣与伟大的理想是：拿破仑及其手下之辈不仅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恶劣，而且还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自豪，并赋予它莫明其妙的超自然意义——正是这种必能指导这个人及其随行者的理想在非洲获得充分的发挥。他不论做什么都是马到成功。连瘟疫也没有传染给他。屠杀俘虏的暴行没有归咎于他。他像孩子般地毫无道理地也不光彩地撒下患难中的伙伴，若无其事地又从非洲溜走，并且连这种举动也算成他的功绩，而敌人的海军又两次放他通行。他陶醉于自己侥幸取得成功的罪行，并准备继续演出自己的闹剧，他又茫无目的地闯到巴黎。这时一年前可能置他于死地的共和国政府更加腐朽透顶，于是他这个超然于各党派之外的新人自然就身价百倍。
他没有任何计划，他什么都怕，但各党派都拉拢他，要求他参加。
他在意大利和埃及培植了光荣和伟大的理想，他疯狂地自我崇拜，他大胆地犯下罪行，他毫无顾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