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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诸君切莫认为这是一个讽刺——是一幅描述历史的漫画。恰恰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各国专史到那个时代的新文化通史的编著者所作出的矛盾百出和答非所问的论述所给予的最温和的表述。
这些回答之所以荒诞可笑，是因为现代史好像一个聋子，在回答着谁也没有问他的问题。
如果说，史学的宗旨是记述人类和各民族的活动，那末，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则其余的一切都不可理解）就是：各民族的活动是受什么力量推动的？对这个问题，现代史不是处心积虑地说拿破仑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就是说路易十四狂妄，刚愎自用，再不然就例举有哪些作者撰写了哪些书。
虽然，所有这一切说法很可能都是对的，人们也愿意同意这些说法，可是，那毕竟还是答非所问。假如我们承认神权，它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总是借助于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来管理本民族的话，纵然，这一切说法，都可能是非常有趣的，可是，我们并不承认这种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之前，应该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的活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假如不是神权而是另有一股力量，那末，就要说明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力量，因为历史研究的全部旨趣就在于此。
史学家仿佛认为这种力量是不言而喻和尽人皆知的。然而，任何一位饱览史籍的人，尽管满心想承认这股力量是已知的，都不禁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既然这股新的力量是令人皆知的，为什么史学家们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呢？
02
什么力量推动各民族前进？
有些传记史家和个别民族史的史学家认为这种力量乃是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按照他们对历史的阐释，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之流、亚历山大之流的意志所决定的。这类史学家对推动历史事件的力量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当普天之下只有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只对每个历史事件加以阐述的时候，才算是令人满意的。可是，一旦不同国家不同观点的史学家论述同一历史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各种答案便顿然失去一切意义，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的。一位史学家说，某一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另一位史家说，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而第三位却说是由第三个某某人的权力造成的。此外，这类史学家甚至连解释某人权力所依据的力量的时候，也是彼此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仁德和天才上的，共和派的朗弗里则说，他的权力是基于他的诡诈和对人民的欺骗。这类史学家互相攻讦，使人们无法理解产生历史事件的力量究竟何在，甚至连什么是历史的本质问题都提不出任何像样的答案。研究各国历史的通史家，似乎觉察到专题传记史家对造成历史事件的力量的观点有欠公允，他们不承认这种力量就是英雄和统治者的天赋的权力，而认为这种力量是各种各样不同倾向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世界通史家，对描述一场战争或者征服一个民族的问题，他们不是从某一个人物的权力上寻找原因，而是从与事件有关联的许多人物的相互作用中寻求原因。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人物的权力既然是由许多力量互相作用而产生的、似乎就不可能再把它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了。可是，世界通史家多半仍然把权力视为一种促成历史事件的力量并把它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来看待。根据他们表述的观点，历史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只是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历史人物的权力是一种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革飞努斯①、斯罗萨②以及其他一些人，时而证明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是一七八九年思想意识的产物，等等，时而又干脆地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以及别的他们所不喜欢的事件只不过是拿破仑的错误意志的产物，而且，一七八九年的思想意识发展之所以受阻也是由于拿破仑的独断专行所致。革命思想，普遍的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政权，而拿破仑的政权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公众的情绪。
①革飞努斯（1805～187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文学史家。
②斯罗萨（1776～186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
这种奇怪的自相矛盾并非偶然。这种情况不仅到处可以见到，而且世界通史家的论著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一系列矛盾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通史家一走上分析矛盾的道路，就半途而废了。
要把几种分力组成一个合力，则合力必须等于各分力的总和，世界上的通史家们从来就没有恪守这个基本条件，因此为了要说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的分力的情况下，只得假设还有一种影响合力的不可解释的力量。
专题史学家在论述一八一三年远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复辟时，很直率地指出，这些事件是由亚力山大的个人意志所造成的。但是通史家革飞努斯断然否定专题史学家的这种观点，他极力证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波旁王朝的复辟，除了由于亚历山大的意志外，还由于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埃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其他诸人的行动造成的。
这位传记史学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化为以下各分力部分：塔列兰、谢多勃良等等。这些分力的总和也就是谢多勃良、塔列兰、斯塔埃尔夫人以及其他诸人的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说，并不等于千百万法国人顺从波旁王朝这一现象。因此，要说明这些分力是以何种方式变成千百万人屈服的原因，也就是说，等于一个A的那些分力是怎样得出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的，这位史学家又不得不回到他否定的那个力量——权力，并且承认权力是那些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一种无法解释的影响合力的力量。通史家们就是这样做的。其结果是他们不仅与专题史学家矛盾，而且自相矛盾。
乡下人不懂得下雨的原因，他们说“风吹乌云散”，还是说“风吹乌云来”，这要看他们需要雨还是需要晴天而定。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有时候，当他们愿意这样说的时候，当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的时候，他们就说，权力是事件的产物，而当他们需要证实其他论点时，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就是所谓的文化史学家，他们遵循通史家开辟的道路，有时认为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所谓的文化、智力活动就是这种力量。
文化史学家完全追随着前辈通史学家走过的道路前进，因为，如果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事件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文化史学家从伴随着每个重要现象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一特征，并且声言这一特征就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竭力证明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动，而我们只有作出重大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承认是智力活动指导人们的行动，因为宣扬人人平等的学说，所引起的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宣扬博爱的学说所引起的罪恶的战争和执行死刑，这些现象同这种假定相矛盾。
但是，即使承认那些充斥于史书的荒诞离奇的论断都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不明确的力量所支配的，而历史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或者，除了以前君王的权力，除了世界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其他人的影响，还要加上一种力量——观念，而观念同群众的关系则有待说明。如果说拿破仑拥有权力，所以事件就发生了，这还可以理解。退一步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结合起来，成为发生事件的原因，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①如何能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把这种力量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说清楚，就无法理解了。
①《民约论》原文中用法语。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有生命力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从人们的智力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之间也可以找到某种联系，这就像在人类的活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或者任何哪一行业之间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为什么文化史学家认为人类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就令人费解了。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能用以下两点来说明：第一，历史是由学者来编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活动的基础，就像商人、农民和军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只是由于商人和军人不写历史，所以没有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第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这是一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在这些模糊概念的幌子下就更便于使用那些意义更加含混，因而可以随意编成理论的字句。
但是，我们姑且不说这类历史著作的内在价值（这类历史著作很可能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是有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越来越接近通史，这些历史学家仔细认真地分析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学说，认为它们是产生历史事件的原因，每当历史学需要叙述某一实际历史事件（例如一八一二年的远征），这些历史学就不自觉地把这样的历史事件说成是权力的产物，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远征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如果文化史学家这样说的话，他们就不由自主地陷于自相矛盾之境地。因为这种情况表明，他们杜撰出来的新力量并不能说明各种历史事件，而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
03
一辆机车在行进。如果要问：它为什么会移动？一个农夫说：是鬼在推它。另一个说：机车移动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第三个满有把握地说：机车移动是因为风把烟吹开了。
农夫是驳不倒的。他已经想出了一个圆满的解释。要想驳倒他，就得有人向他证明没有鬼，或者另一个农夫向他解释，不是鬼，而是一个德国人在开动机车。直到发现矛盾百出，他们才知道他们两个都错了。但是，那个把轮子转动作为原因的人，可以把自己驳倒，因为只要他加以分析，就会想得更深、更深：他必须解释轮子转动的原因。在他没有找到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