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渭庸蟠蠡幔砀焊髦肿锩姆溉艘灰焕隼词局冢照诺慕小罢欧浮保绽畹慕小袄罘浮保幸淮闻錾弦桓鲂账蔚摹！跋衷诎阉畏咐隼辞咕觥！惫笤被耙粢宦洌八ⅰ保侨及淹纷蛭遥壹蛑毙叻吣训薄�
还有我妈，本名常花珍，在投奔革命的路上看见大海，她说自己像大海上的一颗星星，于是改名叫“海星”。她就不知道海里有种动物也叫海星，写下来跟她的名字一模一样。小孩子之间开玩笑总是很残酷的。我有个同学就曾经拿着本画儿书来给我看，指着上面一只张牙舞爪的大海星说：“宋丹丹快看！这就是你妈！”所以我小时候觉得自己处处都很倒霉，连父母的名字也惹人笑话。
这都是旁的话。又转回那天的三试考场，我给我爸打电话告诉她我妈病了，手指在空中急急划圈儿。
“喂？请问宋汎在吗？”
“噗哧”一声，我听见底下有人小声在笑。该死！我的心“咯噔”一下，注意力顿时集中起来。这时候蓝天野老师扮演电话中的对方说：“你打错了。”语气缓慢沉着。
我又重拨一遍，再问：“喂？请问宋汎在吗？”
“你打错了。”还是蓝天野老师的声音。
我有点儿慌神，但只有继续划圈儿，手指开始微微发抖。
“喂？请问宋汎在吗？”这一次，蓝天野老师没有说话。我等了一会儿，又对着“电话”说：“那您帮我找一下他好吗？”又等了一会儿，我想象“电话”那一端“爸爸”应该已经过来了。
“爸，我妈病了，住院了……”刚说到这儿，我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被刚才那些小障碍给吓的，可能是紧张，也可能是委屈……总之我那么意外地当众大哭，那么自然地进入了“规定情境”。
“哇……我妈病了，住院了，你快来吧！破伤风！”考试那几天，我妈刚巧因为破伤风住进了医院，所以连素材都是现成的，让我由着性子发挥，渐入佳境。
我实在不能忘记那最后一刻，要和“爸爸”挂电话的时候，是喜剧天分还是童心未泯，我居然鬼使神差地抽泣道：“爸，你快……快来吧，来的时候给我带……带两瓶酸奶！”话音刚落，我听见所有的老师都哈哈大笑起来，大概他们觉得这孩子太有意思了，这会儿还惦记着吃呢。
听到他们笑，我突然有了种预感：成了！我会哭，会哭就没问题了！
出了考场已是天色擦黑，我心情奇好，一路唱着歌走回了家。
6月30日，人艺发榜，“宋丹丹”3个字不出所料地榜上有名。晚上，我爸下班回来，买了一大堆好吃的，光酸奶就不止两瓶。
“我一猜丹丹就考上了！”这是他进家门说的第一句话，“今天早上，我一进办公室，打开报纸就看见红彤彤‘喜盈门’仨大字，占一整版。太吉利了！我当时就一动心思——今天家里准有喜事！”您瞧，人逢喜事看什么都顺眼，电影《喜盈门》做个广告也成了专为您家张灯结彩了。
从那天起，我郑重其事地开始减肥。我要和李婉芬老师的预言作斗争。半年以后我再回家，已经成了个标准的瘦子。院儿里的小孩儿见了我无比惊讶：“丹丹，真是你吗？你这脸，打老远一看就剩个大鼻子了！”那时候我们还在剧院洗澡，我总是希望碰上李婉芬老师，希望她重新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打量我一番。
我也慢慢地开始显露出喜剧天分，特别是演“老太太”的天分。同学的小品里要是缺奶奶我就去帮人家演，班里有人来观摩教学时，排演的小品也多是我自己编的。
在人艺，我非常幸运地与老一代演员同台演出过，包括《茶馆》、《红白喜事》。他们在做人的方面给了我莫大的影响。于是之老师写过一本书，他在书里说郑板桥的竹子之所以“好”，并不因为它“像”，画竹子很容易，寥寥几笔，但郑板桥的竹子透着作者的胸怀和品位，画如其人。
看于是之老师表演，我渐渐悟到，戏演得好，倚仗的是“术”和“道”。“术”是技术，唱歌、跳舞、节奏感、幽默感：“道”则是认知，你对世界的认知，对人和事物的认知。于是之老师在《茶馆》里扮演王利发，教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在诠释一个小市民，这个人物有文学性，有表演者赋予的很多定义。如果找一个真正的茶馆老板来演他自己，结果一定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在我们结婚8周年的庆典上，在我自己虚设的“奥斯卡”仪式中，我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张旗。她的一个偶然的举动改变了我的人生，使20岁的险些去卖了酱油的我峰回路转走进艺术的殿堂，传承了老一辈艺术家的好恶和趣味，慢慢成为了今天的我。
张旗帮我垫的那两块钱我至今欠着。利滚利情生情，我是怎么也还不上了。
一个文学青年的梦
从人艺毕业以后，有一天，同剧院的梁月军找到我，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正在挑演员，演一个和工读学校有关的电视剧。她让我去剧组试镜。
到了剧组所在的招待所，有人领我见了导演。我在导演面前对着镜头说了几句台词，导演头一点：“行，就是你吧，你演宋晓丽。”那时我还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叫做《寻找回来的世界》，也不知道我所“试”的角色是一个女混混儿。
我高兴极了。在那个年代，得到一个电视剧的角色，无异于“飞黄腾达”的开端。因为人们能看到的电视剧太少了，但凡有一个人演，就准有一百个人看。
我回到剧院大声宣布：“我准备去拍电视剧了，马上就签合同！下面的戏不要安排我的角色了。”接下来同事们一见到我就问：“哎，你怎么还没去啊？什么时候拍？”我骄傲地告诉他们：“下礼拜！”过了好几个“下礼拜”以后，剧组那边杳无音信，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照着他们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天啊，整个摄制组已经搬离了那家招待所！
我马上去找梁月军，她七弯八绕帮我找到摄制组的新地址。我风风火火就去了，进了房间一屁股坐定，面前是剧组里的三五个人。
我胆子很大。我开始悲愤地控诉：“你们这算怎么回事？你们改变主意了不要紧，但必须告诉我。这是对我的起码的尊重。我已经告诉剧院领导我要拍电视剧，所有人见到我都问我什么时候开始，我老告诉他们下礼拜。但是你们却连招呼也不打就搬家了！你们不能对一个年轻演员这么不负责任！”一边说，我一边哭起来。
这时候，我认识的那个小场记突然“滋溜儿”一下站起来跑掉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脚步轻快地跑了进来，“宋丹丹，你别哭了！导演说还是你演宋晓丽，马上就可以签合同！”180度的事态转变倒让我愣住了。后来才知道，起初他们的确想要反悔，但还没找到更合适的演员。他们嫌我作为一个女混混儿不够漂亮。然后，小场记跑到导演房间里去通风报信儿，她说宋丹丹找来了，她在隔壁哭。导演正在闹胃病，他的胃经常出问题。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他捂着肚子慢悠悠地说：“那——咱们就用她吧。”命运向左还是向右，有时就取决于你所迈出的微小的一步。那天我签下合同，并且拿到了剧本。
剧本里的工读生宋晓丽成天撒泼打滚，动辄大哭大闹，作风不端正，生活不检点，而有关她的成长背景却是一片空白，仿佛她生就一个野丫头，命中注定女流氓。对此我感到不解。
我正在热爱文学，我以文学的视角审度这个故事，它因缺乏情理而不让人信服。于是我擅自做主，加了两场戏。不谦虚地讲，今天的我都未必能有这么灵光的念头。
其中一场戏，是宿舍里的女孩子夜里不睡觉，打着手电相互算命。一个同学说宋晓丽的命特别好，宋晓丽一撇嘴：“得了吧，净骗人，我还命好呢，我都不知道我爸是谁，我刚懂事我妈就进大狱了，谁有吃的我跟谁走……”然后有一个同学问她：“晓丽，你想你妈吗？”
“我才不想呢，我一个人更好。”说话的时候宋晓丽笑着，眼泪就在她的眼中打转。
这场戏不长，但它使人们突然间忘却了宋晓丽的累累劣迹，只记得她的可怜。正如我的希望，我希望我演的是一个“坏”却富于悲剧色彩的角色。这是文学教予我的审美。
另外一场戏，是一个大晴天，老师带着学生们上山郊游。在山顶，老师从书包里拿出好多好吃的东西分给大家。
“咦？今天是什么日子？” 孩子们意外极了。
“你们猜呢？”
大家七嘴八舌地猜了一通，没有结果。然后老师告诉他们：
“今天是宋晓丽的生日。”
宋晓丽的生日，宋晓丽自己却没想起来，她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同学们围着她又叫又跳，他们捧起野花洒在她的身上。他们说：“晓丽，你跟我们说点什么吧。”
于是宋晓丽给大家唱了一首歌。歌词当然是我写的。
我的心是一条小河，
一条无声的小河。
妈妈你看见吗，
我常常从你身旁流过。
我的心是一只小鸟，
一只无巢的小鸟，
妈妈你听见吗，
我天天在你耳边唱歌。
唱过这首歌，宋晓丽的全部缺点都被理解了，被原谅了。她其实是那么孤独和无助的女孩子，她那么想念她的母亲。
我写完这两场戏，交给导演，导演看后决定拍。
这引起了女主角的不满，她在剧中饰演老师，她认为我这样下力气地诠释宋晓丽是一个配角在“抢戏”。
导演又在闹胃病了。每当剧组里的人惹他闹心他的胃就先有反应。他只好捂着肚子无可奈何地对女主角说：“那你也写吧。你写好了，咱们也加上。”我觉得导演在息事宁人的方面算得上天才。
电视剧演完以后，导演、副导演还有黄凯老师都兴奋地断言：“宋丹丹肯定能得奖！”我打心眼儿里不相信，我想他们只是在打趣儿我。然而事实被他们言中。《寻找回来的世界》使我成为“飞天奖最佳女配角”，并在此后的表演生涯中一路顺风顺水。回想起这些事儿，其实我最想说我之所以能演戏，首先得益于我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
黄宏，改变我命运的人
我和黄宏认识是在1989年的春节晚会。那年他第一次上“春晚”，好像和方青卓等人一起演了个关于喝酒的小品。而我是因为晚会节目时间不够长，节前十几天临时加了一个小品《懒汉相亲》。不知是谁推荐的让我来演，我还从来没演过。我不了解小品那么容易“火”，更不知道日后它能让我挣那么多名和钱。
一天晚上彩排完了回家，我的前公公问我这些天在忙什么，这样早出晚归。我告诉他我要上春节晚会，演一个小品。他问我演什么角色，我又告诉他演个老姑娘去男方家里相亲，眼神儿不大好，一会儿把暖瓶踢碎了，一会儿又坐在气球上。
“干吗？拿肉麻当有趣？”他直眉楞眼地瞧着我。
“对。”我说，“拿肉麻当有趣。”应了这句话后我幡然醒悟。天哪！太露怯了！不定多少人会这样评价我。我是一个搞“高雅艺术”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手里端着茶水、兜里揣着牙签走进排练厅的“艺术家”，怎么能去演这么矫情的角色呢？万一剧院里的老师们在电视里看见我怎么办？我还有脸回去吗？
我当即决定退出春晚。第二天我找到负责语言类节目的导演告诉她我不想上了。她诧异地盯着我像盯一个外星人。
“宋丹丹，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上春晚？你知不知道我们毙了多少小品？你知不知道上一次春晚得凭多大造化？”
我不得不诚实地说我不知道。
总之，我是在犹犹豫豫、扭扭捏捏、半推半就的状态下走上了“春晚”舞台。我万没想到当我操着不知是山东哪个地方的口音、捏着小嗓儿说：“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的时候，全国已有上亿观众认识了我。我也不知道台底下坐着一个叫黄宏的男孩儿，他已打定了主意要跟我合作。
当时我们都还不满29岁，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超生游击队》是黄宏自己创作的，他邀我一起上1990年的新年晚会。那时候我正怀着近7个月的身孕。
“不行，”我在电话里说，“我演不了，我大着肚子。”
“要的就是这个。”他说，“你还省得往里垫枕头了。”每天，一到排练厅，我先把大肚子搁桌上喘喘气儿，气儿喘匀了，还得靠床上歇歇脚。边歇脚边跟黄宏聊天，聊着聊着我肚子就饿了，得下楼去吃口饭。吃完饭上来又挺困，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