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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巴黎的剪影。巴黎是大都会的典型，商业文化的中心。它不是最早工业化的地方，却是现代商业最蓬勃的地方。19世纪的巴黎是世界商品会聚的焦点。巴黎承办过6次世博会，1855年磅礴的水晶宫为世博会所建，号称能容纳万国产品；它喜欢现代美学，埃菲尔铁塔在1889年落成，以钢筋铁骨的怪模怪样俯瞰着巴黎街头数百年巨石雕筑的街巷；它享受大都会的乐趣，在玻璃打造的拱廊街下，人们的眼睛应接不暇，充满热切的评论与攀比；在夜幕降临后的私宅宴会厅中，出版商、记者、钢厂老板、法律学生、高贵和不高贵的女人开彻夜聚会，欢声笑语，打情骂俏。再没有哪里比巴黎更容易见到时代的交错，古代信仰与现代享乐的共存，钢筋玻璃与巨石堡垒的对立，高耸铁塔与沉厚教堂的交锋，各自骄傲，各自保留一片天地，在同一座城市，各自达到美的极致。
大工业的世界终于到来了。人们成为机器的宠物。人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在城市的世界里漂浮，如同一根羽毛随风波动，染上尘埃再坠落深谷。
这是属于轻浮者的世纪。轻浮者在城市闲逛，在琳琅满目中兴致勃勃。波德莱尔是巴黎最伟大的诗人。他敏锐地发现这些城市的闲逛者：一个全新而充满好奇的城市阶层。他同样发现那些困顿的人，被城市挤出的边缘人们。他为这些人著诗立传，写下时代转折的声音。“两手托着下巴，从我的顶楼上，眺望着歌唱和闲谈的工场；烟囱和钟楼，这些城市的桅杆，还有那让人梦想永恒的苍天”。在这样的观察中，他看到其中的繁华：“楼梯拱廊的巴别塔，成了一座无尽的宫殿，静池飞湍纷纷跌下，粗糙或磨光的金盘。”他也看到其中的破败，“是啊，这些人饱尝生活的烦恼，被劳作碾成齑粉，为年纪所扰，巨大的巴黎胡乱吐出的渣滓，被压得啊弯腰驼背，精疲力竭。”他从不美化任何人，那些穷苦残缺的人们各有其丑陋的面孔，而那繁华万象的景色不过也是黄粱一梦。他冷眼旁观，用韵律的刀锋写作，在纸上刻下诡谲的《恶之花》，巴黎在刀痕中获得了永恒的面容。
“作为私人的公民走上了历史舞台。”20世纪的哲学家本雅明这样形容波德莱尔的巴黎，“在波德莱尔笔下，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这种诗歌不是家园赞歌，当这位寓言家的目光落到这座城市时，这是一种疏离者的目光。”
这个时代的人们将自己托付给金钱。这种习惯如此强大，甚至超越时间，流传给我们。没有中世纪信仰的狂热，也没有骑士简单的忠诚，人们开始理智而计算，并相信这是真理。19世纪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地察觉到了这历史的变革。巴尔扎克写梅莫特与魔鬼交换灵魂，写葛朗台老头临死时用眼睛盯着黄金，福楼拜写债券经纪人骗光包法利夫人的所有钱财。这是艺术家对时代的回应。当一个时代到来，艺术家有能力冷笑它的繁华，撕下它的虚荣，写下它的矫饰与愚蠢、奢华与破败。
【沙龙的涌动和沸腾】
巴黎是一座充满诱惑的城市。波兰政论家弗兰科夫斯基在描述巴黎的时候认为，巴黎是一个以超乎寻常的创造性机能发展的城市：“巴黎在飞奔，巴黎在涌动，巴黎在沸腾。”
沸腾的城市中，独特风景是艺术家。躁动的灵魂充满表达的欲望。诗歌、小说、绘画、音乐，城市里充满流浪艺术家，每一个流浪者都梦想着将自己表达给世界。他们在大声喊，用喊声穿透历史。如果说18世纪属于革命，20世纪属于战争，那么19世纪就属于艺术。19世纪既有革命又有战争，然而革命和战争都不是主导。19世纪的战斗是局部的和细节的，19世纪的艺术却是宏大的和全景的。这一个世纪，艺术超越战争。
19世纪的巴黎是艺术家的中心。它有一样独特的事物，改变了艺术史，也改变了政治，那就是沙龙。沙龙是这个时代发展出来的特殊的产物，它源自宫廷贵族的宴会厅，到了这个世纪，演变为普通身份艺术家的聚会。在沙龙中，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学者聚在一起，秉性相投，火花碰撞。私人的沙龙属于圈子和知己好友，常常在富有、好客的主人家里，伴随宴会、辩论和作品朗读。学院沙龙在美术馆，发布艺术家的新作，邀评论家参观，这是新人想要出类拔萃的必经之路。沙龙是催生作品的地方。在沙龙中，有僵化有偏见有权力斗争，也有创见有思想有慧眼识珠。竞争多于僵化，碰撞迸发出焰火。
波德莱尔曾经记述过德拉克洛瓦的沙龙，此时的诗人还年轻，大画家已经是名满天下。诗人是画家工作室中的一位新客。他敬仰德拉克洛瓦，喜欢他的风格和他的色彩。波德莱尔充满感情地记录下沙龙里的一切：“‘我们’不只是意味着写这几行字的谦卑的作者，也意味着其他几个人，年轻或年纪大的，记者、诗人、音乐家，他在他们身旁可以自由自在地放松，随随便便。”德拉克洛瓦是19世纪法国绘画的另类，波德莱尔是19世纪法国诗歌的另类，沙龙让这样不同的艺术家结合在一起，获得生命力。从德拉克洛瓦的色彩中，波德莱尔领悟到激｜情的浓郁与深邃。他的诗歌也有着相似的浓郁与深邃。
德拉克洛瓦是法国绘画中的英雄，也是最杰出的开创者。他以反学院的姿态走进沙龙，最终获得学院的认可。19世纪的法国经历着美术的黄金时期，从大卫到格罗，从安格尔到库尔贝，从杰里科到德拉克洛瓦，一连串名字将古典主义、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贯穿起来，各自推到一个顶点，法国美术从来没有哪一个世纪像19世纪这样蓬勃旺盛。
从罗浮宫的法国现代馆，可以看到19世纪的变迁。大卫的《拿破仑加冕》和《荷拉斯兄弟之誓》诞生于大革命之后的动荡年间，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静而有序的构图，肌肉的线条和人的优雅，充满希腊式美感。杰里科的《梅杜萨之筏》则是震撼人心的动感之作，它描画了当时著名的一场海难，与古典作品不同，它的画面要营造的不是静美，而是狂乱，人在狂乱的死亡中斗争。已经破损成碎片的船一端翘起，一端被浪花淹没，死人苍白的尸体和活人幸存的斗志交缠在一起，海水仿佛要冲破巨幅画面。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更是名满天下，它将革命的场景描绘得阴沉、混乱，却激动人心。女人的Ru房在风中袒露，比自由女神更为血肉鲜活，作为主角的革命者是歪戴着帽子的贫穷小孩，在呐喊中将革命的席卷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丁之舟》发生在但丁和维吉尔共渡冥河之时，黑暗不祥的天空，脚下死去的人们，画面中的紧张让人进入探索的世界。除此之外还有安格尔柔美的学院派、库尔贝尖锐的写实主义。也许这些画称不上是美术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但它们绝对是最打动人心的作品的代表。德拉克洛瓦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典范，他与安格尔的差别成为法国艺术变迁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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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世纪沙龙与艺术家生活的最好的描述，莫过于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福楼拜开创了小说写作的新风尚。他摒弃了之前作家侃侃而谈、不断议论的传统，用客观细节书写情节。他写了漂流在巴黎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漫无目的的大学生，抱着缥缈幻想的写作者，中产书商的保守的太太，轻浮有钱人的快乐的情妇。他将革命年代的动荡局势、巴黎风情、整个社会不安定的状态、蓬勃而躁动的心灵都纳入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各种各样的人在巴黎街头游荡，波西米亚艺术家贫穷而欢乐，新兴富人在政府中野心勃勃。
这是将革命还原的写作，既不美化其中的混乱，也不丑化其中的激｜情。19世纪的巴黎正在经历这样的洗礼。轻浮，而令人兴奋。人们对未来并不确定，跃跃欲试的表现，活跃而躁动的心。人人都渴望变化，街头就是舞台。沙龙里辩论新主义，社会风气在享乐里摇摆，城市里漂流的人们动荡不安。人人希望平等，也希望出人头地。有人投机，有人穷困潦倒。国外的局势在巴黎的控制之外风云变幻。
这种状态的结果是累积的爆发，无处投放的激｜情化为一片混战革命——1848年革命。
【革命与艺术家】
1848年革命是重要而独特的革命。说它重要，是因为它的火焰一直烧遍了整个欧洲，从法国蔓延到德国、奥地利、波西米亚。说它独特，是因为这场革命或许是最难以分清敌我的一场革命，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进去，在法国，几乎所有人都对“七月王朝”不满，然而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拿破仑派和民族主义者却各自有各自的追求，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貌合神离。在这混乱的过程中，没有确定的对手，也没有确定的盟友，恐怕唯一确定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希望世界动荡重建的激动的情绪。
法国在整个19世纪经历起起伏伏。与英国坚定不移的君主立宪和殖民帝国主义不同，法国在一百年间没找到让自身安定下来的政治方式。拿破仑在1810年称霸欧洲，将重要的旧日王族全部推翻，又娶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女儿，确立自己在民众与贵族中的双重地位。但这顶峰没有持续下去。随着进攻俄罗斯的失败，拿破仑的事业也走向转折。1815年滑铁卢战役结束了拿破仑的霸业，留下空白的法国，在大革命和帝国的双重倒台之后，还给国王。国王路易十八复辟了波旁王朝，恢复了国王的主权地位，让议会成为咨询机构，让宪法成为国王对臣民的赠礼。他的继任者查理十世更为保守，很多政策试图回到大革命之前的状态。1830年，当出版管制和解散议会的决定彻底引起不满，七月革命爆发，波旁王朝被推翻，路易·菲利普上台，开始了较为自由的君主立宪的七月王朝。《自由领导人民》画的就是1830年七月革命期间的场景。
暂时的稳定到了1848年又被击垮。路易·菲利普的平民国王领导路线虽然相对前朝温和，却在很多人眼中既无勇毅，又不够自由。1848年是多重不满的交锋。首相基佐支持资本家和政府投资，借债过多，贪污丑闻不断。基佐和路易·菲利普对此听之任之，令中产阶级和自由派大为不满。与此同时，新的工厂和流水线造成大量的贫困工人，却不能提供足够保障，使得社会主义者兴起，对政府不满。天主教会不满意国王对资本家的绥靖，拿破仑主义者则不满国王对外卑躬屈膝的外交政策。国内积贫，国外软弱，任何政府走到这时，就已经无法让任何人满意。1848年2月22日，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革命爆发。
这场革命是多重混战的革命。《情感教育》清楚地描写了人们当时的激｜情和目的不明。队伍集结了，但在行进的过程中轻易转变方向。革命出人意料的顺利，3天迫使政府下台，但整整一年都没能找到合适的替代政府形式。第二共和国成立了，然而各方势力的角逐僵持不下，很长时间没能选出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保皇派、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各自争取。马克思在这期间在巴黎度过最重要的时光，《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和巴黎发表，从此改变世界。最终，拿破仑的侄子，保守的路易·波拿巴在12月被选为总统，4年后称帝，革命又一次回到帝国。1848年革命的火焰向东传播，在整个中欧引起变革。
动荡的年代是艺术家的年代。19世纪40年代，政治天才匮乏，艺术天才却令人惊异地集中出现。天才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超过之前之后多年的总和。他们的光辉不但没有相互遮掩，反而相互点亮，连成一片耀眼的光芒。
在这10年中，雨果走入人们的视野。他在1827年发表《克伦威尔》的浪漫主义宣言，在1831年发表《巴黎圣母院》，1841年，他入选法兰西学术院，同时逐渐步入革命浪潮；巴尔扎克正在他写作的巅峰，在他人生这最后10年，他写出《人间喜剧》中最经典的篇章：《幻灭》、《农民》与《贝姨》。大仲马受到所有人的喜爱，1844年至1845年，他写出了传奇的《三个火枪手》和《基度山伯爵》，而他的儿子，年轻的小仲马在1848年写下《茶花女》，这故事如此美丽，让后人流下了无数眼泪。1842年，司汤达过世，留下杰出的《巴马修道院》。他的现实主义留给朋友梅里美，梅里美写出《卡门》，后人比才据此谱写歌剧，两个法国人让热情的西班牙姑娘名垂青史。女作家乔治·桑也在此时给出自己的代表作《康素爱萝》与《魔沼》。
乔治·桑，这位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