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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点30分，2营已穿过雪地，偎依在山肩下面。天黑时，他们迂回来到考布卢东南角的吊桥前。
斯皮尔斯召集军官和二级军士长利普顿开会。他概述了早晨将夺取通向诺维尔的吊桥的进攻计划，2排在左，3排在右。友军坦克将沿福伊—诺维尔公路从右方提供支援。会后斯皮尔斯让利普顿在进攻中率领2排。
利普顿集合2排人员，下达命令。温特斯站在一边听着。利普顿告诉他们，到达镇上的距离约有800米，他们要沿公路快速前进，进入房屋，并以此为掩护；大家要用步枪、手雷，协同作战，扫清屋内敌军；迫击炮手随时准备向德军战术据点开炮；机关枪手要建立起支援火力；大家不要聚集在一起，等等。温特斯只说了一句话，称那段距离大概有1，000米。
散会的时候，大家听到附近有坦克马达的发动声和坦克开动的声音。无法判断是德军坦克在撤退还是美军坦克在福伊—诺维尔公路上开过来。
温特斯记得那晚是有生以来最冷的一夜。几乎没有什么遮挡，只有匆忙挖起来的散兵坑。大家一路来到考布卢，衣服都汗湿了，整夜打冷颤。躺下刚要入睡，又被猛一阵冷颤惊醒，因为此时衣服已经结冰。多数人索性不睡。这么难熬，温特斯曾想下令夜间袭击，但还是忍住了，因为害怕混乱中误伤自己人。
利普顿要率领2排进攻，但是对前面的情况并不清楚，感到有些不安，所以他决定带一名无线电兵去侦察一番诺维尔的情况。两人来到村边的一个谷仓，从后门进去，摸到另一个通向院子的门，院子在横贯诺维尔的一条主干道边。万籁俱寂。利普顿通过无线电呼叫连长斯皮尔斯，想告诉他自己现在的位置，并请求侦察诺维尔镇。他说发现前面有谢尔曼坦克，问斯皮尔斯是否知道美国装甲部队已经夺下这个镇了没有。斯皮尔斯不知道，他让利普顿查看一下。
利普顿悄悄地挨近坦克。这些坦克已经毁坏。已冻僵的美军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边上，那还是12月20日德索伯里分队撤离诺维尔时留下的，已经快一个月了。德军还占领着这个镇。利普顿和无线电兵撤了回来。
2。夺取诺维尔
进攻于1月15日黎明打响。敌军进行了抵抗，对公路右边3排的抵抗最为激烈。2排迅速进入诺维尔镇中心，来到烧毁的谢尔曼坦克后面。3排进入一座烧毁的房子，建立了指挥所。无线电传来消息：“右边有友军装甲部队支援。”
沙姆斯中尉和阿利中士一收到消息就听到屋外有坦克声。阿利心急，想一睹公路上的风光场面，于是便对沙姆斯说要去接应坦克。沙姆斯决定和他一起去。他俩经过几座烧毁的房
子，绕过拐角，来到大路上。在前面两幢房子中间的小路上，他们发现了要找的坦克。
阿利走到坦克边，坦克指挥员正站在炮塔上，面对另一方向，于是阿利用盖过发动机的声音大声喊“这边来”。坦克指挥员转过身来，明白他俩误将德军坦克当作了美军坦克。德国人骂了一句，钻进坦克，开始把炮口转向阿利和沙姆斯。
两人一句话也没说，拔腿飞跑，速度之快甚至将雪都溅到了德国人的脸上。坦克紧追不放。美国人转了个弯。沙姆斯看到一扇敞开的窗户，便一头扎了进去。阿利大约比他多跑了3米，跳进门内，准备好步枪，他认为德军坦克后面肯定有步兵。
坦克转过弯，从沙姆斯和阿利旁边径直开过，来到毁坏的谢尔曼坦克附近，2排正在那儿逐屋扫除德军。利普顿和他的士兵有的钻进坏坦克底下，有的躲在墙后寻求掩护。德国坦克停下来，转过炮塔，对准每辆坏坦克开了一炮，以防自己的坦克经过时有人从这些坏坦克里朝自己开炮。利普顿回忆说：“炮弹击中谢尔曼坦克时，我们在下面，觉得这些坦克向空中跳起了一英尺高。”
坦克向镇外呼啸而去，向北转移到安全地带。结果它被一架P—47战斗机发现，向它发起攻击。一颗炸弹落在坦克身上，将其彻底摧毁。
阿利回头来找沙姆斯。他听到有人在呻吟，还在喊救命。他钻进沙姆斯冲进去的那扇窗户，看了看，忍不住大笑起来。阿利看到中尉被困在地下室里的一堆杂物里，有床，有弹簧床垫和家具，先前沙姆斯没想到这是一个地下室。
到中午时，2营已占领诺维尔并在四周建起了防御工事。从12月20日以来，这个小小的村镇及其周围的山丘就一直是101师的目标。现在，它终于到了美军手里。
“到达巴斯托涅不久，我们从福伊村外的我军阵地向北眺望诺维尔，”利普顿写道，“我们就认定，诺维尔将是巴斯托涅之战中我们最后的目标。”但是还要发动一次进攻；泰勒将军命令2营继续向北面的乌法利兹进军，夺下拉查姆村。
拉查姆位于公路右（东）边的一个山谷中。白雪覆盖着的这片土地，地势从四周向该村缓缓下降，给人的感觉就像从碟子的边缘向中心进攻。2营从南部和西南部进攻，而左侧由1营从村子的北边发起进攻。队伍布局合理，稳步推进。德军进行了一些反攻，主要是用装有白磷炮弹的大炮。但是当506团到达村边时，大部分德国抵抗军都逃走了。美军进村时，德军开始对村庄狂轰滥炸。
厄尔·黑尔中士是第一批进入拉查姆的。他和利布高特弯腰进入一个谷仓，对里面的6名德国党卫军军官突然袭击，并将其俘虏。黑尔让他们面对面排好队，并告诫他们如果自己和利布高特被杀，那些德国人也休想活。他边说边用冲锋枪指着他们，以示强调。
这时，一颗炮弹在外面爆炸。黑尔站在门边，被一片弹片打中，倒在地上。一个德国军官从靴子里拔出一把刀，对准黑尔的喉咙就划了一刀。他没有切到动脉，也没切断喉管，但着实切断了食管。血喷涌而出。利布高特开枪将持刀人打死，又将其余德军一一击毙。卫生员罗在黑尔的伤口上涂上磺胺粉。一辆吉普把他送到卢森堡，医生见状很是惊讶，帮他包扎好，从此他的食管就弯曲了。鉴于黑尔的病情，医生给他开了张医疗证明，允许他不戴领带。（后来，黑尔被恼怒的巴顿将军拦下，因为未戴领带被狠批了一顿。黑尔却得意地掏出他的那张证明，竟让巴顿一时哑口无言。）
3。兄弟连已经形成
101空降师轻而易举夺下拉查姆，证明在与十几个德军精锐的装甲师和步兵师的正面交战中，他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与德军相比，这个月美军的日子难过得多。德军有畅通而充足的军需供应，但101师却是处于被围困之中，第一个星期没有军需供应，随后也不充足。正是那几个星期才考验了官兵们的精神，他们缺吃少穿，弹药不足。这是战争中要经历的最残酷、最艰难的一面。101师饥寒交迫又装备不足，他们的对手却是德国纳粹在战争这一阶段最精良的部队。那些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吃得好，穿得暖，武器充足，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101师。
这次战役是一次对武器、毅力和国家制度的考验，以纳粹的最佳对美军的最佳，德军占尽优势。但是101师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还取得了胜利。无论是战场上的事实，还是这一事实所昭示的道理都可谓是史诗般的经典。打败德军二战中在西线的最大一次进攻，并且将此次胜利变成一个——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歼灭莱茵河以西所有德军”的契机，实为一个绝妙的军事奇迹。美军在精神上优于德军，这一点不是建立在装备或人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从艾克总部直到E连上上下下的团结、合作、领导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德军很少有这方面的品质。这种精神上的优势源于更为科学的训练方法、更为合理的指挥官选派方法，最终源于能够代表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的一支更为开放的军队。实践证明，民主社会比纳粹德国更具能力培养出出类拔萃的年轻战士。
这些德国老兵都已身经百战，这一点可以从拉查姆发生的一件小事上看出。雷德中士这样讲道：“我进村之后一个德国俘虏在笑我，我差点把他杀了。但有人抓住我的M—1叫道：”中士，他没有嘴唇和眼睑！‘他在俄国前线打仗时把这些部分冻掉了。“
这场战争造就了101师的神话。这个神话从诺曼底开始，在荷兰展开，在巴斯托涅战役达到高潮。101空降师是美军在二战中投入的89个师中最有名气、最受崇拜的一个师。此役以后，左肩上佩戴“啸鹰”徽章的人都感到无比自豪。
在拉查姆时，斯皮尔斯把指挥所设在一个修道院内。自一个月前离开莫米昂以来，这是E连第一次把指挥所设在室内。当晚修女们把一群十二三岁的女孩带到大厅为E连演唱小夜曲。节目有法国和比利时歌曲，几首英文歌和德国进行曲《莉莉·玛莲》。
第二天即1月17日早晨，第17空降师在前线接管了101师的阵地。E连乘卡车前往阿尔萨斯。卡车载着他们沿着4星期前出发时走的那条横贯巴斯托涅的公路返回。对许多人而言，这只是再次看到巴斯托涅——第一次是12月19日，他们向镇上进军，碰上惊恐万分的美国士兵从前线落荒而逃，躲避德军的屠杀，再便是1月17日小镇解放。
虽然大家没好好看过巴斯托涅，但这个名字——与这个名字相连的一种经历——将永远留在他们心中。之后无论何时，E连的官兵们遇到寒冷、饥饿和无暇睡眠时，就会提醒自己在巴斯托涅的境遇更糟。
E连损失惨重。确切的数字无法统计，匆忙离开莫米昂时连队的花名册还没做完；一个一个地或是小批到来的补充兵员，也没有完整登记；伤员刚离开前线几天就又归了队。据估计，E连抵达比利时时有121名官兵，接收了大约两打的补充兵员，离开时为63人。E连在比利时战场牺牲的有沃伦·穆克中士，弗朗西斯·梅利特下士，还有二等兵AP赫伦、肯尼斯·韦布、哈罗德·韦布、卡尔·索沃斯科、约翰·欣德尔、唐·胡布勒、哈罗德·海斯、亚历克斯·潘卡拉和约翰·朱利安。
有关E连在突出部之战中的损失，二等兵韦伯斯特做了最好的描述，他是在卡车前往阿尔萨斯的途中重返连队的。韦伯斯特10月初受伤，此时为1月中旬，他写道：“当我看到1排剩下的人时，我差点儿哭了；40名兄弟只剩下11人；其中9名是老兵，他们有的参加了空降荷兰的战斗，有的参加了空降诺曼底的战斗，有的则两次都参加了。他们是：麦克里里、利布高特、马什、科布、怀斯曼、莱尔、马丁、雷德和肖提。虽然其他两个排幸存的队员多一些，但也减员甚多，和1排加起来也凑不成一个正常的排，更别说一个连了。”
除了受伤和牺牲的，巴斯托涅战役中的每个弟兄都饱受磨难，没有被大炮、子弹击中的人也仍然是伤员。在巴斯托涅没有未受过伤的人。正如温特斯所说的：“我不相信有人在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而没有留下任何伤疤，只不过有些伤疤是看不见的。可能这就是使E连的战士们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因素。”
他们彼此了解，相互间的熟悉程度只有那些在各种各样战术条件下并肩作战的人才能达到，只有那些面对严寒、食品不足、没有睡眠而又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的极度困难情况下同甘共苦的人才能达到。
他们共同面对恐惧。他们不仅惧怕死亡和受伤，而且担心所有的付出只是一场空。格伦·格雷写道：“在战争岁月里，我最为担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现在这种担忧仍然伴随着我……我经常在战争日记中写着，如果那些日子对我将来的生活没有积极的影响，那么付出的艰辛根本不值得。”
他们之所以能在突出部之战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兄弟连。在福伊村外的雪地里，在生死攸关的时刻E连团结在了一起，是因为二级军士长利普顿和其他军士（他们几乎都出自托科阿训练营），给了大家领导、毅力和凝聚力。虽然来了个新的连长，虽然不断有军官和战士加入，但因为有那些士官在，E连的精神得以保持。温特斯作为2营的副营长，且常常代理营长（斯特雷耶中校大半个月都在团部工作，作为辛克上校的代理作训股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实践证明，斯皮尔斯是一名优秀的连长，他能使整个连队发挥出最佳水平。
韦伯斯特很好地描绘了这种精神。那时韦伯斯特已经两次受伤，但两次都重返战场。他不允许父母利用他们的关系帮他离开前线。他不接受E连内的任何职务。他是一名哈佛的知识分子，他的任何决定都是依据他对二战的独到观点作出的，一经形成便坚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