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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些肌肤晒成古铜色的金发女子，小伙子们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空谈女人整整3年之后，他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反亲善政策彻底失败了。”
小伙子们曾经想要伦敦、巴黎和鲁尔区的女人，这些女人也能满足他们，但据韦伯斯特的观察，“奥地利的女孩比欧洲任何其他地方的女孩都更整洁、更漂亮，身材更好，并且更好交往，因此小伙子们在这儿度过了特别愉快的时光。”
3。天天有狂欢
可供享用的酒源源不断。5月28日，韦伯斯特给他的父母写信道：“离开贝希特斯加登后，我们每晚都会喝醉。两天前我们抢了一所德国国防军仓库，发现了足足两箱烈酒——总计48瓶。所以你们寄给我的橘子粉就派上用场了。”
关于喝酒，斯皮尔斯上尉只制定了一条长期生效的命令——不准在兵营外面醉酒。士官们对这条命令是严格贯彻的，他们不想看到执行警卫任务的弟兄因为喝醉酒而发生什么事故
，也不想看到喝醉的弟兄一个劲地在街头或山路上晃荡。然而在营房里，弟兄们只要不喝醉，就可以不受限制尽情地喝。但大多数人都会喝得酩酊大醉。
韦伯斯特所在的班里总有一满罐现成的冰茶和烈酒。他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每天晚上，“喝到8点钟时，马修斯开始结结巴巴、口齿不清起来；马什吹嘘起他的班和他的弟兄们是如何地对他惟命是从；肖提安静地坐在一张床上，呲着牙咧着嘴；温又是大笑又是大喊着一些巴斯托涅的旧事；麦克里里在夸耀自己的勇敢——‘整个排再没有比我更勇敢的人了’——这话毫不谦虚但确实是事实；吉尔摩在拼命地烫衣服，他这种表达高涨情绪的独特方式最受大家欢迎；黑尔一边流口水一边又往嘴里灌进一杯酒；从不吵闹的克里斯坐在后面冷冷地沉默着；里德烂醉如泥地瘫在扶手椅里；我醉得还比较有风度，不声不响地睡熟了。”
小伙子们会游一整下午泳或打一场垒球，来摆脱由宿醉引起的不适。温特斯是不喝酒的，他对饮酒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韦尔什和尼克松都酗酒。他从不责备那些在自己的空闲时间喝醉的人。每当他想尝试一下的时候，每天下午发生的那些过激行为就会提醒他不要去碰酒。温暖的阳光下，打垒球的弟兄们都只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至少有一处伤疤。有些弟兄在前胸、后背、手臂或腿上有两处、三处甚至四处伤痕。“请别忘了，”温特斯总结说，“我在卡普伦看到的只是一些伤得并不严重的弟兄。”
还有件事同样提醒人们：E连和其他单位为了到达卡普伦付出了怎样的代价。6月5日22时，弟兄们在一起庆祝诺曼底空降一周年。韦伯斯特感到虽相隔仅一年，他们的处境却是天差地别。一年以前的22时，“我的心跳得就像吉恩·克鲁帕敲出的鼓点一样，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而现在的我呢，坐在阿尔卑斯山上一间舒适的屋子里，一手拿着一大杯加了冰的杜松子酒，一手握着笔。从德文郡机场出发的许多弟兄已经牺牲了，分别葬在圣母教堂的公墓、索恩和比利时，但我还在这儿，真是老天保佑，今晚我们应该用死去的弟兄们会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纪念他们——开一个无拘无束的热闹的晚会。”
军官们也正在举行晚会。斯皮尔斯抢到了几箱上好的白兰地，在宿舍和一个带着小孩的漂亮的波兰难民享用美酒。辛克上校在团部——采尔旅馆举办了好几次令人难忘的晚会。有天晚上，他安排了506团的所有军官与泰勒将军及其参谋会面。那晚弟兄们玩得很痛快。斯特雷耶上校还和一位将军打了一架，用福利中尉的话来说，“他一喝多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福利中尉和其他几个人想出了个好主意。他们来到露天停车场把泰勒将军的梅塞德斯车（原来它属于希特勒）的汽油抽走了一大半。他们想像着半夜时分，泰勒在回贝希特斯加登的路上因为没有汽油而只能困在路上的场面一定很有趣。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辛克上校就特意把所有军官召集起来训话。大家在旅馆外面排好了队。辛克痛斥了他们一顿，说他们的行为是不光彩的。他特别提到了昨天夜里的吵闹和恶作剧。他刚接到泰勒将军的电话，泰勒的车没油了，他在车上坐了4个小时，直到他的司机找到了一个5加仑的大汽油罐。福利没有站出来坦白，他说：“辛克并不在意大家伙儿有没有听他说的话，他只是很生气地把我们痛骂一顿，并不在乎我们是否在听，只是一字一顿地大喊着让我们见鬼去。”
辛克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一个星期后，他宣布7月4日举行大型庆祝活动。但4号下起了雨，5号仍然下雨。不过没关系，6号是一个好天，庆祝活动开始了。“辛克第六”是弟兄们对这次事件的称呼。
各种体育活动层出不穷。滑翔机乘着高山气流飞越湖面的场面随处可见。一天下午，伞兵运输机司令部借给弟兄们一架C—47，有12个人从这架飞机上空降到了湖里。食物和酒的供应十分充足。公园里，当地的音乐家穿着皮短裤演奏着“翁巴、翁巴”的调子。美国兵们要他们演奏美国流行歌曲，可惜他们演奏得并不熟练。大家都在翩翩起舞。每个女孩都带着难民的臂章（反亲善政策仅适用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难民不受此政策的限制，然而当地山区的女孩子们也有许多标识难民的臂章），但就像福利中尉印象中的那样，“狂欢的人群里没有一个是难民”。
山区的好天气，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无拘无束地与女人交往，放开肚子喝酒，轻松的勤务工作，受欢迎的狩猎运动，加上一个脾气暴躁却人见人爱的上校，在韦伯斯特看来，在滨湖采尔的日子正是“军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4。恼人的积分制度
这个夏天对E连的弟兄们来说可谓有生以来最完美的夏天。可事实上，头几个星期一过，大多数的弟兄们就都厌倦了。军队的官僚作风使他们失望和厌烦，他们过量地饮酒，他们很想回家。
要想回家就得积到相应的分数，于是积分几乎变成了弟兄们聊天的惟一话题，这个话题又让大家的心情变得更糟。按照陆军的积分系统，服满一个月现役、参加一次作战、获得一枚
奖章、结婚都可以得到加分。那个让人感觉遥不可及的基本分数是85分。只有达到或超过这个积分的人才有资格退役，可以马上坐船回家。分数不够者注定只能留在师里，很有可能还要参加在中国或日本的“大空降”。
军官和士兵破天荒地特别重视起奖章来。一枚铜质紫心奖章可以积5分。毋庸置疑，军队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体系不可避免地对积分产生了不公平的影响。福利中尉回忆道：“有传闻说团里的某个副官仅仅因为挑选了采尔旅馆作为辛克的团部，就捞了个铜质紫心奖章。”
E连的弟兄们在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受骗的感觉：在伞兵部队，除了紫心奖章外几乎不可能赢得其他勋章。“比如在101师吧，”韦伯斯特写道，“只有两个人被授予过荣誉勋章——502团的一个二等兵和一个中校——他们都在行动中牺牲了。温特斯少校参加过在诺曼底与德国炮兵连的激战，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荣誉勋章，但他只获得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而且这在2营也仅他一人。在E连，获得银星奖章的只有斯皮尔斯上尉和另外两三人，约有12个弟兄获得过铜质紫心奖章。但是，获得紫心奖章的人很多，而且它算不上什么奖章，只不过是步兵的徽章而已。”
E连的大多数弟兄在他们的欧洲战区饰带上只有4颗星形战斗奖章，不比那些从来没有离开基地的文书所获得的更多。“比如说麦克朗，”韦伯斯特抱怨道，“他沉默寡言、瘦高、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没人注意到他。但和他同在第3排的弟兄们却敢发誓，这个老家伙干掉的德国人比营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多。麦克朗能嗅到德国佬的踪迹，寻而歼之；他在黎明的进攻和夜晚的巡逻中追杀他们；他费尽周折地杀德国人，他冒的风险和自愿承担的危险任务比E连的任何其他弟兄都要多。麦克朗一天不落地参加了诺曼底、荷兰和巴斯托涅的战斗。他得到了什么功绩呢？仅仅是一个欧洲战区的饰带和4颗星形战斗奖章。”
希夫提·鲍尔斯中士也和麦克朗的情况差不多。和101师的其他优秀战士一样，他没有奖章，连紫心奖章也没有，所以也没有足够的积分。大伙的怨气日趋高涨，泰勒将军不得不决定以连为单位举办一次抽签活动，抽中的人可以轮流回家。鲍尔斯不想参加抽签。“见他的鬼去吧，保罗，”他对罗杰斯中士说，“我这辈子啥也没赢过。”罗杰斯劝他去试试，没想到他真的被抽中了。
他刚一抽中，就有一个士兵提出用1，000美元跟他换这次回家的机会。鲍尔斯回忆道，“我想了一会儿，1，000美金的确是一个大数目，但最终我还是回答他，‘不，我还是要回家。’”
鲍尔斯收拾了他的战利品，主要是手枪，办好了必要的文字手续，领了回家的路费，和另外10名幸运的弟兄一起去了慕尼黑。没想到他们乘坐的那辆车在转弯时出了车祸，一辆美国大兵的卡车迎头撞了过来。鲍尔斯被甩出车厢，摔在车道上，摔断了好几根骨头，还摔出了严重的脑震荡。另外一个“幸运”的士兵在这次事故中死了。鲍尔斯住进了医院，在那儿他的路费和纪念品都被小偷偷走了。最后，他坐一艘医疗船回了家，比原先被他甩在后面的弟兄们还要晚几个月。
厨师和文书也能得到和身处一线的步兵一样的积分，这已经让弟兄们十分恼火，而混乱的积分制度更加深了这种不满。弟兄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计算分数，但关键在于使团里的副官相信。韦伯斯特确信自己积了87分，但积分记录却显示他的分数还不到80分。
泰勒将军竭尽全力帮助他的这些老兵。他宣布任何一个曾参加过诺曼底、荷兰和比利时或由于受伤而错过其中一场战役的弟兄都将获得一枚铜质星形奖章。当然，这一举措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却招致了大家更大的不满，那是由于在泰勒宣布该决定之后，又拖了好几个星期，奖章和嘉奖令——以及随之而来的最重要的那5分——才变成了现实。
所有这些琐碎无聊的军纪细节都让弟兄们对军队及其作风的不满与日俱增。征兵人员正在军官和弟兄们之间来回游说，劝他们加入常备军，几乎无人响应。韦伯斯特说出了大多数军人的心声：“我对陆军厌恶至极，这种深深的憎恶从来就没停止过。我只要活着就不会说它一句好话。”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我在军队中90％的时光都被浪费了。”惟一一件让他有收获的事是“我确实学到了如何与人相处”。当辛克想给韦伯斯特一个正式任命时，韦伯斯特想了一会儿后说他情愿放弃。
5。酗酒引来的杀戮
除了记分体系会带来不满与怒气外，陆军里随处可见的酗酒现象、过量的手枪和缴获的汽车过多也都成了引起麻烦的祸根：对在奥地利的101师来说，交通事故的危险性决不亚于当初在比利时面对的德国军队。在奥地利最初的3个星期里一共发生了70起车祸，比6月和7月内的6个星期发生的事故还要多。共造成20人死亡，近百人受伤。
一天晚上，罗伯特·马什中士开着辆德国卡车带着二等兵约翰·詹诺威克从关卡走小路
回营房。詹诺威克斜靠在一扇不结实的车门上。车撞上了一根木头，詹诺威克失去了平衡，摔下了车，头部着地。马什火速把他送到滨湖采尔的团救护所，但由于颅骨破裂，詹诺威克死在了路上。他的私人物品很少，只有一只手表、几枚空降徽章、钱包和伞兵绶带。斯皮尔斯上尉把它们收拾在一起，寄给了詹诺威克的父母。“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旅程，”韦伯斯特写道，“他曾空降在荷兰，战斗在巴斯托涅。他讨厌陆军，但当今天，战争已经结束了，回家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的时候，他却死了。”
马什并非酒后驾车。让弟兄们引以为豪的是，在这方面，E连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记录：一向只委派那些头脑清醒、责任心强的士兵去执行守卫任务或在关卡执勤，而且弟兄们从不酒后驾车。其他连就没有这么小心谨慎了。二等兵奥基夫回忆起某天晚上，他和二等兵劳埃德·盖伊在萨尔费尔登和滨湖采尔之间的关卡里执勤时遇到的一件事。“一辆德军的敞篷小汽车沿着路飞驰而下，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盖伊和我跳出来挡在路上迫使车停了下来。车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