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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演义-第2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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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思远见白崇禧表情痛楚,不知李宗仁在信中说了些什么使白崇禧伤心的话,便很想作些解释,在此山穷水尽之时,他愿李、白仍能保持他们之间几十年的友谊。他轻轻问白崇禧道:
  “健公,你怎么啦?”
  白崇禧仍不说话,只把李宗仁那封信递给程思远。程思远接过一看,心中也微微一怔,因为李宗仁致白崇禧的信,除去称谓和署名,只有寥寥一语: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唯独不可去台湾!”
  程思远把信默默地装入信封中,他觉得李宗仁对蒋介石的看法简直洞若观火,而对与自己数十年形影不离、患难与共的白崇禧,则不乏情深意重,李最担心白感情用事,蹈入火坑不能自拔,因此千言万语,尽在这十几个字之中,实是耐人寻味。
  “健公到底准备怎样打算呢?”程思远问道。
  “老蒋派罗奇带信来,请我去台湾组阁,并给华中部队送来了军饷。”白崇禧说道,“何去何从,还得看看再说。”
  程思远听了暗吃一惊,心想李宗仁真是有远见,老蒋看来真的在打白崇禧的主意了,便说道:
  “健公,依我之见,去台湾必须慎重考虑。这次入台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入京情况根本两样:抗战爆发时,蒋介石要广西编组几个军北上参战,所以健公一入京就任副参谋总长并代参谋总长职;而今你手上的本钱已所剩无几,蒋还要你出来组阁吗?如果他果有此心,为什么九月间一再反对你出来当国防部长呢?为什么十一月初你提出的蒋、李妥协方案他不接受?蒋要健公赴台,这里边恐怕大有文章呀,德公的话,未雨绸缪,望健公三思而后行之!”白崇禧沉吟不语,心中宛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几十年来,他以神机妙算“小诸葛”的称号,为李宗仁出谋,替蒋介石策划,他机智果断,料事如神,深为李、蒋所倚重。
  但是,这大半年来,他竟然着着失算,一败再败,最后遭致十数万大军覆没。退回广西时,他曾准备组织西南防线,在美国的支持下以广西为反共复国基地,不料他在广西才呆了一个月,便逃到海南岛来了。最令他沮丧的乃是他在南宁总部所作的预言的破产:他以精确的计算,共军在崇山峻岭中蛇行六百里,是无论如何赶不上乘汽车走四百里的国军的。因此他才以重金向陈济棠租借十几艘舰船去龙门港接运他的部队。谁知共军以一天一夜一百八十余里的行军速度,提前赶到钦州,而他的部队乘坐汽车沿途遭到共产党游击队的袭击,桥梁道路频遭破坏,五天才走了四百里,到达钦州小董一带时,便全部掉进了共军的伏击圈,数万人和数以千计的卡车和物质全部被共军俘获,无一人漏网上船,他机关算尽,到头来是“赔了金钱又折兵”。现在,退到海南孤岛,他已成了光杆司令,何去何从,竟要李宗仁和部下来为他策划,他感到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去台湾,他确也担心蒋介石找他算账,不去台湾,他又不甘心到海外过寂寞的寓公生活,因此思来想去,皆无良策,而海口又非可久留之地……程思远见白崇禧不说话,想必是内心矛盾重重,无从谈起。便说道:
  “我再过一天返港,与张向华等联络商谈组织第三势力的问题。不知健公还有何吩咐?”
  “你走吧!”白崇禧喘了一口气,没说什么。
  第三天,程思远仍乘他包的那架小型飞机飞回香港。黄旭初不愿再在海口呆下去了,便以到香港找法国驻华使馆代办处办理去越南的签证为理由,与程思远同乘一架飞机,直飞香港。临行前,黄旭初握着白崇禧的手,问道:
  “健公,下次我们在哪里聚会?”
  “桂林榕湖边的白公馆!”白崇禧毫不含糊地答道,“中华民国要复国还得从两广复起!”
  “多保重!”黄旭初什么也不愿再说了,他觉得白崇禧的话,不再是当年那个小诸葛的神奇预言,而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垂危病人的呓语。
  黄旭初去了,时人称为李、白、黄的桂系军阀集团头目,从此星散,天各一方。
  海口外有密密的椰林和排排木麻黄树,冬日的海滩上,海浪拍打着黄金似的沙滩,发出单调的哗哗声。红日西沉,海水由蓝变黑,鸥鸟贴水飞舞,寻觅晚归的渔船抛弃的碎鱼烂虾。但是,海天之间,竟没有一点帆影,海滩前不见一艘渔船,饥饿的鸥鸟叽叽咕咕地叫唤着,在海面惊慌失措地乱飞。
  海滩上,幽灵似的有个漫步的人影。他头戴黄呢大盖帽,把脖子缩在拉起的黄呢大衣的领子里,两只手伸到呢大衣的两个口袋中,海风拂动着大衣的下摆。海滩上,留下他踏出的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不明内情的人,准会认为这是个行将跳海自尽之人,正在打发着他一生中最后的日子。
  白崇禧在海滩上已经哪踢了半日,他内心的芒闷和徬徨,实与跳海自尽的人死前的心理极为相似。但是,白崇禧绝不会跳海自杀!他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已经一败涂地,绝无东山再起之日。“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这是他一生带兵、从政的座右铭,败而复起,屡仆屡起,这便是他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黄旭初和程思远走后,蒋介石又连连来了几封电报,催他赴台组阁,电文亲切,充满感人之意。罗奇又整天来向他游说纠缠,陈济棠、薛岳、余汉谋等人,闻知老蒋要白赴台组阁,对他的态度也大大改变了。原来他们不过把他看成是一位落魄的桂系头目来借地盘栖身的。从前,桂系势力煊赫之时,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对李、白不得不怀敬畏之情,而今桂系已败落到无家可归,前来哀求他们收容,陈济棠等可就再也不买李、白的账了。因此白崇禧逃到海口,大有寄人篱下之感。现在,李、白的势力虽已败落,如果老蒋要重新启用白崇禧的话,则桂系有复起之可能。陈济棠等为着将来的利益着想,对白崇禧一反冷落而为热情,甚至薛岳还特地邀请白崇禧驱车同去巡视他在海南经营的“伯陵防线”。他们对白优礼有加,大有将他尊之为党国第二号人物之势。白崇禧那心又狠狠地动荡了一阵,在这个世态炎凉的世界上,没有兵,没有权,便没有一切,叫他不带兵,不当权,就是要他不要再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有一天夜里,李品仙单独来见白崇禧,李品仙悄声说道:
  “健公,你对去台湾拿定主意了吗?”
  白崇禧摇了摇头。李品仙又道:“我看,老蒋派罗奇来催健公走合,是想委以重任。但是我们和他斗了这么多年,不知他此举是否出于至诚,健公切不可贸然飞台,不如让我先去走一趟,把老蒋的底摸一摸,如果他真心诚意要重用健公的话,就去,否则,我们再投别处也不迟。”
  李品仙这话,正中白崇禧的下怀。白崇禧是个热衷于权位之人,他盼望能到台湾去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但又怕老蒋算旧账,正在徘徊之中,李品仙自告奋勇赴台为他摸底,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可是,他又没有料到,李品仙已和罗奇暗中勾结在一起了。当年,白崇禧率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北伐到平、津时,蒋介石为了搞垮桂系,利用唐生智出面收买旧部挤走白崇禧,李品仙当时不但不帮白崇禧的忙,反而趁白出走,暂代了白的总指挥职务,等候他的老上司唐生智前来接事。二十年后,李品仙又重演故伎,再一次出卖了白崇禧。这一点,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连做梦也想不到会落入圈套。李品仙到台湾见蒋介石后,不久便函电交驰,说蒋请白组阁实出于至诚,可赴台无虞。罗奇又每天来催促,陈济棠和薛岳也不断打电话和派人前来打探白赴台之日期,以便设宴欢送甘白崇禧决定明日乘飞机直飞台湾,重新与蒋介石合作,共商反共复国之大计。夏威见白崇禧决意赴台,不便劝阻,便借口需先到香港安顿家眷,于前一日搭乘一架便机,飞到香港去了,从此寓居香港。白崇禧独自一人,心情有些郁闷,便到海滩上来漫步。
  海天茫茫,暮色深沉,鸥鸟已经无影无踪,海风在无休无止地刮着,海浪在不知疲倦地奔腾跳跃,海和天已经融成一体,一片混沌迷离。白崇禧的双脚在机械地运动着,虽然明天就可以到台湾了,可以重掌党国中枢。但是,不知怎的,他的心魂总有些不定,方寸无法收拢。忽然,李宗仁迎面走来,大声疾呼着,劝阻他上飞机。“去不得!去不得!”象是桂军将士发出的呼喊。一会儿,是蒋介石在台北机场迎接他,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列队迎候,礼极隆重。他眨了眨眼睛,眼前除了无垠的海滩和黑沉沉的大海,什么也没有,那呼喊声乃是大海发出的涛声。他有些踟蹰不前了。他觉得自己似乎正往那沉沉的大海里走去,将被海浪席卷、吞噬。
  蓦地,李宗仁从海滩上奔来,紧紧地把他往大地上拉,而蒋介石却从海中钻出来,拼命将他往海里拉,他们都相持不下,拉得他手足疼痛。白崇禧再也按捺不住了,仰头向苍天大声呼叫着:
  “介公!德公!你们永远是我的长官呀!我白崇禧一生只有两个长官啊!”大海涨潮了,卷起无数惊涛骇浪,汹涌澎湃的浪头,扑打着白崇禧军大衣的下摆,他跌跌撞撞地走着,本能地逃避着海浪的扑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白崇禧由海日直飞台北。蒋介石给他的并不是组阁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待遇,而是把他摆在和软禁中的张学良相似的地位。他幽居台北,军阀混战中驰名天下的小诸葛,从此湮没无闻。
  后记
  《第一个总统》出版后,有人问我:“你写孙中山,是否与他沾亲带故?”这个问题,在有关谈创作的文章里,已说过了,这里不必赘述。现在,又有人问我:“你写桂系,是否与李、白、黄沾亲带故?”这叫我怎么说呢?我家原属广西百寿县,与李宗仁先生老家树头村相距仅三十余公里,中间隔着一座高耸的金竹坳。我的舅舅早年投入桂系第七军,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其后,又率部在河南与日军血战,桂柳会战中,参加过桂林保卫战。1949年底,舅舅奉白崇禧将军之命,率部退入越南,后辗转去台湾。直到今年五月,才有幸回归故土探亲,与我母亲团聚。这样说来,我与桂系,是既沾亲又带故了!记得大约是1949年底的某一天,李、白部下的桂北军政区司令官周祖晃将军率残部由桂林退到百寿县,我曾在县城旁边的校场岭上,看到过坐在草地上的桂军士兵,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号称能征善战的桂系军队。
  当然,仅凭以上这点历史渊源关系和见闻,是写不出一百余万字的《桂系演义》的。
  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一次茶话会上说:“近百年来有代表性和反映社会情况的典型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看,看看他们如何存在、发展和衰亡,有人说将袁世凯、蒋介石等几个家族写成小说不下于左拉的作品。那些典型人物,所代表的社会死亡了,本来也会死亡的,但这些事迹可以记载下来。一个社会总有它的代表人物,这是必然,至于谁来代表,这是偶然。……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五四’时代就提倡叛逆精神,一个人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总理的这一席话,可以说是《桂系演义》这部书创作动机的发端。在写作《第一个总统》时,我曾花了许多时间搜集和研究孙中山先生与桂系关系的史料。但是,《桂系演义》这部书的写作乃至成书,却是由漓江出版社的陈肖人同志一手促成的。肖人同志既是位著名的作家,又是位有胆识的出版家。《第一个总统》的上、中两卷书刚出版,他便与我签订了《桂系演义》的出版合同。由签合同到完稿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其中参与写作和修改五十余万字的《第一个总统》下卷又用去一年。这中间我没休过一个节假日,除了外出查阅史料、采访有关人士及考察山川地理,没有停过一天笔。
  我生在农村,长在乡下,自幼听过许多历史演义和传奇故事。上学后,又特别喜爱历史课。上初中时,我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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