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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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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此前刚刚受过人多势大的张国焘的气,面对徐海东等人无条件的欢迎,他不能不感到是莫大的欣慰。
  徐原是张国焘的部下36团的团长,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时,负伤的徐负责留守苏区。1936年9月,在甘肃的打拉池,徐见到分别4年的老上级见面了,据张国焘回忆:“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地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诬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26)此时,张仍握有重兵,徐的劝说,对毛有是有利的。
  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P48)共产党人并不完全否认善有善报的旧伦理,毛泽东更是爱憎分明。
  12 病1940年,徐病倒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岗位上,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养病生活,49年以后基本不参加政治生活。也正因此,直到“文革”前,他的生活是风平浪静的。而1955年与徐同时被评为大将的,除陈赓1960年病逝外,其他的八个没有一个人没有挨过批。
  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张云逸1950年因被毛泽东认为剿匪不力而被免去广西首脑的职位,此后长期不受重用;总参谋长粟裕1958年因“独立王国”问题挨批。
  总参谋长黄克诚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
  总政治部主任谭政1960月10月因“反党宗派集团”被打倒。
  总参谋长罗瑞卿1965年以篡军反党之名被打倒,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腿。
  海军司令员、政委肖劲光1966年挨批,整个“文革”期间靠边站。
  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副院长王树声1966年被批。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1969年被摧残至死。
  徐海东没有享用过上述8人的显赫权力,却也少了他们几乎时时面临的紧张和陷阱,身体上的病使他免除了政治上的“病”。其实,即使本来没有病或病情不重的人,一遇政治风暴,也容易得病或病情加剧。1952年6月,叶剑英就广东“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问题在华南分局会议上作检讨,不久心脏病发作,次年2月好转。1959年9月,正受批判的张闻天患前列腺肥大症,直到1960年2月才痊愈。高级领导人都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一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病,但突然发作、甚至致死,通常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身体的疾病与政治的灾难是有关联的。像刘少奇、贺龙这样的长期担负重要权力的人,如果不是突然遭受打击,是肯定不会死亡的。
  权力是政治家生命的一部分,领导人的身体是否有病、是否需要治疗,有时并不取决于身体状况;一些重要人物住院与否,可能是特定时期政治气候的睛雨表。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泽东的批评而告病休息;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给毛写信,积极支持在农村实行“责任田”的政策。“毛主席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陈云同志闻讯沉默不语。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写信给小平同志并转毛主席,说明因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27)从1962到1965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严重冲突、毛再度跃入前台直至发动“文革”的关键时期。陈是老资格的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批判“反冒进”之后,他被认为是“一惯右倾”。陈对毛的领导作风有清醒的认识。此时他主动说自己“身体状况不好”,使他后来的政治状况至少比刘、邓等人好一些。
  与陈云以病避祸不同,康生是以病来打发政治上的失意。延安整风期间,康重权在握,是毛泽东、刘少奇之下的第三号人物。“七大”之后,毛泽东需要加强党内团结以推翻国民党政权,康生的整人术已不是急需,只能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屈居中央委员饶漱石之下任山东分局书记,49年之后更是沉寂无闻,“八大”连政治局委员也当不上。于是“养病”成为他的主要工作。1959年批判彭德怀后,党内斗争再趋激烈,康生的“病”也就好了,在此后的10间再度成为毛清洗党内对手的出鞘之剑,在1969年的“九大”成为党内第五把手,林彪事件后,更一跃成为党内三号人物。对于康生来说,要么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要么是在泉林山色之、金石书画中养病,他的进退基本上可以反映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
  13 “最高指示”的力量“文革”期间,徐的日子也不好过。1967年“武汉事件”后,有人说他是陈再道的后台。但毛泽东没有忘记徐的“大功”,“当林彪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同志极其高兴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恩来同志含泪走过来,亲自给安排坐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同志特地转过身来向他打招呼。”(28)会议结束时,徐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当代中国政治的动作逻辑是,即使你当上中央委员、政治委员,也不能说你就没有问题了。1969年10月,徐仍被赶出北京,次年寂寞地死在郑州。不过,不能就此认为毛泽东说话不算数或不够力量。分析起来,有三种类型。
  一是说话不算数。1966年8月贺龙的命运危危可岌之后,毛两度对说“我保你”。但几个月后,得到毛的许可,“打倒贺龙”的口号已响彻北京。如何判断毛是否会出尔反尔,是党内的一门学问。
  二是说了也就说说而已。打倒贺龙是毛同意的,对徐的迫害却不一定得到毛的认可,但毛也没有要人认真落实对徐的保护。在当时政治棋盘上,徐还没有重要到使毛真正抒的命运放在心上。
  三是真正的“凡是派”太少,甚至干脆就没有,毛的一句并不真的顶一万句。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凡是”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甚至他也不真的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例子就是“纪凯夫事件”。1952年4月,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盗窃案,报案人纪凯夫被定为作案人受到刑讯,而重点怀疑人、支部书记王清则因是老干部而消遥法外。这一处理得到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副书记吴德峰、书记张平化等要人的支持。后来中南局纪委派出联合检查组,推翻了这一结论。副总理薄一波在武汉得知此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除要中组部下令中南局将周季方开除党籍外,还亲自给中南局发电:“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泰山压顶,除王清被法办外,武汉市主要领导人也都受到到处理:张平化被降为副书记,吴德峰被撤职,周季方被判刑。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应当说是铁板钉钉了。但就是因为此案涉及到张平化这样的高官,此后就几次翻案。1979年,湖北省纪委作出《关于撤销周季方同志处分问题的决定》,并批评当年公正处理此案的原中南局纪委秘书长李之琏。应李的要求,1981年10月,中央五部委组成审理组,再次认定“纪案”不是错案,但由于张平化等人的“不断写信给中央反映”,这一审理结果直到1988年6月才由中纪委最后通过。(29)可见一旦牵涉到自己的名誉地位,“凡是派”人物对“最高指示”并不完全尊重。
  这也说明,意志坚强、谋略精深如毛泽东,其实并不能按照他的意愿来改造中国,他的思想观念、路线政策,经过各级官员的层层过滤筛选,已有很大失真。这一方面可以解释毛制定的方针政策何以过于严格严厉,另一方面也提醒后人不能要求毛泽东为当时的一切冤假错案负责,邓小平后来就多次表达过这一意思。
  徐海东简历1900年6月生于湖北大悟县(原黄陂县)一个六代窑工的家庭。
  1925年4月由李树珍、吝积堂介绍入党。1926年5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四军任代理排长。
  1927年6月,回黄陂家乡开展农民革命,先后任区农民自卫队长、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西南总指挥、鄂东警卫二团团长等职。
  1931年3月,任红四军团长、红四方面军师长等职。
  1932年四方面军力撤离后,留下的部队组为红25军,徐先后任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
  1935年9月,率红25军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26军、27军汇合,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中共陕北省委委员。
  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旅长。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1945年后长期休养,1955年被授予大将衔。
  1970年3月逝世。
  注释:(1)参见胡士华:《大将之女──大别山农妇》,北京:《文艺报》2000年9月2日。
  (2)(5)(24)(25)《王首道回忆录》页15、136、198、194,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3)《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10─12期。
  (4)(18)斯诺:《西行漫记》页269、271,北京:三联书店,1979。
  (6)(21)(2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222─223、314、314,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7)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页21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8)《莫文骅回忆录》页650,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9)王若水:《此情可待成追忆》,载王蒙、袁鹰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0)(16)(20)参见张麟:《徐海东将军传》页79─80、170─172、176,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11)《王平回忆录》页6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12)引自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页15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3)《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引自戴向青等:《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140,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14)(1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页146、160,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17)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页24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9)《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512,人民出版社,1964。
  (22)引自《叶飞回忆录》页77─78,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23)参见李涛编著:《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页123─12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12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8)参见韩先楚、刘震、陈先瑞:《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怀念徐海东同志》,载《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9)参见李之琏:《纪凯夫事件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徐海东大将建国后的遭遇徐海东的资格很老,军功也很厚,1934年,他和吴焕先(李先念的恩师,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共同领导红二十五军,他是军长。地位和徐向前等人都是不相上下的,而且,徐海东虽然战功赫赫但是,从不居功自傲,1934年11月,他主动让出军长的位置,担任副军长,风格很高,此后,他主动要求协助张云逸、罗炳辉,担任副手,1940年1月,旧病复发,就此退出军队,长期养病,但是,因为他的军功很盛,早年以谢子长、刘志丹、徐海东、程子华并称于西北,所以,1955年,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
  徐海东建国以后,身体本来已经好转,但是,由于他为人说话很是不注意,得罪了不少的军中要人,其中得罪的最狠的就是后来官高位显的罗瑞卿!徐海东还是在陕北的时候就和罗瑞卿不对劲,他一贯瞧不起罗瑞卿的谄媚,解放以后,罗瑞卿官运亨通,1959年以后更是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然而,徐海东并不买他的帐。
  1955年评定军衔以后,不少原来他的部下都像他表示祝贺,王树声、谢富治、王新亭、许世友、周纯全等人来看他,还说了一些当年的往事,徐海东当着他们的面就说:“有什么可高兴的,老子(徐海东一贯称自己是老子,军中闻名)身上15个洞,也才换来四个星,人家不费劲就拿下了,杨罗耿以杨为首,可是,杨才是上将,没听说政委比司令大的!他不就是靠着一碗红烧肉才出的名吗?有个屁用!”
  徐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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