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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毛泽东此前刚刚受过人多势大的张国焘的气，面对徐海东等人无条件的欢迎，他不能不感到是莫大的欣慰。
徐原是张国焘的部下36团的团长，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时，负伤的徐负责留守苏区。1936年9月，在甘肃的打拉池，徐见到分别4年的老上级见面了，据张国焘回忆：“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地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诬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26）此时，张仍握有重兵，徐的劝说，对毛有是有利的。
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P48）共产党人并不完全否认善有善报的旧伦理，毛泽东更是爱憎分明。
12 病1940年，徐病倒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岗位上，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养病生活，49年以后基本不参加政治生活。也正因此，直到“文革”前，他的生活是风平浪静的。而1955年与徐同时被评为大将的，除陈赓1960年病逝外，其他的八个没有一个人没有挨过批。
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张云逸1950年因被毛泽东认为剿匪不力而被免去广西首脑的职位，此后长期不受重用；总参谋长粟裕1958年因“独立王国”问题挨批。
总参谋长黄克诚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
总政治部主任谭政1960月10月因“反党宗派集团”被打倒。
总参谋长罗瑞卿1965年以篡军反党之名被打倒，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腿。
海军司令员、政委肖劲光1966年挨批，整个“文革”期间靠边站。
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副院长王树声1966年被批。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1969年被摧残至死。
徐海东没有享用过上述8人的显赫权力，却也少了他们几乎时时面临的紧张和陷阱，身体上的病使他免除了政治上的“病”。其实，即使本来没有病或病情不重的人，一遇政治风暴，也容易得病或病情加剧。1952年6月，叶剑英就广东“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问题在华南分局会议上作检讨，不久心脏病发作，次年2月好转。1959年9月，正受批判的张闻天患前列腺肥大症，直到1960年2月才痊愈。高级领导人都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一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病，但突然发作、甚至致死，通常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身体的疾病与政治的灾难是有关联的。像刘少奇、贺龙这样的长期担负重要权力的人，如果不是突然遭受打击，是肯定不会死亡的。
权力是政治家生命的一部分，领导人的身体是否有病、是否需要治疗，有时并不取决于身体状况；一些重要人物住院与否，可能是特定时期政治气候的睛雨表。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泽东的批评而告病休息；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给毛写信，积极支持在农村实行“责任田”的政策。“毛主席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陈云同志闻讯沉默不语。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写信给小平同志并转毛主席，说明因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27）从1962到1965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严重冲突、毛再度跃入前台直至发动“文革”的关键时期。陈是老资格的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批判“反冒进”之后，他被认为是“一惯右倾”。陈对毛的领导作风有清醒的认识。此时他主动说自己“身体状况不好”，使他后来的政治状况至少比刘、邓等人好一些。
与陈云以病避祸不同，康生是以病来打发政治上的失意。延安整风期间，康重权在握，是毛泽东、刘少奇之下的第三号人物。“七大”之后，毛泽东需要加强党内团结以推翻国民党政权，康生的整人术已不是急需，只能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屈居中央委员饶漱石之下任山东分局书记，49年之后更是沉寂无闻，“八大”连政治局委员也当不上。于是“养病”成为他的主要工作。1959年批判彭德怀后，党内斗争再趋激烈，康生的“病”也就好了，在此后的10间再度成为毛清洗党内对手的出鞘之剑，在1969年的“九大”成为党内第五把手，林彪事件后，更一跃成为党内三号人物。对于康生来说，要么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要么是在泉林山色之、金石书画中养病，他的进退基本上可以反映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
13 “最高指示”的力量“文革”期间，徐的日子也不好过。1967年“武汉事件”后，有人说他是陈再道的后台。但毛泽东没有忘记徐的“大功”，“当林彪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同志极其高兴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恩来同志含泪走过来，亲自给安排坐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同志特地转过身来向他打招呼。”（28）会议结束时，徐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当代中国政治的动作逻辑是，即使你当上中央委员、政治委员，也不能说你就没有问题了。1969年10月，徐仍被赶出北京，次年寂寞地死在郑州。不过，不能就此认为毛泽东说话不算数或不够力量。分析起来，有三种类型。
一是说话不算数。1966年8月贺龙的命运危危可岌之后，毛两度对说“我保你”。但几个月后，得到毛的许可，“打倒贺龙”的口号已响彻北京。如何判断毛是否会出尔反尔，是党内的一门学问。
二是说了也就说说而已。打倒贺龙是毛同意的，对徐的迫害却不一定得到毛的认可，但毛也没有要人认真落实对徐的保护。在当时政治棋盘上，徐还没有重要到使毛真正抒的命运放在心上。
三是真正的“凡是派”太少，甚至干脆就没有，毛的一句并不真的顶一万句。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凡是”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甚至他也不真的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例子就是“纪凯夫事件”。1952年4月，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盗窃案，报案人纪凯夫被定为作案人受到刑讯，而重点怀疑人、支部书记王清则因是老干部而消遥法外。这一处理得到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副书记吴德峰、书记张平化等要人的支持。后来中南局纪委派出联合检查组，推翻了这一结论。副总理薄一波在武汉得知此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除要中组部下令中南局将周季方开除党籍外，还亲自给中南局发电：“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泰山压顶，除王清被法办外，武汉市主要领导人也都受到到处理：张平化被降为副书记，吴德峰被撤职，周季方被判刑。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应当说是铁板钉钉了。但就是因为此案涉及到张平化这样的高官，此后就几次翻案。1979年，湖北省纪委作出《关于撤销周季方同志处分问题的决定》，并批评当年公正处理此案的原中南局纪委秘书长李之琏。应李的要求，1981年10月，中央五部委组成审理组，再次认定“纪案”不是错案，但由于张平化等人的“不断写信给中央反映”，这一审理结果直到1988年6月才由中纪委最后通过。（29）可见一旦牵涉到自己的名誉地位，“凡是派”人物对“最高指示”并不完全尊重。
这也说明，意志坚强、谋略精深如毛泽东，其实并不能按照他的意愿来改造中国，他的思想观念、路线政策，经过各级官员的层层过滤筛选，已有很大失真。这一方面可以解释毛制定的方针政策何以过于严格严厉，另一方面也提醒后人不能要求毛泽东为当时的一切冤假错案负责，邓小平后来就多次表达过这一意思。
徐海东简历1900年6月生于湖北大悟县（原黄陂县）一个六代窑工的家庭。
1925年4月由李树珍、吝积堂介绍入党。1926年5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四军任代理排长。
1927年6月，回黄陂家乡开展农民革命，先后任区农民自卫队长、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西南总指挥、鄂东警卫二团团长等职。
1931年3月，任红四军团长、红四方面军师长等职。
1932年四方面军力撤离后，留下的部队组为红25军，徐先后任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
1935年9月，率红25军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26军、27军汇合，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中共陕北省委委员。
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旅长。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1945年后长期休养，1955年被授予大将衔。
1970年3月逝世。
注释：（1）参见胡士华：《大将之女──大别山农妇》，北京：《文艺报》2000年9月2日。
（2）（5）（24）（25）《王首道回忆录》页15、136、198、194，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3）《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10─12期。
（4）（18）斯诺：《西行漫记》页269、271，北京：三联书店，1979。
（6）（21）（2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222─223、314、314，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7）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页21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8）《莫文骅回忆录》页650，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9）王若水：《此情可待成追忆》，载王蒙、袁鹰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0）（16）（20）参见张麟：《徐海东将军传》页79─80、170─172、176，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11）《王平回忆录》页6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12）引自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页15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3）《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引自戴向青等：《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140，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14）（1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页146、160，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17）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页24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9）《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512，人民出版社，1964。
（22）引自《叶飞回忆录》页77─78，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23）参见李涛编著：《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页123─12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12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8）参见韩先楚、刘震、陈先瑞：《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怀念徐海东同志》，载《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9）参见李之琏：《纪凯夫事件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徐海东大将建国后的遭遇徐海东的资格很老，军功也很厚，1934年，他和吴焕先（李先念的恩师，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共同领导红二十五军，他是军长。地位和徐向前等人都是不相上下的，而且，徐海东虽然战功赫赫但是，从不居功自傲，1934年11月，他主动让出军长的位置，担任副军长，风格很高，此后，他主动要求协助张云逸、罗炳辉，担任副手，1940年1月，旧病复发，就此退出军队，长期养病，但是，因为他的军功很盛，早年以谢子长、刘志丹、徐海东、程子华并称于西北，所以，1955年，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
徐海东建国以后，身体本来已经好转，但是，由于他为人说话很是不注意，得罪了不少的军中要人，其中得罪的最狠的就是后来官高位显的罗瑞卿！徐海东还是在陕北的时候就和罗瑞卿不对劲，他一贯瞧不起罗瑞卿的谄媚，解放以后，罗瑞卿官运亨通，1959年以后更是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然而，徐海东并不买他的帐。
1955年评定军衔以后，不少原来他的部下都像他表示祝贺，王树声、谢富治、王新亭、许世友、周纯全等人来看他，还说了一些当年的往事，徐海东当着他们的面就说：“有什么可高兴的，老子（徐海东一贯称自己是老子，军中闻名）身上15个洞，也才换来四个星，人家不费劲就拿下了，杨罗耿以杨为首，可是，杨才是上将，没听说政委比司令大的！他不就是靠着一碗红烧肉才出的名吗？有个屁用！”
徐海东